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丈夫和儿子后，一个农村女人的生命跋涉 | 人间

今年清明节，父母回老家祭祖，返回郑州后，他们不停地给我讲老家的人和事，说的最多的便是环婶。父亲说：“恁环婶估计吃不上新麦了。”母亲也在一旁两眼噙泪，叹息一声接着一声。

在我的记忆中，环婶瘦高个儿，说话大腔大口，做事雷厉风行。她的丈夫陈壮是一个敦厚老实的庄稼人，方脸大头，黝黑壮实，平日里不打麻将、不喝酒、不抽烟，只会干活儿下苦力。他们夫妻很恩爱，有一个独生子名叫陈庆山，是1983年出生的。我和陈庆山一起长大，在村里的小学一起念书，后又同去乡里上初中。

初一的时候，陈庆山开始经常无缘无故地摔倒，要么是“狗吃屎”，要么是“仰八叉”，有一次他端着一碗面条站在路口正吃着，突然脚下一软，倒了，一碗面扣了他一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庆山很苦恼，我劝他走路小心点，“那么平的路，怎么就说摔倒就摔倒呢？”他却说自己的身体不受大脑控制。村里人说，陈庆山这是缺钙，腿软，所以环婶买了许多补钙的食物给他吃。补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不见好转，环婶就带着他到处看腿。他贴过膏药，打过针，但病情似乎在持续加重。

一次放学的时候，我们四五个小伙伴骑着自行车从乡里回村，路上碰到了一家人办丧事，唢呐“呜哩哇啦”地吹着，一群身着孝服的人“哇哇呀呀”地哭着，陈庆山突然说：“你们觉得我们几个人谁会先死呢？”大家被这个话题吓了一跳，感觉他是在诅咒我们，于是就大声笑着，齐声喊道：“肯定是你！”

没多久，陈庆山就因病退学回家休养了。起初，我们放假就去找他玩，他也乐意和我们打闹，再后来学业越来越重，我们接触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的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恶化的，我们毫无知觉。

1995年春天，环婶突然来我家找我妈，说想带庆山去北京治病，但是没钱，希望我妈能在村小学里号召大家捐点钱。我们这才意识到，陈庆山的病可能很重了——他家值钱的东西已经卖光了，牲畜也卖了个干净，连破房子也卖了，一家人已经住去了村口的机井房里。

北京那么远，谁也不知道去一趟要花多少钱。小学生及老师们纷纷给陈庆山捐款，大家你几块、我几毛地凑了300元钱。

大概过了10天左右，庆山就从北京回来了，母亲让我去看他。

他瘦得只剩下骨头，脸完全脱了相，身体被很多钢架固定着，人几乎悬在床上，像太空人。我们一群小伙伴凑近和他说话，他的意识有些模糊，半天都发不出声音。我们问他的病情，一旁的环婶说：“没事，快好了。”

可不到一周，陈庆山人就没了。

环婶又来到我家，把募集得来的300元钱全数退给我母亲：“这钱没用，还给同学老师吧！”她说他们到北京做了检查，医生说庆山得的是绝症，现在全世界都没治好的，所以给他简单做了固定就回来了。母亲劝环婶把钱留下，她却硬是塞了回来。

长大后，我在看日剧《一公升的眼泪》时，发现女主角的病和陈庆山的症状一模一样，这才知道，庆山当年患的可能是脊髓小脑变性症，这的确是一种不治之症。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环婶常常独自坐在村口的杨树下发呆，一坐就是半天。村里人对死去的人十分忌讳，都不愿再提起他们。有时我会想起一些关于庆山的事情，但是只要一提，父母就会严厉地斥责我。包括环婶和壮叔，也绝口不提这个孩子。

因为庆山是年少去世的，无需祭奠，慢慢地，他的坟头越来越小，直至消失在旷野里。

1996年，环婶和壮叔的二儿子陈庆水出生了，家里的日子才又慢慢地驶入正轨。他们夫妻很踏实，干起活来不惜力，地里不忙的时候，就去城里收废品。

我读初二的时候，我爸调进县城工作，我也转学去了县城。刚开始我没有朋友，经常在课间时独自趴在三楼的走廊上发呆。一次，我突然看见壮叔和环婶来到学校，壮叔手中拿着秤，环婶手中拿着麻袋，跟在一个老师的后面。我冲他们使劲地摆手，他们抬头也看见了我，壮叔刚要抬手跟我打招呼，就被环婶挡住了，她低声说了些什么，俩人就低头跟着老师走了。

我感到很费解，后来回村，环婶找到我解释说：“你刚进城，城里人本来就看不起农村人，再让你同学知道你有像我们这样收废品的穷亲戚，对你影响不好，所以那天我们就没搭理你。你好好学习，等长大有出息了，给咱农村人争光。”

千禧年以后，村里开始流行外出打工，壮叔也想在农闲的时候出去谋个事干。当时环婶的哥哥在刘村开了一个洗煤厂，娘家嫂得知消息就说：“别出去了，来俺煤厂洗煤，工资比别人多给你开点，离家近，还能顾着家。”

结果，2004年，壮叔在洗煤厂出事了——他洗了一夜的煤，早上下班后去澡堂洗澡，触电身亡，是裸着身体被抬到院子里的。工人报警后，环婶的哥哥被抓了。

很快，一群人陆续进了我们村，有环婶的娘家嫂，也有壮叔久居县城、许久未回村的亲哥。有人说：“你看看，这到事上还得是亲戚管用，陈壮和他哥前几年打架打成啥，这死了，还是他哥抻着头执事。”有人撇撇嘴：“他哪是回来执事哩？那是回来分钱。陈壮这一死，多少得赔点钱，哪个跑前跑后的亲戚不得从中捞点好处。”

那天，环婶家特别热闹，除了亲戚，村长和两村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对于壮叔的死，一开始大家还很平静，碍于亲戚面子，双方说话还相对温和。

环婶强撑着为众人准备茶水，她一边忙一边说：“壮不吸烟，家里连个烟也没有。鸡蛋不多了，烧点茶吧。”

大家坐在院子里，冲她喊：“环，你过来，坐下，大家商量一下。”

她坐下，不说话，大家都盯着她，有人催她：“你说啊！”

“说啥？”

“说说你要多少钱。”

环婶就说壮叔是自己中电死的，怪他命不好。壮叔的哥哥气冲冲地说：“这话就不对了，人死在了洗煤厂，怎么能怪壮命不好？是洗煤厂的责任，如果洗煤厂把电修好，没有漏电，壮也不会死。”

环婶的嫂子说：“环，这是3万块钱，壮的丧事你不用管，俺全包了，庆水你也放心，俺给你养大。”

壮叔的哥哥立马跳起来：“3万你就想把俺们打发了？不中，别说3万，30万都不行，至少100万！”

双方为赔偿金的事吵红了脸，刘村的人把价格抬到10万，再也不愿意多拿一分钱；我们村的人把价格降到了80万，再也不愿降一分钱。最后，不知道哪句话点燃了战火，两班人马打了起来。鸡受到惊吓，从鸡窝里跑了出来，环婶赶紧起身去抓鸡，身后那些打架的人仿佛都和她无关。她把鸡一只只抓回鸡窝，又端起猪食去喂猪。

后来，村里人回忆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总说环婶没心没肺：“男人死了，一滴眼泪都没有，人家在那儿为她打架，她却不是逮鸡就是喂猪。”

可我奶奶说，环婶这是没办法了：“壮死了，哭不活，日子总得过下去。”

打了一阵子，大家都累了，又坐下来继续谈。

刘村的村长说：“现在一个人躺在洗煤厂，一个人被关着，左右都是自己人，我们却在这里打架，难道要再打出一条人命吗？依我说，你也别说80万，你也别说10万，我做主，20万，能谈咱就谈，不谈那就让环她哥在监狱里待几年吧！”说完他站起来就要走，刘村的人也跟着做出要走的架势。

我们村的村长赶紧安慰壮叔的哥哥：“20万不少了。”又转头问环婶：“20万行不行？入土为安啊，逼急了，警察把你哥判了刑，你一分钱也得不到。”

壮叔他哥仍旧咬着80万不松口，环婶却不在意钱，只问自己啥时候能把丈夫拉回来：“这么热的天，别放臭了。”大伯子提醒她：“我们现在在谈钱的事。”环婶说：“我只要壮回来。”

刘村的村长听明白了话里的意思，就带着人走了。路上有人问他：“咋说走就走呢？”村长说：“20万，环答应了。”

最后，环婶的哥嫂赔了20万元，环婶去把丈夫的尸体从洗煤厂拉了回来。从此，娘家人与环婶断绝了联系，直到环婶的娘死，她都没能再进娘家的门。

在我们老家，葬礼上的“转灵”尤其热闹。孝子贤孙扶棺停在大路口，嚎啕痛哭。响器时而吹着哀乐、时而舞动。吹响器的人奔跑着，时而走8字、时而走龙蛇阵。村里人都会来看，一是看吹响器的花式走样，二是看孝子贤孙哭——哭得越痛，得到的夸奖就越多；哭得眼泪少，村民就会指指点点，说一些“不贤、不孝”之类的话。

壮叔“转灵”那天，环婶没哭，她搂着8岁的庆水靠着棺材，就直愣愣地坐着。有人说看这架势，估计环婶是要再走一家的（再嫁），不然怎么会一滴眼泪都没有。旁人赶紧制止：“别胡说，当着棺材说这话，你不怕晚上壮的鬼魂来找你。”

至此，大家才都闭了嘴。

葬礼办完，环婶把自己关在家里，村里人担心她想不开，常偷偷趴她家的大门缝往里看，偶尔喊几声，看里面是否有人应腔。环婶一直不吭声，庆水听到有人唤，就跑出来应一声。大家问他：“你娘呢？”庆水说在家里躺着。来人还是放心不下，让庆水把门开开。庆水就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模样说：“俺娘不叫，你们走吧，有我呢！”

一天夜里，环婶突然走出家门，来到我家附近。因为身上带孝，不便进门，她就在院子外面喊我奶奶。她俩坐在村口的土堆上聊了许久，我在远处看见环婶说一会儿，哭一会儿，我奶奶拉着环婶的手，似乎在不停地安慰她。后来，母亲让我去唤奶奶回家吃饭，我走上前去，没有打断她俩对话，只默默地站在一旁听着。环婶说，壮叔死了，对她来说简直塌了天，夜里没人的时候，她哭得昏天暗地，死去活来。在办葬礼的前一天，大伯子带着妯娌和她大吵一架，还打了她，她心中充满了恨，所以才在葬礼上一滴眼泪都没流。

壮叔的哥哥动手，是为了钱——他觉得自己处理弟弟的后事出力不小，何况老母亲还需要养老，他自然要分去大头，至少拿走12万。环婶不答应，她说那些钱是丈夫的命换来的，是他们孤儿寡母后半辈子的指望，不会给他。婆婆就在一旁骂环婶命硬，先克死了大孙子，又克死了她儿子：“现在你们住的这间房子是壮他爹当年盖下的，如果你不同意，就把你撵出去，不让住了。”

争吵中，壮叔的哥哥打了环婶一巴掌，庆水上前与伯父撕扯，也被他一把推倒。棺前放祭品的盘子被撞碎一地，婆婆觉得不吉利，最后脱口说“3万”，双方勉强同意，这场风波才平息。但此后，大伯子一家与环婶彻底交恶，见面也像是陌生人。

奶奶听了，也跟着一起掉泪——她和环婶有着极其类似的人生经历。她38岁那年成了寡妇，家里口粮不够，她就靠要饭抚养3个子女。村里的近亲想霸占我爷爷的房产和田地，从不伸手帮忙，后街上有一个男人看他们孤儿寡母可怜，就偶尔帮我奶奶垒个猪圈，建个灶火（厨房），收点麦子。近亲们因此污蔑我奶奶和村里的男人们勾勾搭搭，败坏门风，他们把她摁在地上打，一边打一边问：“你到底走不走（再婚）？”——按照老规矩，只要我奶奶再婚，我爷爷留下的财物都会被近亲瓜分。我奶奶嘴巴流着血，咬着牙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走！”

说到这里，奶奶拉起环婶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环，有苗不愁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庆水转眼就长大了，以后考个大学，你就等着享福吧。祖辈传下来的话，‘穷，没扎根’，人不会一直穷，总有熬出来的那一天，一切向前看。”

也许是我奶奶的话给了环婶力量。壮叔的“头七”刚过，她就带着庆水，拉了一架子车的农具下地干活去了。她先把发动机（老式手扶拖拉机的机头）固定在机井旁，再把水管铺在自家的麦地里。她用力摇动发动机的把手，一圈两圈，竟然成功了。井水被抽了上来，但水流得很慢，几亩地浇下来，天都黑了。

傍晚的时候，我母亲烧了稀饭，炒了豆芽，拿了两个馒头送去地里。当时环婶正就着井水吃烙馍，庆水陪在她身边。我母亲说：“吃馍喝凉水，瘦成干棒槌，干体力活没一点盐水，身体咋能受得了。”说着，她把饭菜递到环婶手中。

环婶低下头，笑着说：“庄稼人哪儿恁矫情，吃饱都有劲。”她接过饭菜递到庆水手里：“赶紧吃吧，你姆给你做的好吃的。”

庆水说自己不饿，又把食物推给了环婶。我母亲见此情景，直夸他懂事，又对环婶说：“环，这是你的福啊。”

家里没了男人，环婶就像个男人一样地活。

她种了几亩地，一半种血参，一半种小麦玉米。长成的血参根须错综复杂，深入地底，如果用锄头或利器挖掘，根须易断，卖不上好价，环婶就用小铲子一点点地挖，再用手一点点地刨。等那几亩血参挖完，她的手也烂得没法看了。种小麦玉米也不容易，玉米掰完之后，村里人通常会放一把火把秸秆烧了，而环婶会把秸秆捆好，一摞摞地装在三轮车上，然后“突突突”地开到乡里卖掉，就为了多挣一点钱。

农闲的时候，村民们要么坐在村口喷空儿（聊天），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环婶闲不下来，她一有时间就开着三轮车去城里收废品，把收来的纸箱叠得工工整整送到村北口的纸箱厂，卖了之后，又顺便在纸箱厂打个零工。

明明才四十岁出头，环婶却比同龄人老一大圈。她嗓门大，吆喝声亮，秤也给的高高的，城里的老顾客喜欢她，好东西总留给她收。有一次，瘦弱的环婶扛着一台大冰箱从一栋老楼里“爬”出来，旁人好心要帮忙，被她拒绝了：“不用，我扛得动。”村里人劝她要爱惜身体，别这么拼，她乐呵呵地说：“庄稼人有力气，越干越有劲。”

每年三月初八，我们村会请知名的豫剧团来村里演出，环婶这才舍得给自己放几天假。她爱看戏，最喜欢看《三娘教子》和《绣花女传奇》，两出戏讲的都是女人含辛茹苦，独自抚养孩子长大，最后孩子高中状元的故事。

环婶觉得古代的女人都能做到的事，她也能。庆水的确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学习成绩出奇的好，更可贵的是，他不是书呆子，社交能力也强，空闲时间还会主动帮母亲干活，下地掰玉米、撒肥料、割麦子，什么都干。村里人都感叹：“爹妈一个字不识，生出来的孩子竟然这么聪明！”

庆水读初二的那年得了脑炎，高烧多日，差点送命，环婶急疯了，没日没夜地守在医院里。在她最急需用钱的时候，婆婆却把着钱不放——有阵子，村里人都在传环婶会“再走一家”，环婶的婆婆听到风言风语，又哭又闹，想把壮叔的赔偿款要到自己手里来。为了表明决心，环婶便把剩余的17万赔偿款交给婆婆保管。

环婶平时赚的钱都花在一家人的吃喝上了，孩子病了，她让婆婆把赔偿款拿点出来，婆婆却说：“环，这就是命啊，这都怪你命硬，你克死了我的大孙子，又克死了我的儿子，现在还要克死我的二孙子，早晚有一天你把我也克死。你命中注定就这样，认命吧，别治了。”

环婶没办法，只能在村里到处借钱给庆水治病，等孩子出院了，环婶才发现婆婆的小屋里“请”来了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据说，花了将近5000元。婆婆颇为自豪，说正是因为她没日没夜地在菩萨面前念经，孙子才保住了性命。环婶气不过，和她大吵一架，吵到不可开交时，环婶拿着锄头冲进小屋，把那尊泥塑的菩萨砸了个粉碎。

婆婆吓坏了，跑出门，跪在马路上对着天空一个劲儿地磕头，念叨着：“老天爷赎罪啊，老天爷赎罪。”

环婶吼道：“求老天爷没用，求菩萨也没用！你要认我这个儿媳，我就给你养老送终，你要不认我这个儿媳，从今天起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互不相欠。”

从那以后，婆婆老实了，她再也不敢大声指责环婶，还主动把存款拿出来补贴家用。

平静的生活过了没几年，环婶又遇到了难处：她跟着村里人去新疆摘棉花期间，查出了乳腺癌。

棉花还没摘完，她就回了河南。我和母亲去医院看望环婶时，她已经做完了切乳手术，像个没事儿人一样。我母亲说环婶胆儿真大，这么大的事，乳房说切就切了。环婶笑嘻嘻地答：“不切咋弄，还留着过年炒肉吃？”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出院前，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让环婶注意保养身体，千万别干重活累着。她说：“妥，这以后该享福了，没想到得个病，还病成了公主。”

回家后，环婶把自家的地承包了出去，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庆水身上。那时庆水在县里上高中，她隔三差五就做点好吃的送过去。到了寒暑假，环婶请我去给庆水辅导功课，还学着城里人，要给我钱。我不要，她硬塞，我说如果非要给，我就不教了。于是，她就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炸茄子、大盘鸡下烩面、炖排骨、蒸酥肉丸子……都是村里人过年才能吃上的好东西。

自从壮叔走后，环婶经历了许多事，她却连悲伤的情绪都少有，每天精力十足，斗志昂扬。相处久了，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婶儿，这么苦的日子，你绝望过吗？”

她说没有。

我追问：“一点没有吗？”

她说：“你看你这孩儿，难不成还上吊自杀？你没听过‘有苦不受是孬种’？遇点事就寻死觅活的，那人早死完了。”

2014年，庆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我们老家，如果有孩子考上大学，村里人都会随上一俩百块的份子钱，算是给孩子的前途“铺路”。给庆水随礼的人很多，我以为环婶会喜极而泣，可她却没有哭，而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大伙儿说：“环，你这是熬出来了啊。”环婶说：“是，熬出来了。”大伙儿说：“环，以后你要过好日子了。”环婶说：“是，要过好日子了。”

大家说什么，她就应什么。

庆水外出求学，环婶在家无事可做，就开了一个理发店。她收拾了自家临街的小屋，挂了一面镜子，放了一个凳子、一个脸盆、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个床单，就正式开张了。那段时间，我们村里的妇女都顶着同样的发型，虽然算不上好看，但看起来干净利索。谁都不知道环婶是什么时候学会理发这门手艺的，我妈说：“你环婶没学过，只是她人巧，一看就会。”

环婶给人理发是免费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好意思，硬要给钱，她说啥都不要。大家劝她：“环，哪怕是一人收1块钱也中。”她不听，每月自己往里搭电费，理发的工具坏了又掏钱买新的。

渐渐地，理发店的人气越来越旺，大家没事也愿意聚在那个小屋里谈天说地，好不热闹。有人说环婶有钱不赚真傻，她说：“我傻人有傻福。”

后来，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偷偷帮环婶做宣传，有记者慕名前来采访，环婶却说啥都不肯露面。为了躲避记者，她的理发店关门了好多天，最后记者只好悻悻离开。

村里的老人都害怕环婶从此歇业，就举着拐棍驱赶那些前来拍短视频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担心以后理发要花钱，而是真心喜欢待在环婶的身边。

庆水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北京，但他最终选择回到河南，在某地市高中当了一名物理老师。没几年，他们母子拼拼凑凑在市里买了套房，他就把母亲接到城里去了。

住进高楼的环婶并不开心，她经常给我母亲打视频电话，诉说自己不习惯。后来，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庆水又把她送回了村里。村里的妇女都很高兴，很快又聚在环婶的理发店里，大家理发的理发，说笑的说笑的。

为了搞美丽乡村建设，环婶家临街的破房子被拆了，她就把脸盆支在路边，啥时候来人，啥时候理发。没人的时候，她就去旱沟里放羊。疫情期间，村里人都出不去，稍稍放松些，大家就戴着口罩去环婶的理发摊前排队，聊天。

环婶背驼得厉害，老花眼也越来越严重，可她仍旧坚持着，认真地对待每个客人。后来，她被乡里评选为“最美村民”，她的照片也挂在乡政府的走廊里。

因为疫情的缘故，我父母3年没有回老家，今年清明回去祭祖，环婶非拉着我母亲去她家吃饭。环婶的背快弯成90度了，又患上了食道癌，喉咙几乎说不出话，但她依旧乐观，嘻嘻哈哈的。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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