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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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阿县鱼山镇黄河）

决定意味着责任，不做决定，就意味着不承担责任，这是不做决定的最大的好处。

因此，当执法考核的时候，或者教育整顿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将责任推给他人。

场景一

公安机关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应该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

但是，检察机关有时候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决定起诉，就意味着检察机关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有时候也不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因为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案件的被害人有可能上访，传销案件、非法集资案件的集资参与人就可能上访。

公安机关袖手旁观：你看，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做出的，因此，公安机关不承担责任，上访也要上访检察机关。

如果有人的被害人或者集资参与人到公安机关上访，公安机关也会说：此案，我们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因此，不是我们的责任，上访就只能上访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没有关系。

因此，检察机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就不做不起诉的决定，两次退查，反复让公安机关补充证据。

公安机关补充了大量的证据，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做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并将自己不做决定的理由推给公安机关：我之所以不做决定，是因为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不充足。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

一是，做出起诉的决定和不起诉的决定，都要承担责任。目前的情况下，是终生责任，一不小心就面临追责。

二是不做起诉的决定和不起诉的决定，就无需承担这种责任。

三是不仅不承担责任，还以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不充足为由，将责任推给公安机关，甚至，当相关人上访的时候，指责公安机关收集证据不力，让上访人找公安机关，从而实现“祸水外引”的目的。

不仅仅如此，为了实现将责任“祸水外引”的目的，在《退查提纲》里提出大量无法实现的取证要求，一旦公安机关达不到取证的要求就说：你看，公安机关达不到我们的取证要求，我们因此无法做出决定。

实际上，在当前的法律体制下，公安机关通过移送审查起诉，将“球”踢给检察院，这是公安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行为，不能说公安机关狡猾。

检察机关必须做出决定，这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责任，检察机关不能再将这个球踢给公安机关。

这就好像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必须给儿子遮风挡雨，而检察机关就好像这个家庭中的“父母”，他必须给公安机关“遮风挡雨”。

 场景二

某甲到公安机关报案称，某甲在某乙开发商购买住房一套，未办理房产证。后来某乙开发商将房子办理在某丙的名下。某丁向某乙借钱，两人商量了这样一个借钱方案：某乙以买卖的名义，将房子从某丙的名下办理到某丁制定的李某名下，然后某丁以该房子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银行房贷到某丙的的银行卡里，然后某丙将资金打给李某的银行卡里，李某再将资金打给某丁制定的银行卡，还钱的时候，某丁将钱打到李某的名下，李某还给银行。后来某丁不再向李某的银行卡还钱，李某自己还钱，李某坚称房子是自己买的，不是代某丁持有，并要求某甲将房屋腾出来，某甲报案称开发商某乙诈骗。

公安机关经过受案、初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某甲不服，提起复议，公安机关复议维持。

某甲向某地市公安局提起复核，市局复核维持。

某甲到某地检察机关上访，要求检察机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检察机关发出《不立案理由说明书》，让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公安机关依法提交了证据合《不立案理由说明》。

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但是建议公安机关继续调查，并出具《继续调查提纲》。

公安机关根据调查提纲进行调查，收集了证据，并讲这些证据提供给了检察机关。

此时，检察机关应当做出决定：如果认为继续调查收集的证据足以推翻之前的决定，检察机关应当做出《立案通知书》，让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如果认为继续调查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之前的决定，检察机关就应当告知当事人，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继续调查的结果不足以推翻之前的决定。

但是检察机关不做这样的决定，而是告知某甲到公安机关“重新报案”。

现在某甲提供的证据和之前的事实是“同一事实”，不是“两个事实”，也不是“两个法律关系”，而是“同一法律关系”，之前已经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维持的决定和复核决定，更何况检察机关也认为不予立案的理由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重新报案”呢？

司法机关已经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犯罪行为，再他么“重新报案”、“重新受案”，甚至是“重新立案”，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么？这不是自己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么？这不是自我打脸么？这样做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法律原则么？

所谓禁止重复评价，就是“一事不再理”，是指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或者自诉人撤诉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再行起诉或者受理。

一旦公安机关“重新受案”，这就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是一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就“掉到坑里”，不仅如此，一旦重新受案，所有的责任都让公安机关承担，检察机关的责任瞬间消失。

此时，笔者感叹，干工作不易， 一不小心就“掉坑里”，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坑”不是敌人设置的陷阱，而是“友军”设置的陷阱。

我常说，办案民警不容易，一是要和敌人斗智斗勇，二是还要和内部人斗智斗勇，一直在“两线作战”。

 场景三

公安机关将有三名嫌疑人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期间提出，三名嫌疑人当中，有一名嫌疑人罪行较轻，建议公安机关将这名所谓罪行较轻的嫌疑人撤回，然后修改起诉意见书，将之前三名嫌疑人改为两名嫌疑人。如果公安机关招办，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该案的实际情况是：检察机关认为一名嫌疑人行为较轻，不符合起诉的条件。

但是这个实际情况没有体现在卷宗里，而《起诉意见书》显示的证据是，公安机关认为这名嫌疑人罪行较轻，然后撤回起诉，并重新制作了有两名嫌疑人的《起诉意见书》。

这样就掩盖了“是检察机关作出决定”这样一个事实，并且将这个事实变成“公安机关作出决定将这名嫌疑人撤回，并重新制作了《起诉意见书》”。

将来一旦出现执法考核、追究责任等等，就完全成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检察机关没有任何责任，到时候检察机关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办案民警只能哑巴吃黄连。

笔者多年的工作表明，自己说了算，出问题的时候让他人背锅推卸责任，这是所有人的“如意算盘”，这也是所有人的本能。

这种本能就好像事故发生的瞬间，司机总是本能地保护自己，而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这种本能就好像刘邦在面对项羽的追兵的时候，将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一样。

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为了回避做《不起诉决定》，将自己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让公安机关自己“撤回”，并写《撤回申请》，将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内部也是一样。

根据法律规定的情况应该是，办案民警接受案件后，填写自己的意见，然后呈报给领导，领导同意，就写同意，然后受案或者立案，领导不同意就写不同意，每个人的意见非常清楚。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领导认为可以受案，就让办案民警填写可以受案的《受案登记表》，否则，就不受案，完全没有办案民警表达意见的机会。

一旦追责，领导如果担当，将责任揽过来也就算了，但是，没有人替你成安责任，最后都称为办案民警的责任。而且有白纸黑字，证据确实充分。

不仅如此，有的时候，上级领导不断暗示下级：这个案件是不是受案更好，或者不受案更好？让下级按照上级的意识呈报办案意见，一旦出现问题，则将责任推给下级。

此时，这让我想起明末的崇祯皇帝，他本来想和后金议和，并秘密派出提议议和的使臣和后金谈判，后来这个事情被暴露出来了，他就把这个主张议和的使臣给杀了。

群臣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不说话了。

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皇帝：各位爱卿，你们看怎么办？

大臣：皇上英明神武，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李自成进攻到北京，崇祯皇帝想南迁，但是他不想承担这个政治责任，于是不断疯狂地暗示大臣，让大臣提出这个南迁的建议，然后他顺水推舟地同意，出了问题就让大臣承担责任。

但是大臣就不上这个当，就是不说。

朝堂上又出现这样一幕：

皇帝：爱卿你说啊。

大臣：皇上，你怎么定，我们怎么办。

最后错过了南迁的机会。如果南迁历史可能改写。

最能体现不做决定的表述就是：依法办理。既要保证效率，还要保证公平，既要维护秩序，还要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又要维护正义。等等。                      

 四、 不做决定的心理原因。

佛兰克说：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神话，这与儿童的恋父情节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人们要在法律中寻求无法实现的确定性呢?佛兰克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根除那种孩子似的对一个权威父亲的需要，并无意识地试图在法律中发现其童年时代认为父亲所具有的稳定性、可靠性、确定性和万无一失的替代性。

波斯纳在《法官如何思考》中，将具有这种性格的法官，称为“威权主义人格”，这种人小时候受到一个权威父亲的管理，规矩有余，创新不足。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的文章《期待法律确定性的心理动因》：

期待法律确定性的心理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