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前半生，写成了全村的希望

刘文奎可能是中国最懂乡村的人之一。他有农民的语言，肚子里还装着社会学的东西。

但他并不是农民，也不是社会学者。他是一个和中国各个地区的农民打了20多年交道的公益人，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现任执行副理事长。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改名而来，成立于1989年，刘文奎也在这家基金会工作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间，基金会跑通了一条过去没有社会组织能走通的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乡村产业，而刘文奎作为参与者，也亲历了中国乡村产业项目从0到1的全过程。

从21世纪初的大凉山，到2008年的汶川，5月12日地震，他在5月13日就和团队到了前线，一个乡村项目又是三年，再是2010年的玉树，再一个三年项目。

可是大凉山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德阳民乐村的项目，也失败了。直到10年后，在青海的甘达村，他们的项目小有所成，终于验证了这一套乡村产业发展的模式。

日后再10年，又逐步有了如今的百美村庄和善品公社项目，有数百个乡村，通过发展乡村产业，有了振兴的可能。

回顾过去的20年，前十几年一直在失败。用刘文奎的话说，探索的人没办法，手上的武器，只有反思和实践。

而这些年，刘文奎也不断遇到对乡村事业有热情的年轻人，刘文奎从他们的故事中发现，“他们吃的亏、犯的错，常常是在重复我们的老路，很多问题很久之前我们就已经遇到过了”。他索性出了一本新书，《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他花前半生写就的一本“进村手册”。

但刘文奎的乡村使命还在继续。

今年57岁的刘文奎，刚为“善品公社”立下一个亿销售额的“小目标”。这条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之路，刘文奎还在走，努力把更多人拉回农村消费，把更多农村的产品送出去。

他的下半生，要努力写另一本“出村手册”，把农产品送出乡村，让甜美的收益归属农民，让农民成为一份有尊严的职业。

以下，是南风窗与刘文奎的对话。

南风窗：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做整村发展项目的基金会？把整个乡村当作项目援助的对象，在当时是一件困难的事吗？

刘文奎：以整个村庄为单位去做项目的基金会，到现在也很少，在2000年初，除了我们，国内基本是没有别人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00年开始有想法，以村庄为单位来进行项目援助，但直到2004年才筹到第一笔项目资金。

当时流行的公益项目是希望工程，到一个贫困地方去建一所学校，项目是成熟的，改变是看得见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建具体的建筑，不做单个的项目，而是要做一整个村庄组合式的振兴发展，筹款就比较难。

而且就算是我们自己，当时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并不明确将来要做成什么样。

我们带着这个模糊的想法，向所有认识的人、企业筹款都没筹到钱，后来跟德国的米索尔基金会去聊这个事情，一聊，他们倒很愿意支持，因为他在其他国家做过类似的项目，叫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基金会有了更明确的整村发展概念。当时米索尔基金会愿意出资支持整村发展项目在中国落地，但是他们有一个条件，受援国必须要有1∶1的资金配套，两份钱一起放到项目里面去。

后来，四川扶贫办愿意跟我们基金会合作，这个项目就选定在了当时贫困程度最深的大凉山地区。最后筹到的资金，是米索尔基金会出资折合人民币约420万，四川省扶贫办出420万配套资金，二者共计840万。

筹备历时四年，2004年，我们的第一个整村发展项目，在大凉山地区启动了。

南风窗：从2004年的凉山，到2008年的汶川，然后是2010年的玉树灾后重建，再到如今的百美村庄和善品公社两个项目，一步步迭代，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终于跑通了一条发展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条路走得艰难又坚定，是许多次失败、许多人的汗水换来的。每一次失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从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呢？

刘文奎：说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因为我们这些年已经在超过180个乡村建立起了产业项目，让农民参与，帮农民创收。回头看过去的20多年，我们像是在做一场20年的连续实验，反思、实践、再反思、再实践。

我们做整村发展项目，落脚在大凉山，是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发现问题。

年复一年地扶贫，很多村庄却看不到明显的变化。因为资源有限，分配给每个村庄后，各得一点，都不顶用。这种“撒胡椒面式”的小规模扶贫，看起来公平，实际上却可能是低效的。所以我们基金会定了一个新的方向，要集中资源，以单个村庄为单位来进行项目援助，于是有了大凉山的三年项目。

但大凉山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大凉山项目的经验告诉我们，集中投入资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村庄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乡村可持续，必须要发展产业项目。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5月13日，我和同事就去到了前线。在最初的紧急救援、过渡安置之后，许多人、社会组织都退出了灾区，但我们还在那里，继续待了两三年的时间，做灾区重建的工作。

民乐村是我们在地震重灾区的一个项目村庄。

我们以大凉山的项目经验为基础，在民乐村试着搞产业，连续两次实践了“合作社”的简单产业模式。虽然这两个产业项目，先后都失败了，但这一个三年的经历，让我们对如何转变小农经营方式、引入现代企业机制有了实践和思考。我们在民乐村的失败，是因为低估了“村庄带头人”的作用。

后面2010年的青海玉树甘达村，我们汲取了前两者的经验，不仅集中资源到一个村庄，以市场为导向，搞乡村产业，而且发动村内“能人”出来带动合作社经营发展。终于，又一个三年，在甘达村，我们的乡村产业项目成功了。

2013年开始，我们把甘达村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了其他村庄，后来有了百美村庄（曾用名百美村宿）和善品公社，也基本成功了。

规模化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产业、村庄能人带头，这一套模式终于被验证可行，也逐步确立了下来。

南风窗：咱们做乡村发展，在选择项目村庄的思路上，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开始在大凉山选择的是困中之困的村庄，后面是想着选一个普通可复制的村庄，最后又变成寻找一个有内生动力的村庄，来帮助它发展。这一系列变化背后，项目推行者的心态上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刘文奎：这是一个从过度理想化到务实的过程。我们原本的逻辑是，如果我们的产业在最难的地区都能做成，那所有贫困村就都可以去学。当时我们的理想是，要做最难的事，因为觉得最难的事最有价值。

但根本没办法一步登天。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认为我们这个模式是没有问题，应该要找最能成功的地方去把它做成，再慢慢辐射到条件更差一点的地方。

现在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现在我们选村的时候也会设置一些条件，比如要有产品、要有路、要有公信力的村干、政府要配合，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发现，没有这些必要条件，我们再努力都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也再一步确定，当初改变选村思路，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南风窗：在新书《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中，你反复诉说自己在20年的乡村工作中对制约贫困乡村发展的瓶颈和痛点的体悟，可以请你简要地对制约贫困乡村发展的瓶颈和痛点做一个总结吗？

刘文奎：制约贫困乡村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单家独户的小农户生产经营方式。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我们做乡村产业发展项目，发现了几个规律。

第一，在乡村做产业项目要做成功，一定要有一定规模。第二，一个村内村民能力一定是参差不齐的，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始终有一部分是发展不起来的。在村庄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

第三，农户往往没有契约意识，这是乡村社会的特点，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跟农民合作最后碰个“头破血流”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你必须得找到一个合理的、农民能接受的组织方式，合作社是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南风窗：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所推行的乡村合作社，是什么样的合作社呢？这个合作社和上世纪中期的合作社，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呢？如何在乡村中推进村民做产业合作社？

刘文奎：现在合作社跟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不一样，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现在的合作社是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土地的经营权是农民的，农民是自己土地的经营者和主人。他们的产出越多，收入就越多，这和50年代的“大锅饭”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这样的区别，需要花很多功夫去和村民解释。基本上我们建立一个合作社，从进村确定项目到建立起来，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

第一步你要去动员农民，要说服农民出一个保证金或者入股。这个过程要培训他们，给他们讲道理，为什么你们必须得成立这个集体经济，至于是成立合作社、股份公司，甚至协会，都可以，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要大家一起干。

然后第二步，是请大家选出来一个公认有能力的、大家愿意跟随的人，去当合作社的头。

第三步是把资源交给选举出来的能人，让他们领导村民一起去规划和使用，讨论出一份合作社的规则，约束村民按要求生产、品控、定价、销售，全部一个出口对外，在乡村内部形成合力。

这些程序，它最难的就是第一关，动员和说服农户接受集体发展产业的观点。

因为很可能的情况是，有村民今天同意了入股，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反悔了。或者是刚同意没两天，他哥回来了或他邻居回来了，熟人说两句话又变卦了。这个过程很漫长。

意见的反复，在村庄是常见现象。千万不要觉得受打击，不要操之过急，而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眼光，顺着农村的时间表来做事。

我们的对策就是两个：晓之以理，反复去说；诱之以利，捐赠一笔初始创业资金，来撬动村民的产业项目起步。

南风窗：一个好的乡村发展项目，它一般有什么样的特质？

刘文奎：两个。

第一个它的发展是可持续的，不是靠短期的外部资源的注入维持生存的。不会说外部资源一撤掉，项目就持续不下去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然后另外一个，项目是否真正让农民参与进来，农民是否受益。

真正好的乡村项目，农民应该是直接受益人。你做的产业项目再好，如果把农民排除在之外，或者让农民还是得到的利益很少，就算不上什么好的乡村发展项目。

南风窗：为什么我们要采用合作社的形式？

刘文奎：采用合作社的模式，来自十多年的实践，但它背后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推演。

我们认为最有效的管理财富方式是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有几个基本的特征和功能：第一，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实现资产的最佳配置，把资源交给最能干的人，它创造的价值最大，使用效率最高；第二，有限责任机制，它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然后还有一套适用市场的法律体系、契约精神。这些关键点，被我们借用在了乡村发展实践之中。

但现代企业制度对农民来说太复杂了，现在的合作社模式，实际上是简单版的企业形态。我觉得未来的乡村合作社，归宿一定是现代企业。

南风窗：为什么你在书中始终强调，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一定要找村庄内部的能人呢？

刘文奎：这是在民乐村的时候的教训。外来的能人往往得不到村民的信任，没有信任，村民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团结，同时，外来的能人也很容易受挫折。经营一遇到问题，他可能就会被赶走了。

本村真正有威望的人，农民对他的容错率高一点。失败一次两次，村民还愿意相信他，他还有翻盘的机会。

南风窗：《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本书是你20多年工作经验的总结，你曾说，这本书不是教别人要做什么，而是教乡村产业项目工作者绝对不要做什么。那么，做乡村工作绝对不要做什么吗？

刘文奎：两个绝对：绝对不要替村民去做决定，绝对不要急于求成。

由项目组主导的项目，村民会上心吗？项目组制定的规则，会对村民有约束力吗？只有村民出了钱的，他们自己讨论、交锋、争吵，最后定下来的东西，村民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真正愿意接受和遵守。

做项目的人，通常会被项目目标和达成期限影响，当年汶川震后重建的口号是“三年目标、两年达成”，我们有时候会比村民更着急。但是事实证明，很多事是急不来的。

南风窗：达到什么样的感觉、标准，才算是农民真正参与了进来，而不是项目官员“自己着急”？

刘文奎：“我愿意自己出钱”，是一个农民真正同意参与的标志。

南风窗：现在新闻里经常报道有许多新农人返乡，还有一些大学生村官，这群回到乡村的年轻人，为现在的乡村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刘文奎：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年轻人回去得太少了。东部我们去得少，我不是特别有发言权，我对中西部乡村更了解一些。

虽然现在中西部的乡村很重视吸引年轻人返乡，但是乡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事情让年轻人做，没办法让年轻人获得一个稳定体面的收入。所以我们做善品公社，做乡村旅游，就是要搭一个平台，让乡村产业慢慢发展起来，让年轻人回乡村找到事情做，有一份说得过去的收入。

一部分年轻人的成功返乡，会吸引一些人回来，慢慢地，我们在乡村的产业链会延长，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

而年轻人回来乡村带来的一个变化是，这群人已经出去看过世界了，他们再回来做事，很容易就了解到乡村产业、市场经营的发展重点。

南风窗：新农人见过外面世界，但会不会对乡村的规则不太了解。他们知道怎么跟村民打交道吗？

刘文奎：这些年轻人回村，他们是领导者，和我们原来那个时候就太不一样了。2010年以前，村里的农民都挺多的，大都年富力强，我们这些外地大学生进去，是村里的弱势群体。我们的项目官员如果不令村民满意，他们甚至会来辱骂奚落我们的工作人员。

但现在农村的力量对比，已经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乡村，农民想见到年轻人可难了。很多农民，连手机都不太会用，一个年轻人回来，老人们什么事情都问他。农村的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老人们愿意跟着年轻人走。

南风窗：在你20多年的乡村工作当中，村民面临的困境有什么样的变迁？

刘文奎：变迁还是蛮大的。20年前，咱们国家的城市化率还没这么高，乡村的空心化没这么严重，那时候我们解决的既是村庄的发展问题，也是人的发展问题。

但现在再说这个话题，更大的问题是：村庄的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

人都已经进城了，人的发展在很多地方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村庄的发展成了问题，空心化，村庄荒废了。

比如，我们20年前去做项目，我们要是有资金，在哪做项目的区别都不太大，因为哪里都有一群人很欢迎我们去做乡村发展项目。但现在，我们做百美村庄项目，搞乡村旅游，也有企业愿意到东北去做，但我们去找了几个村子都没有足够的人，劳动力都没有了，年轻人没有了，老人剩得也不多了，这种项目就没法做。

南风窗：20年间村庄的剧烈变迁，反映到你们的乡村发展项目上，所面临的困境有什么样的变迁呢？

刘文奎：20年前，主要的挑战是两个。第一个，筹款的困难，那时候资源短缺，即使是我们，要筹到钱去做项目，也是不容易的。第二个，我们作为先行者、探索者，要找到一个更有效发展乡村的方法，我们一直在尝试，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

到现在，我们的模式跑通了，筹款也没问题了。但有两个新的挑战，第一个，怎么能够找到有能力的人给我执行项目；另外一个，随着我们乡村发展模式的升级，现在已经走到从农田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了。

我们原来在村庄里不断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合作社，怎么把农民组织起来，怎么生产出来好的产品，但现在，好的产品我有了，怎么把它卖出去，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