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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口问题再次引起关注，某人口经济学家称2030年中国新生儿数量减半，也就是降到500万以下。第一：人口问题确实很严峻，真正的挑战在十几年后，当下就需要着手；第二：使用过去的经验，静态看待一个动态变化的事情，无疑是刻舟求剑；第三：新生儿数量下降的人口难题并非无解，只是解法不在当下，而在未来，要为未来解决这一问题做准备。破除对公职人员的崇拜和神秘化，才更容易理解一些事情、推进一些事情。有一种很奇怪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对体制内、公职人员颇为不屑，认为体制养了很多混子，离开体制就活不了；但另一方面却又常常高看一眼，总觉得有一个体制的身份就“超凡脱俗”了。前者不必多说，体制内确实更加稳定，虽然是“穷”的稳定，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稳定就是最宝贵的，与十年前社会对公务员颇为不屑不同，现在体制内被热捧，但大环境不好，没人能够独善其身，体制内也要感受寒意，在此不多说了。重点说说后者，一个人一旦有了公职身份，好像立刻就不同了，会被人高看一眼，觉得能够对社会事务发表不同的看法，又或者认为掌握了一般人不知道的消息，而有些人也会摆出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博取几分关注，其实现代社会非常透明，这类信息差已经很少了。但实际上，虽然从平均水平上，经过层层选拔的体制内人员素质略高一些，但终究是普通人。比如有读者问小镇，部委公务员是不是对各种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了如指掌，小镇回答并非如此，往往只是工作便利，日常做这方面工作，因为比较熟悉罢了，没必要神话。比如不要看到一个政策或者行动，就觉得背后有多少运筹帷幄，动辄跟国家大战略挂钩，觉得好像是下了一盘大棋。其实现实中绝大多数政策和行动，能够解决或缓解一个具体问题就不错了，无非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带出来更多问题的也不罕见，没必要想的太多太复杂。举个例子，之前某部对台湾地区发起贸易壁垒调查，有各种非常复杂的解读，确实客观上有利于对台施压，但实际工作中没有这么复杂，类似要求对台发起贸易壁垒调查的呼声年年都有，今年也是应几个商会的申请开展。把大战略暂时放下，从更实际的角度，就是时机到了，过去对台资、对半导体的需求等等，因各种原因弱化了，内部权衡发生根本变化，就到了解决歧视性贸易政策带来的长期逆差问题的时候。人不是神，一定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比如过去的认知、利益立场等等，难免出现误判，人口问题就是典型。至少在2009年就已经想要放开生育，但放开速度很慢且极为谨慎，2011年11月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1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才实行“全面二孩”，现在回头看，节奏太慢。这与关于放开后人口增长趋势的研究有直接关系，当时某调研认为有53%的育龄夫妻要生二胎，预计一年要多出来3千万到4千万人口，这么多人口，必须做好相应的公共服务准备。那几年国家在财政上做了倾斜，以幼儿园为例，从2010年的15万所左右激增到2019年的28万余所，增长87%，但在校幼儿园学生只增长了58%。这个调研结果当时也遭到了质疑，从全世界看，降低生育的共性因素都是相通的，凭什么认为中国人就不一样，一旦放开就会有这么多人想要生育二胎。但最终这个调研结果还是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放开后的实际情况与调研严重偏离，很快二胎增量都无法弥补一胎的减少。比如2011年放开双独二孩，2012年新生儿只比2011年增长了2.19%，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2014年新生儿数量也只比2013年增长了2.87%，2016年初实施全面二孩，也不过从2015年的1655万增长到1786万。而在原本预计中，实施全面二孩会带来第四波婴儿潮，有的专家甚至预计高达4995万，这种误差大得离谱。很快，新生儿数量锐减，从2016年巅峰的1786万一路暴跌，2022年新生儿数量跌破1000万人，创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低，2023年毫无悬念的必将刷新最低纪录。第一个教训：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小镇也有类似经历，当年也算是年轻气盛，面对全国知名的大专家（非理工科），觉得对方说得不对就直接指出来，多年过去证明小镇是对的。小镇能侥幸“蒙”对，并不是因为小镇比大专家学识广博，小镇才多少墨水，关键是小镇受到的历史束缚更少，不需要破而后立，在时代发生巨变的时期，反而更容易把握未来的变化。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人口出生趋势判断就是典型，主持调研的一方面有利益关系，这么多年坚持计划生育，如果一朝否定，冲击太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太老了，不是人老而是思维老，搞社会科学最怕的就是脱离一线、脱离年轻人，看不知道多少手的材料，又不去亲自接触年轻一代，以早就陈旧的思维去猜测新生代，怎么可能预测的准。小镇也曾咨询了一些当年比较理性，对放开后人口生育趋势调研结论提出明确质疑的学者、领导，询问现在已经这样了，责任先放一边。结论很不乐观，至少到现在没有找到如何让生育明显上升的有效手段，注意不要拿一些人口不过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举例反驳，14亿人口的中国跟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截然不同。资源是有限的，无论多么难以接受，还是要承认现实，承认至少在当前情况下，生育已经不可能有效拉升了，在人口结构必将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到底该怎么办，而且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着手。一些人提出大放水刺激生育，发消费卷等等，作用肯定有，但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高了，有限的资源需要更多集中到更急迫的方向。中国的人口红利还会持续很多年，当前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为43.4%，处于1950年代以来比较低的水平，这个抚养比也已经维持了30多年，而在1960、1970年代中国抚养比一度高达80%。考虑到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社会发展大幅延长了人的寿命，以及科技发展降低了对体力的要求，未来10到15年劳动力并不会成为中国发展的卡点。但人口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解决也要长期引导，现在不做等事到临头能做的就很有限了。相比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的变化更加严峻。虽然1960、1970年代抚养比也曾达到80%，但当时超过60%是青少年，以孩子为主的高抚养比属于“欢乐而充满希望”的抚养比，养孩子痛苦与快乐并存，可以把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也可以视为长期投资品，但大体上越养越轻松，终究有回报。然而老年人为主的抚养比截然不同，越养越难，压力越大。而按照目前预计，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抚养比将达到80%，超过50%是老人，与60年前完全反了过来，届时的压力可想而知。第一点：承认客观规律，在当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承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问题只能缓解，不可能有效拉动，在这个基础上做工作。不要再心存幻想了，必须从现在开始对未来人口结构的巨变做好应对，比如关键的养老，延迟退休是必然，无论有多大反对意见也必将执行，无非或早或晚，而从全球看，男女退休年龄的一致化是大趋势。目前美国、日本、荷兰、韩国、丹麦、德国、西班牙、新加坡、法国等都采取男女退休年龄一致的政策，而男晚女早的英国、意大利、捷克、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已经或计划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当前全球实施普遍退休制度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或中高收入国家，中国还需要特别考虑农村老龄人保障问题，这也是接下来的重点。人口总数下降、结构恶化已不可避免，过去以GDP总量为核心的竞争走不通了，过去为了尽可能平衡地区间发展，限制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分配，给中西部地区更多土地指标，但结果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全国数以百计新城，可容纳人口超过2亿，而且新城往往距离中心城区过远，导致人口密度过低，无法支撑城市和产业发展。借钱、欠债不怕，关键是每年得有盈利，那大不了用20年、30年还就是了，基础设施只要维护好，完全可以用很久，但倘若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没有足够的人口，这样的新城显然不可持续。思维需要转变了，还是要承认客观规律，承认东部沿海等地区就是比中西部等地区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承认有些地方就是不可能发展起来，要把思维从带动一个地区总量发展转变为注重人均、注重保障人的生活水平。以大洋对岸国家为例，各州GDP差距极大，超过30个州GDP占比不到1%，总量最大的加州占比超过14%，超过英法，前五的州GDP合计超过10万亿美元，占比超过40%。对比下我国，第一的广东占比10.67%，前五省份占比大致也是40%，但再往后相对更平均，只有5个省（区）占比低于1%。可见对岸的各州间经济不平衡比中国严重得多，但各地民众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这就是人口总量与经济水平、资源总量相适应。当然，我们绝不能简单模仿，我们的现代化有自身特点，要在超大人口规模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但基本客观规律还是要承认，那就是不可能在广大内陆再造长三角，也没有这个必要。倘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全国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对人口流出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一些问题也就有了新的解决思路。比如脱贫攻坚，一些贫困地区就是没法发展就需要把人牵出来，但有的地区其实有资源，但无法承载太多人口，把人口总量降下来，这个地方也就能够脱贫致富了。又比如昨天提到的东北，从总量上看东北增速缓慢，但从人均角度看其实并不差，而且东北生活、教育等配套并不差，当人口总量降低到一定程度，资源紧缺的问题得到缓解，反而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而流出的人口到了效率更高的地区，也能够带动全国财富的增长，再通过转移支付支撑其他地区，反而更加现实。当前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就是要把全国县城分类，更多的县城发展方向将是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心，而不是所有的县城都要拼GDP，不同的县城发展出不同的特色，也能吸引不同的人群。现在中国已经有一批追逐小城生活的“新游民”，未来还将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技术的发展进步，让小城完全可以焕发新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人定胜天之所以被传颂，恰恰因为罕见，可以追求但不能把个例当普遍，就如同不上学也可以脱颖而出，但概率、难度、风险截然不同。中国未来要开始建设现代化阶段，资源有限成为绕不开的堵点，我们有太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领域，政策本质就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
各个领域都重要，但终究要有先后、有主次，还要考虑投入的产出比。人口生育持续下滑，是一个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产生的原因方方面面。
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生育欲望本来就要下降；还有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尤其在大城市，一个人自己活下去就很不容易了，又如何承担起一个家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等因素太多，无法一一列举。相比刺激人口生育，还不如先来谈谈怎么化解房地产和地方财政危机，这反而更简单点，也更急迫。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刺激生育，需要投入的资源极其庞大，见效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尤其人的习惯、预期，很难扭转，很可能大量资源投入进去，也起不到效果，其他领域怎么办？而中国的人口规模非常庞大，要想把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需要全球市场有更大增量，难度很大，人口总量的适当收缩，也不全是坏事。
当然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的恶化，如果人口结构保持健康，说实在的，总人口就算降到12亿、10亿也并非不可以，当然这种假设显然不成立。一是影响生育，除了理念、思想，关键是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的提升，需要时间，从现在开始在社保、民生上持续投入，有希望在未来显著降低竞争压力。二是人口生育并非静态的，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影响生育还与竞争压力过大，孩子养育难度过大有关，但随着新生儿的不断降低，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乃至孩子成年后的竞争压力，显然会持续降低。比如相比几年前，现在的医院产科床位极度充足，几年前还一床难求，现在根本不需要托人，3人产房直接成了一人VIP单间，而且医生护士乃至社区工作人员等都特别尊重、保护产妇，毕竟愿意生育的少了。再过几年呢？压力缓解，肯定会有更多人倾向于生育，而且在这种从小竞争更加宽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有很大可能愿意更多生育，甚至等10后、20后长大，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5甚至2.0并非不可能。三是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新生儿数量再怎么下降，好歹也是14亿人口规模，每年仍然有几百万，其他国家尤其美国怎么解决经济发展对人口的要求呢？
当然是向外建立以本国为核心的生态系统，我们怎么就不行呢？
中国作为大陆国，邻国众多，生产力强大，反而更具优势。比如南边，受中华文化影响、有着大量华人的东南亚，完全可以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
经常被提到的越南，预计到2035年越南劳动力人口将达到巅峰，高达7500万人，中国2022年劳动力人口为8.7亿人，2035年预计下降到8亿人左右。
仅越南一国，如果能够更加深度地融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就足以弥补本土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越南人口只占整个东南亚的15%。
总结一下：
要动态看待人口问题：新生儿生育率下降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现在开始着手改善阻碍生育的整体环境，慢慢调整人们对生育的态度，完全可以期待20后成长起来后，总和生育率显著提升。
要用全球和发展眼光看待人口问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未来也将是最大的消费国，作为欧亚大陆核心国家之一，拥有众多邻国，完全可以构建联系更加紧密的生态圈，海外也可以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任何问题，只要不投降，终究是有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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