中国的十次国运

1900年，中国国力处于历史最低谷。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强迫我国签署《辛丑条约》，规定赔偿白银4.5亿两。沙俄则趁机侵占东北地区，中国一度处于被瓜分的边缘。

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却迎来了国运上升期。1910年中国工业产值连世界前十都排不进去，但2010年中国就发展成世界最大工业国。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成功抓住了十次外部机遇，从濒临分裂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国。

第一次国运：一战加入协约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被集体卷入进来。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德国、沙俄、奥匈帝国垮台，英国、法国则元气大伤。

一战导致欧洲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为了应付战争，西方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控制。由于出口订单激增，中国轻工业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工业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大量铁路和电报线被铺设。

在一战前，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长期虎视眈眈，有吞并东北、内蒙、新疆的野心。一战后，沙俄垮台，新成立的苏联根基不稳，主动与中国缓和关系，并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我国北方暂时安定了下来。

一战后期，中国以输出几十万华人劳工为代价，成功加入协约国阵营，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黎和会一度被视为中国外交的耻辱，但其实不然，虽然山东的权益被日本暂时窃取，但中国却被免除了《辛丑条约》规定向德国、奥匈帝国赔款的义务。由于沙俄垮台，沙俄这部分也免于赔付。俄国、德奥占《辛丑条约》赔款比重50%，如此一来中国赔款压力大大下降。再加上此前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这部分钱用于创办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中国实际支付的辛丑赔款仅为原本设定的一半。

虽然巴黎和会上山东权益被日本窃取，但这一问题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解决。在英美的施压下，日本撤出山东，并归还胶州湾。不仅如此，参会国还签署了《九国公约》，在中国执行“门户开放”原则，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会后，臭名昭著的中日《二十一条》被废除，日本的侵华野心被大大遏制。

也就是说，由于一战成功加入协约国阵营，以及后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中国不仅减免了一半的庚子赔款，还收回了山东权益。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跃成为国际联盟创始国。

相比之下，站错队的奥斯曼帝国则被列强瓜分，曾比肩大清的土耳其国土面积减少71%，从世界大国沦为中等国家。倘若中国当初也像土耳其那样站错队，加入德奥阵营，最后可能也逃不脱被瓜分的命运。山东会被日本窃取、新疆会被苏联趁火打劫、西藏会被英国侵吞、云南会被法国蚕食，长江流域则会被列强长期控制，那可真是国将不国。

第二次国运：二战加入同盟国

如果说一战是20世纪第一次列强分蛋糕，那二战就是20世纪第二次分蛋糕。

在1937年之前，各国之间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昨天可能还是盟友，今天就会变成敌人。当时中国同时跟美国、苏联、德国保持良好关系，面对日本的威胁，起初中国试图引入国联调停，借助英美的力量压迫日本让步。但由于英美奉行绥靖政策，有意扶持日本对抗苏联，该计划陷入泡汤。后来中国又试图与苏联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但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却盘算“祸水南引”，不仅拒绝为中国提供安全保障，还主动挑唆中日矛盾，试图让中日斗得头破血流。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国跟德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以出口锡矿来换取德国武器援助，并组建了大量“德械师”。此时日美反而处于蜜月期，日本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燃油和钢铁，准备做成炸弹扔往中国。

假如中德合作一直这么发展下去，搞不好哪天中国就直接跟德国结盟了，作为应对，日本反而会加入英美阵营。那二战就会出现另一个剧本：英美日苏VS中德意，最终日本成为战胜国，中国沦为战败国，那东北很可能就丢掉了。

所幸历史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36年日本爆发“二二六兵变”，军部掌控了国家大权，政府高层的亲英美派被清洗，整个国家朝着法西斯化道路发展。1936年底，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意大利加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日德走向结盟。

在日德结盟后，中德关系走向破裂。1938年，经日本多次施压，德国撤出在华顾问团，并停止对华军售。在这种背景下，联德抗日的计划破产，中国只能选择倒向英美。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上海顽强阻击日军，给西方舆论界留下深刻印象，美国民间掀起对华捐赠行动。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英美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被严重侵犯，美国开始以官方名义向中国提供贷款。1941年，美国对日本发动石油禁运，被逼到墙角的日本孤掷一注发动珍珠港偷袭，为自身的毁灭埋下伏笔。

由于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以及正确的外交策略，中国跻身二战战胜国行列，国际地位达到鸦片战争后的最高点。不仅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还收回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的主权，保住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界。

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不仅丧失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侵略成果，自身也被美军占领，沦为半殖民地。80年代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日本只能忍气吞声，甘愿日元升值。二战也成为中日两国国运的分水岭，日本再无机会问鼎亚洲老大的机会，中国民族意识完全觉醒，走向浴火新生。

第三次国运：解放战争速战速决

二战后，英法殖民体系走向解体，美苏进入划分地盘的阶段。

按照雅尔塔体系的设定，东亚、中东、欧洲均被美苏分割完毕。中国东北、朝鲜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关内、韩国、日本则是美国势力范围。中东的埃及、叙利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伊朗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美苏则以易北河划界，使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

1945年—1950年，世界格局基本都按照美苏的剧变演变，很多国家原本由同一个民族构成，却被硬生生分裂成两半。但有三个民族并不甘心被美苏摆布，试图统一山河，结束分裂，分别是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德意志民族。

在中国，国共双方都不愿意接受南北朝的局面，都希望统一中国。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上百万大军在东北、中原、西北等多个战场激烈厮杀。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对新生的以色列虎视眈眈，因为以色列是西方插入中东的钉子，目的是为了控制新月地带，阻挠中东统一。阿拉伯军队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剿灭以色列。

在欧洲，德国人从未放弃统一的努力，西德和东德围绕柏林展开争夺，双方既尝试通过武力手段维护统一，也愿意通过谈判方式实现整合。

在在冷战初期，只有中国最终实现了统一，阿拉伯世界和德国均走向分裂。

转折点发生在1948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里，解放军在东北和中原取得了一定战果。在东北，解放军在四保临江之后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华东，孟良崮战役歼灭了国军精锐的74师。在中原，豫东战役在国民党的防线上撬开了巨大的口子。尽管如此，国府仍控制中国最富裕的长江流域，并拥有三百多万军队。

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并不希望中国统一，美苏可以接受国共沿山海关划界，也可以接受沿黄河划界，甚至是沿长江划界，但美苏绝不愿坐视中国统一。在1948年，解放区所控制的范围已经达到美苏容忍极限，一旦解放军南下长江，美苏很可能下场干预。

同样拥有统一愿望的阿拉伯世界，于1948年5月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宣战。在阿拉伯联军的猛烈攻势下，以色列节节败退，全军处于崩溃边缘。就在这时，美苏出手了，在美苏的操纵下，联合国发表了停火决议，逼迫阿拉伯人停止进攻。在停战期间，美国军援如潮水般涌入以色列，全球各地的犹太退役士兵被空运至以色列，苏联则允许犹太裔士兵前往中东参战，以军的战斗力得到恢复，最终反败为胜。阿拉伯世界一蹶不振，自此之后走向分裂。

因此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国府，而是美苏，如何避免美苏干预，是解放战争的重点。很快，我们就迎来了机会。

1948年6月，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在德国展开军事对峙。同年9月，柏林危机进入高峰期，美国动用战略空军向西柏林投放物资，欧洲局势一触即发。

就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军迅速开启三大战役，9月份，辽沈战役爆发，东北进入决战阶段。

不仅如此，美国局势也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1948年11月，美国迎来大选，民主党的杜鲁门在争议中上台，美国内阁也进入剧烈的人事变动中，内部斗争白热化，在对外问题上很难做出有效决策。另一方面，中苏边境也进入冰冻期，苏军干预能力大大下降。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同时开打，中国进入统一倒计时。

事实上，三大战役是掐着秒表打的。因为从美国大选到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旦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它的决策效率将大大提升，很有可能会出兵干预中国内战。因此到了三大战役后期，解放军几乎是在跟时间赛跑，以追求速战速决的效果。最终，淮海战役于1月初结束，刚好赶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前10天。

等到杜鲁门新内阁上台，三大战役已基本结束，此时美国再想干预已为时已晚。长江以北基本被解放军控制，长江以南驻守的国军基本都是刚抓的壮丁，缺乏战斗意愿。此时，中国统一的进程已势不可挡。1949年4月发动渡江战役，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可以说，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命运都是按照雅尔塔体系划定的范围分裂，只有中国是例外，最终竟然在美苏眼皮底下实现统一。作为对比，德国一分为二，阿拉伯世界更是分裂成十多个国家。朝鲜则比中国慢了一步，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布：台湾和韩国不在美国防御圈内。朝鲜信以为真，草率发起统一战争。最终引起美国介入，以至于朝鲜半岛至今仍维持分裂状态。

假如阿拉伯人能晚几个月攻打以色列，朝鲜能早一年半发动武统，或许中东和朝鲜半岛就可以统一了。所以说选择＞努力，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次国运：朝鲜战争与156工业项目

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对未来中国外交政策做过构思。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倒向美国，但这一方案在之前几十年里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美国只想在中国搞殖民经济，让中国沦为买办掌控的国家。第二种方案是在美苏之间骑墙，但这也是不可行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两全其美的事情，两头讨好意味着两头不讨好。那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就是倒向苏联，借助苏联的力量，推动工业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但想倒向苏联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因为苏联人并不信任新中国。1950年2月，在经历多轮谈判后，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二战后首次对雅尔塔体系的突破，苏联承诺逐步撤出旅顺、大连，交还中东铁路，并对中国提供安全保障。相比于民国时期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极大改善了我国地缘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外交胜利。尽管如此，斯大林对中国仍抱有戒心，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拒绝对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50年6月，由于误判了美国的意图，朝鲜主动开启统一战争。随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公然干涉我国内政。9月美军发动仁川登陆，将朝鲜军队拦腰截断。凭借强大的武力，美军取得节节胜利，并向三八线逼近。

朝鲜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正式开启。在经历了三年的较量后，志愿军将美军赶回三八线，并与美国签订《板门店协议》，使我国东北得以稳定。

朝鲜战争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洗刷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百年国耻，让中国老百姓第一次挺起了胸膛。在此之前，有很多民众对新中国抱有质疑；朝鲜战争之后，大部分百姓发自内心地拥戴国家，社会秩序自动实现稳定。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也使苏联看到了中国的潜力，苏军开始撤出东北，把中国当成社会主义阵营老二去培养。苏联也开启对中国工业输出的进程，也就是156工业项目。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根基不稳，为了拉拢中国，他大幅增加了援助力度，大量苏联专家携带最先进的设计图纸来到中国，手把手教授中国技术。从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几乎毫无保留。哪怕是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苏联也向中国转让了最先进的“米格-21”歼击机的技术，光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就重达13吨。凭借苏联转让的技术，我国成功研制出“歼-6”、“歼-7”等超音速战斗机，一跃成为航空大国。

二战后，像156工业项目这样，大规模的技术转移是很罕见的，能与之媲美的只有美国对日本的技术转让。50-70年代，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反苏桥头堡，西方对日本提供了大量廉价技术转让，日本仅花了60亿美元，就从西方引进了耗时50年研发、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先进技术，这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

整个50年代，西德和日本成为美国大力扶持对象，中国则成为苏联的重点扶持对象。中日德也成为当时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中国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日德则从中等收入国家一跃成为高收入国家。

第五次国运：对印自卫反击战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走向恶化。

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暴露其大国沙文主义的本质，中苏矛盾开始激化。

1958年，苏联试图搞“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意图控制我国主权，让我国沦为其卫星国。

1960年，苏联召回在华专家，并断绝对中国的援助，中苏关系正式破裂。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开始扶持印度以制衡中国，向印度出售大量武器装备，来自西南方向的地缘压力日益增加。

此时的印度正值尼赫鲁上台，与甘地不同，尼赫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他打算用苏联式的计划手段，来推动重工业发展，摆脱农业国的地位。但他也认可市场对调节经济的作用，鼓励私企竞争，希望实现进口替代。不仅如此，尼赫鲁还试图在印度搞土地改革，通过赎买等手段将富人的土地分配给穷人，以降低工业化成本。其经济方针被归结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与后来韩国总统朴正熙采取的政策如出一辙。

作为印度最有威望的人，尼赫鲁尝试削弱地方权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深知种姓制度是印度崛起的障碍，因此一直主张予以废除。另一方面，印度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却有300多种语言，极大增加了各区域间的交流成本。为此尼赫鲁在印度各地创办语言学校，试图统一印度的语言。

在外交上，尼赫鲁则发起“不结盟运动”，打着反殖民、反剥削的旗号笼络其它发展中国家，俨然成为第三世界领袖。正因如此，美国和苏联都积极拉拢印度，美国称赞印度是“民主典范”，苏联则对印度提供大量工业援助。

假如尼赫鲁一直这么搞下去，印度很有可能会提前崛起，成为继美苏之后的又一大威胁。因为印度本身工业基础就比中国好，又享有扼守印度洋的区位优势。60年代我国同时面临美苏一南一北的夹攻，如果西南方向的印度再崛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1959年开始，印度便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蚕食，印军在青藏高原大量修建军事据点和哨所，并对我边防军进行挑衅。由于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美苏，对印度的蚕食，只能暂时忍耐。一方面加紧对西藏的物资输送，储备弹药和粮草；另一方面厉兵秣马，等待有利的反攻时机。

在忍耐了三年后，这个时机终于被我们等来了。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欧洲，苏联百万大军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横扫西欧。在大西洋，美国各舰队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挂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24小时巡弋，一旦战争爆发，它们会把核弹第一时间扔到苏联头上。

在美苏进入对抗白热化之后，我国迎来了对印度作战的窗口期。1962年10月，我国向印度侵略者发起全面反击。在中印边境东段，我军以急行军的方式，穿越峡谷和丛林，出其不意绕到印军后方，大部分印军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歼灭。在中印边境西段，我军对入侵加勒万河谷的印军发起强攻，一举端掉其所有据点。这场战争我方大获全胜，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印度则溃不成军，尼赫鲁大半辈子积累的政治威信荡然无存，两年后便病逝，其大部分改革成果被推翻，印度陷入政令不出中央的状态。

尼赫鲁之后的印度政府，大多庸碌无为，包括英迪拉家族、甘地、辛格家族等，上台后只知道贪污腐败，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去推行改革。不仅如此，在与中国作战失败后，印度逐渐放弃不结盟政策，开始倒向苏联，并在经济上照搬苏联模式，推行国营经济，遏制私企发展，长期孤立于西方经济阵营之外。苏联解体后，印度成为冷战输家，人均收入被中国拉开一大截。直到1991年，印度才开启市场化改革进程，但为时已晚，因为中国早在1978年就开启经济改革，比印度早了13年，因此也承接了大部分来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直到莫迪时代，经济发展才步入正轨，但已经被中国拉开五倍差距。

在很大程度上，对印战争使我国西南方向迎来了50年的和平。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凭借庞大的体量，以及尼赫鲁推行的集权改革，印度很有可能会崛起为超级大国。那么今天我国的头号威胁恐怕不是美国，而是印度了。所以最高明的战略，就是未雨绸缪，将风险扼杀在苗头中。

第六次国运：联美抗苏与对外开放

60年代后期，苏联对我国的威胁日益加大。

从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人对我国北方的领土就垂涎三尺。清朝末年，沙俄利用我国积贫积弱的窗口期，窃取了我国北部160万平方公里土地。民国时期，苏联在继承了沙俄大部分版图的同时，也继承了沙俄对土地的贪婪。在苏联刺刀的威胁下，外蒙古永久脱离了中华的怀抱，苏军还在二战末期趁火打劫，一度占领了东北，搜刮大量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一度展现出对华友好的态度，并给予一定工业支持。但苏联这么做更多是想把中国发展成卫星国，当中国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苏联人迅速翻脸，不仅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还在中苏边境部署百万大军，时刻准备南下。

1969年，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爆发军事冲突，双方互有伤亡。此事发生后，暴躁的苏联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与中方协商，而是直接对中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选中的目标包括西昌、酒泉等军事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工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中苏最终避免了核冲突，即便如此，苏联的霸道也给中方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应对苏联威胁，我国开始重新审视中美苏关系，1969年，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我方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美苏矛盾，与美国缓和关系。”这就成为联美抗苏策略的理论基础。

此时美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64年开始美国就陷入越战泥潭，军费开支急剧上升。由于庞大的贸易逆差，1971年美国停止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信用岌岌可危，当时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会输掉冷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也希望与中国缓和。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公报》，美国首次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中美正式走向接触。为了进一步与中国缓和关系，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并逐渐减少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我国南方地区的防卫压力明显下降，可以更好地把军力拿来应对北方威胁。

中美缓和是冷战的重要转折点，两国最终实现了共赢。对美国来说，一个相对友好的中国，使其可以从东亚事务脱身，将精力转向欧洲和中东。对中国来说，在与美国缓和关系后，中国打开了与西方国家交流的大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陆续与日本、英国、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对外开放的大门初步打开，西方也放松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在此背景下，我国制定了“43方案”，从西方引进大量机器设备，这成为80年代之前规模仅次于“156工业项目”的对外引进计划，使我国工业实力大幅增长，为后来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奠定物质基础。

在很长时间里，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七次国运：中美建交与对越自卫反击战

70年代末，来自苏联的威胁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

受两次石油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工业产值明显下滑。相比之下，苏联则凭借高油价赚取大量财政收入，并以此扩充军队。按照当时的预计，假如北约和华约开战，苏军装甲洪流仅需一周时间就能横扫西欧，将赤旗插到巴黎。美国靠常规军力无法阻止苏联，只能考虑动用核武器。在那个年代，包括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均把苏联视为头号威胁。

在亚洲，苏联采取全面出击的战略。先是支持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然后又跟越南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组建军事同盟，并准备在越南金兰湾驻军，打造反华包围网。如果真的让苏联人的计谋得逞，我国内陆大部分边境线都将暴露在敌国的刺刀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从台湾撤走驻军。中国则进一步加速对外开放进程，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设立，来自东亚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崛起，中国经济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与美国建交固然增强了我国的外交影响力，但打铁还需自身硬，越南问题得靠中国人自身解决。当时越南仗着苏联撑腰，自诩世界第三强国，在中越边境多次向我军挑衅。更关键的是，越南还对柬埔寨发动入侵，试图占领湄公河下游，统一整个印度支那。

古代中原王朝都不愿意中南半岛出现超级强权，清朝时期缅甸一度占领暹罗（泰国），试图统一中南半岛，最终在乾隆的干预下缅甸的野心得到遏制。70年代末越南组建了百万大军，打算攻占老挝和柬埔寨。一旦其计划得逞，我国地缘环境将急剧恶化。东面有美国和日本、北面有苏联、西面有印度，假如南面再出现一个超级强权，那意味着我国需要在云贵和两广地区长期部署重兵，长此以往，财政必然会被拖垮，经济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越南好对付，但越南背后的苏联却不好对付。因为苏联与越南签署了军事同盟协议，规定其中一方遭到进攻的时候，另一方绝不会袖手旁观。此时苏联在我国北方部署了50个师，苏联人公开宣布：“一旦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苏军将大举南下。”

中越局势，与当时中美苏博弈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引来全球关注，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不敢承担与苏越两线作战的风险，因此不敢出兵。”

然而，1979年2月，我国正式对越南发起反击。为什么挑在这一时间段呢？当时有三个判断：

1、此时中苏边境正处于冰冻期，苏军如果想偷袭我国后方，会面临严重补给困难；

2、中国刚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苏联摸不清美国真实意图，苏联担心中美达成秘密协议，一旦苏联入侵中国，北约会趁机进攻东欧；

3、越军虽然好勇斗狠，但大部分主力都用于入侵柬埔寨，自持有苏联保护的越南仅在中越边境部署少量兵力，在防线上出现很大的漏洞。

事后证明这三个判断极其精准，苏联虽然号称在中苏边境部署百万重兵，但大部分都是架子师，苏军主力仍在东欧与北约对峙，西伯利亚铁路运力有限，短期内无法兼顾远东地区。而且苏联高层担忧中美已经结盟，害怕进攻中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一直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此时的越南军队正在柬埔寨作战，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后院失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中国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歼灭了侵入我国领土的越军，并反攻至越南境内，拔掉越南北部所有军事据点。

虽然越南遭受了重大打击，但越军主力仍在，况且越南地势复杂，一直纠缠下去容易演变为持久战。因此在战争爆发三周后，中国就宣布撤军，这再一次让外国专家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往的战争大多是为了占领土地，结果中国在寸土未得的情况下就选择撤军。

事实上，这恰恰是中国战略的高明之处。参考后来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的一大败笔是没有设定止损目标，把战争拖得太久，以至于陷入战争泥潭。中国对越南作战，思路很清晰，最低目标为了阻止越南吞并柬埔寨，最高目标是削弱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后就果断后撤，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在与越军作战的同时，中国北方的军队也积极备战，随时防止苏军南下。中国的防线几乎密不透风，苏联即便想干预也无从下手。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军队教训越南，吃了个哑巴亏。为了找回面子，后来苏联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结果一打就是十年，把家底全部赔光，为其解体埋下伏笔。

至于越南，后来中国军队又在边境与越南进行轮战，越南财政被拖垮，被迫从柬埔寨撤军。与对印战争一样，对越战争也属于未雨绸缪，在危险的火苗刚出现的时候就及时扑灭，避免西南和南部方向出现致命威胁。倘若晚清也有这等战略眼光，利用长崎事件先下手为强，那后来日本可能就不会崛起，也就不会有甲午战败的耻辱了。

此战之后，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战略价值，中美关系也进入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我国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

第八次国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主张开发外太空武器，利用激光、粒子束、电磁轨道炮等工具在大气层外拦截苏联导弹，以瘫痪苏联核威慑体系。随后美国军方制作了上百万页的PPT，详细展示了“星球大战计划”的各个细节，包括武器方案、研发进度、实验效果等。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在苏联引起了恐慌，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与北约有一定差距，更多靠核威慑来维持军力平衡。假如美国真的研发出外太空武器，让苏联的核武库失效，那苏联将陷入严重的地缘灾难。作为应对，苏联大幅上调军费，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从8%上升至17%，一方面是开发所谓的“外太空武器”，另一方面扩充常规军力，以追求和北约军力平衡。

事后证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场骗局，美国根本就没有开发“外太空武器”，它纯粹是想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虽然苏联拥有庞大的战略纵深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苏联的经济却是短板。由于大量财政资源投入军工领域，民用开支被极大压缩，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到了苏联后期，物质严重匮乏，民众为了买面包被迫排起长队。祸不单行的是，苏联还赶上了油价下跌，这使其财政雪上加霜，多个地方陷入破产。

80年代美苏的军备竞赛，使很多国家陷入恐慌，担心再次爆发世界大战，因此纷纷选择上调军费。但当时的中国却一眼看穿了美苏色厉内荏的本质，并对世界形势做出了两个判断：

1、战争的风险是存在的，但当今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快速增长，在较长的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2、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中国要坚定站在和平这一边。

基于这种判断，1985年，我国实施“百万大裁军”，节省大量军费以支持经济发展。事后证明，80年代我国对外部形势的判断是极其准确的，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大国之间的对抗明显减弱，经济规模成为衡量综合实力重要指标，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

但在80年代，能看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国家寥寥无几，大部分国家受冷战思维影响，仍保留积极备战的思路。比如印度继续坚持“穷兵黩武”的政策，伊拉克和伊朗则打得不可开交，越南直到90年代才放弃“称霸”的思路。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里面，只有中国做出了这种前瞻性判断，并提前享受到了经济腾飞的好处。

第九次国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克林顿主义

1989年，苏东剧变，波兰、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随后美军对伊拉克发动“信息化战争”。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几十万伊拉克装甲部队灰飞烟灭。

1991年，苏联解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落下。苏联从1979年的巅峰期，到解体，仅隔了12年。

祸不单行的是，出于和平演变的目的，美国加紧对华封锁，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在我国引爆颜色革命，中美关系进入长达三年的停滞期。面对中国市场，外资陷入犹豫，有些甚至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外贸一度熄火，国民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海湾战争和苏东剧变给了我国极大震动，前者使我国看到了和美国的巨大差距，后者使我国深刻认识到西方的阴险狡诈。围绕这点，国内掀起了巨大争论，一部分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反和平演变工作。

其中最核心的分歧在于：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美关系到底能不能搞好？

在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后，1992年，南方谈话公布，终结了社会上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一锤定音。随后，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一波“下海潮”，中国经济腾飞的号角再次吹响，国民经济迎来两位数增长。

在外交上，针对美强中弱的特点，我国专门制定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的挑衅适度克制，致力于发展经济，并等待转机的出现。

1993年，克林顿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最开始的时候，克林顿试图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美国工商界看到了中国庞大市场的机遇，包括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顶级富豪均主张与中国缓和关系。华尔街耗费上百亿美金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希望放宽对华投资限制。最终，在美国资本家的敦促下，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从“遏制”转向“接触”，中美交流的大门再次打开。

1993年，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举行元首会晤，这距上一次元首会晤已经过去了四年。1997年，中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1999年，在克林顿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

在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呈现“政冷经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亚太的稳定与和平。

第十次国运：战略机遇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强硬的趋势。他公开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并加大对台湾的军售力度。不仅如此，小布什上任三个月后中美就爆发了南海撞机事件，我方飞机坠落海面，飞行员不幸遇难。中美关系跌入冰点，美国对华政策再次朝着“遏制”的方向转变。

然而，2001年9月，“911事件”爆发，美国世贸双子塔遭到恐怖袭击，美国民众纷纷要求采取强硬手段反制。为了迎合选民，小布什政府在明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将战略重心从东亚转移至中东。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与中国主动缓和关系。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贸增速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基于这种判断，我国搁置诸多外部分歧，全力发展经济，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为抓手，努力创造GDP增长条件。进入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时期。

事后证明，当时的判断极其精准。2000年—2019年，中国经济迎来黄金二十年，GDP总量从一万亿美元暴涨至十四万亿美元，一跃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工业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和全球贸易中心。然而，从2020年开始，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世界地缘格局加速恶化，中美关系跌入历史最低水平，全球出现供应链脱钩的趋势，各国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可以说，2002年我国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一年不多，一年不少，精准无误。

事实上，不仅是“911”事件，21世纪头20年还发生了其它很多事件，为我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

比如2008年，美国逐渐从中东战场脱身，准备全力对付中国。结果西方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萧条，美国不得不放慢打压中国的进度。

2010年，中日钓鱼岛危机爆发。这一年中国GDP正式超过日本，这让日本感到忧虑。日本政府主动在东海制造摩擦，试图与中国开战，像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样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但那时的美国总统是奥巴马，他第一任任期需要依靠中国拉动内需来拯救美国经济，同时也指望中国购买美债。因此当时美国并不支持中日开战，错过了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期。等到2020年美国再想通过军事手段来对付中国，已经晚了，此时歼20、国产航母、东风17、万吨大驱等均已列装。美国再想动武的话，就得掂量掂量成本了。

2014年，美国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衰退后，经济终于迎来复苏，可以腾出手对付中国。结果克里米亚危机突然爆发，俄罗斯成为西方众矢之的。为了维护与欧盟关系，美国不得不采取对俄强硬手段。结果折腾了一年半，克里米亚危机才得以平缓。

2016年，回过神来的奥巴马开始推行TPP，试图另起炉灶，打造一个将中国孤立在外的贸易体系。不仅如此，奥巴马还搞起“南海仲裁”，想要激化中国与东盟关系。假如奥巴马的政策得以延续，那我国将提前面对类似2022年那样的地缘环境。

结果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在大部分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逆袭，希拉里尝到了失败的苦果。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奥巴马所有政策，包括TPP、气候协议、伊核协定等。作为商人，特朗普只看中经济利益，为此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把大部分盟友都得罪了一遍。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均在此期间倒向中国，德国积极推进《中欧自贸协定》谈判，日本则赶在美国大选期间加入RCEP。

在特朗普时期，虽然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但这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美国加的关税大部分成本均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很小。但特朗普在地缘上搞收缩主义，向北约盟友征收军费，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外交打开方便之门。假如特朗普能一直干下去，中国完全有可能构建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欧大陆经贸体系。更不用说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一系列操作，更是让美国陷入债务问题和高通胀之中。

十次国运，事在人为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晚清不仅积贫积弱，而且丧权辱国，已经完全沦为西方统治中国的代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但此时的中国，前景并未一片光明。一方面是军阀割据，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枷锁仍套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

但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在历次国际大变局中均做出了正确选择。20世纪人类共经历了三次重大国际秩序变动，分别是一战、二战和冷战。只有中国和美国，均成为这三次博弈的最终赢家。中国从面临瓜分的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则取代了英国世界霸主地位。

所谓的十次国运，既有运气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主动能动性的发挥。精准的前瞻判断+务实的路线方针+顽强的奋斗精神=国运，这也是中国能抓住十次国运但印度、土耳其、越南、日本、德国、苏俄抓不住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大国博弈就是那么残酷，只要走错了一次，就有可能身死国灭，曾经的欧洲霸主奥匈帝国，如今早已灰飞烟灭，几十年前让世人闻风丧胆的苏联，如今走向内战。至于德国、日本、法国、大英帝国，早已失去了对世界的支配能力，沦为中型国家。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全球大博弈已经来临，俄乌战争只是国际秩序变更的起点而非终点。在这一轮博弈中，核心矛盾是中美对抗，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博弈的主导者。这对我们的战略研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历史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中美对抗只有一个国家能赢得最终胜利，这就需要我们在出招的时候慎之又慎，尽可能寻求最优策略。不妨以史为鉴，学习前人的智慧与耐心，以更好的姿态去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