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中国小孩大多考虑的是要出国赚钱，很少有解决问题的狂热！

在数学领域，丘成桐攻克了多个数学难题，并获得菲尔茨奖等多个世界级的数学大奖，其学术成就在世界上更得到了公认。在美国，他不仅提携中国的学术后辈，而且培养了多名杰出学生。在中国，他成立了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中心，在“不拿一分钱”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大大提高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水平。此外，他还在其他大学组建了数学中心，为整个中国的数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另一方面，丘成桐个性鲜明，他曾经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自己的学生田刚以及北大数学系，在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并因此引来了反击。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学术评价机制，丘成桐都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想法。

本文为燕京书评对丘成桐的访谈，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问：你曾经建议教育部门，选择一些名人传记、数学科普书作为学生必读书；作为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内也广为人知的数学家，这也是你写自传的原因之一吗？

丘：这是原因之一，希望我生平念书的经验，对于年轻的学生会有些帮助。现在很多学生家里还算小康，他们没有什么道理念不好书，一些同学却往往抱怨念书困难。我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在数学上也算是有所贡献，希望学生知道读书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在学业上也可以出人头地。

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不仅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对学问有兴趣才行——我一辈子都对学问有兴趣，所以不怕困难，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克服。我对学问的浓厚兴趣，让我毕生受用不尽。

很多学生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试时拿到好的分数，而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则是赶快去拿个头衔，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誉，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主要目标。中国有不少学者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师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终究不能成大器。

问：你认为，多读几部科学家传记、数学科普书，培养学生的兴趣，要比参加奥赛训练更重要。你在自传中也提及，有的大陆学生很聪明，也很有数学天分，但后来改行了。那么，你是强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吗？就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教学观察，这一点是否明显？

丘：“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点很重要。你受到启发，会花很多功夫，去思考，去用功。如果对学问没有兴趣，勉勉强强懂一点点基本知识就以为够了，不会用生命深处爆发出来的精力去研究学问，很难成就大学问。有人很有钱，他还是喜欢冒险，爬很高的山，因为他觉得爬山挺有挑战感，就是要爬。美国一些有钱人喜欢去太空冒险，自己花钱去做太空船，赚不赚钱他不见得在乎；他觉得去太空够刺激，他有兴趣；假如没有兴趣，他不会去做这些事。很多大学问，都是因为研究者有兴趣做出来的。

二十世纪最出名的生物学大师沃森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发现DNA的过程。开宗明义就说他当时很年轻，不到22岁就想去解决生物学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他可以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非要将它做出来不可，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去了。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花了很多功夫，终于在几年内做出来了。当时，和他竞争的对手是诺贝尔奖得主珀伦，他也不怕， 他和他的朋友抢先完成了这一研究。

沃森虽然只是很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但敢于闯敢于做大事，因为他觉得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示生命的结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会让他青史留名。我想他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拿诺贝尔奖，而是很狂热的投入，非要将最重要的结果做出来不可。

我坦白讲，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进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非要解决它不可。大部分中国小孩子很少有这个狂热，他们考虑的是要出国要赚钱。

问：你在自传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比如，王国维描述做学问的三重境界、屈原的诗句，包括书后所附你创作的古朴典雅的《中华赋》。你还说，《红楼梦》中的爱情主线让你感动，阶级冲突使你产生了切肤之痛，而这部小说的结构影响了你对数学的看法。这似乎是说，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数学研究，或启发你数学研究的灵感。实际情形是否如此？

丘：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受到人文科学的影响。但是，每个学者开始做学问时，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学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础的路，再走一段其他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走没有人走过的路时，往往要做一些决策，这个决策受到人文科学很大的影响。在三岔路时，要选择走哪条路才比较丰富，得出更好的成果？人文科学带给你的修养，往往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我们爬山爬到半路，遇到困难时，我们会不会放弃？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做学问时，往往要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走到半路时会不会不放心？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爬过一座座山后，你是不是继续走这条路或是走另一条路，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有可能走下去，会到尽头了，要知所进退。但有时候，你晓得路径是对的，走过去还会有很丰富的前景，后边尽管有风险，你还是要往前走。

1979年，丘成桐游览北京颐和园

做重要的决策不见得是科学的，往往由一种感觉来决定——你对学问的感觉或是你对大自然的感觉，对你的研究极为重要。你的感觉对不对，能不能带给你好处，对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这个感觉往往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是我们和大自然交流得出来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诗词也是我们心灵跟大自然交流的一个渠道，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对科学就有感觉。做决断的时候，一个好的科学家跟第二流的科学家往往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和科学家受到哲学的培养，对学问的了解都有关系，不是完全孤立的。假如没有这方面素质的培养就做不好，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决定，怎么往前走，和人文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上或者文学上，都有很多人类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他决定要向前冲，去攻打匈奴单于，为什么他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人会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大漠上奔驰千里去攻打匈奴，但霍去病决定要做，结果打了胜仗，但不是会打胜仗。他开始时不见得清楚，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觉，他要知彼知己，也要晓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这种种经验都是训练出来的，不是随便得到的。

北大也好，清华也好，有些小孩子志气大得很，他说我要解决大问题，否则我就不算伟大。话很动听，但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夸口可就没有意思了。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玛峰，赤手空拳就准备去爬，这不可能的事。对吧？总要拿一大堆工具。

这些都是人生的经验，所以人文的修养辅助上科学的修养。归根到底，最重要还是要学习基本的工具，不懂加减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积分，就像你爬山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你想爬上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问：你的父亲丘镇英是早稻田大学硕士，他严格要求孩子们努力读书；你的母亲念完了高中，在你父亲去世之后拒绝了你大舅让你去养鸭的建议，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激励你努力读书。虽然你后来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萨拉夫的帮助、陈省身的指导等。但我觉得，这种家庭教育的理念会激励一个人努力学习。你对此有何体会？

丘：对，这确实重要。我父亲是有学问的学者，他重视的是教导我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个商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赚钱，不在乎孩子学习到什么新的学问，也不在乎孩子对大自然有什么了解，也不在乎孩子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辈子无忧无虑，能够过着好的生活，无灾无难到公卿！——这就是一般中国家长的愿望。

▲1941年，丘成桐的父亲丘镇英和母亲梁若琳的结婚照

很多小孩子都会迎合家长的要求，他们明明对某些学问有很大的兴趣，但他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影响，慢慢地也不会把这些兴趣看得重要。毕竟人在年轻的时候，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会受到大人的影响。大人往往劝导你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念了也对你以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快去念金融，研究投资，以后可以开公司，小孩子听多了就很容易改变态度。现在媒体常常描述，某一个商业成功者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怎么成功创业，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天天讲这些事情，所以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念书本身有价值，对学问的兴趣也少了很多，因为他不认为做学问是一个高尚、高雅的活动。

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团体也有不同的想法。假如你在唐朝的时候，你会觉得写诗写得好，是件很风雅的事，现在我们的社会认为做生意重要，所以有不同的风气。可幸我父亲跟我母亲从来没有认为念书是为了赚钱的，就算我家里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我以后要赚大钱，甚至没有要求我赚钱来维持家计，他们觉得我好好地念书就一定有前途，不用管其他的事。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小孩很多，他工作很辛苦。当时，我父亲一年的薪水才2000块港币，一个月的房租是100块钱，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但他还是维持下去，坚持我们要念书，他觉得念书很重要。同时，我父亲搞哲学，他常常会把学生召集到我们家里来讨论学问，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跟风气对我影响很大。

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希望我很快成长。因为生活很艰苦。但是，就算在生活艰苦的时候，我母亲也没有要求我去念电子工程或者金融，她觉得我念数学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我喜欢，只要成才，懂得这门学问，她就觉得很满足。

这对我很重要，让我有胆量去念一般人家认为不重要的科目。我中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念电机工程，我就对数学有兴趣，这是我父母对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放任我去念我喜欢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益。

问：你就读的香港培正中学“数学老师尤其突出，绝大部分水平奇高”，你还特别提到老师梁君伟非常棒。而培正中学也出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七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萧荫堂和你。由此可见，高质量的教师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绝大多数中学的数学教育都达不到培正的水平。在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上，你有什么看法？

丘：教学的质量和教师的素质，跟学校得到的投资有很密切的关系。当年我念培正中学的时候，中学由美国浸信会支持，有不错的经费。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教会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学了，经费主要由政府付出，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要培正跟其他比较差的学校看齐，要遵守政府定下来的规矩。当年我们念培正的时候，很多课都是其他学校不教的。我们的老师很好，能够教很多与众不同而有趣的课程，这对我们学生影响很大。

中国的小学教育，从前经费是不够的，现在比较好了。中学教育也开始大改变了，不是从前的光景了。20年前中国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不行的，但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中学，比从前好多了。所以，教育的发展跟经济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政府也愿意投资教育。同时，政府对中学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当年香港政府对培正中学管得不多，主要是学校自己管理，比较自由。薪资高了，老师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学生；如果薪资不够，学校请不到第一流的老师，素质就不大行。

老师的报酬太高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事，但一定的水平总是要有的。假如一个老师要花全部时间教学生，他家里挨饿是不行的。如果老师的薪资太低，不能解决家里的基本生活开支，他怎么可能安心教书呢？这是现实的问题。我老家在广东蕉岭县，我第一次去时，穷得一塌糊涂，中学、小学都不行，现在的教育质量慢慢提上来了。

问：在哲学史上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泰勒斯夜观天象，一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面。这个时候路过的婢女看见了就哈哈大笑说，你连地上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要去研究天上的事情。泰勒斯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他通过观察天象，发现来年的橄榄会大丰收，于是就提前把当地所有榨橄榄油的机器全部租下来，到了来年橄榄果然大丰收，他就把这些机器租出去，赚了一大笔钱。你在自传中描述了两个类似的故事：石溪大学数学系主任吉姆·西蒙斯1972年在股票市场斩获不小，后来投资基金赚了数百亿。美国人威廉·本特利用自己在计算机上的专业知识在拉斯维加斯二十一点赌博桌上赚了很多钱，1984年到香港后利用计算机预测马匹名次，不久之后每星期收入超过百万美元。尽管你自己纯粹是为了在数学中“追求心仪领域中蕴藏的真和美”，但古今学者们异曲同工的故事似乎表明，那些看似“无用之用”的学问，似乎也有非常“实用”的一面。作为数学家。你怎么看？

丘：数学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有一定的资产，否则就不能维持生计，这是一个基本的衣食问题。

我那个朋友、石溪大学数学系主任吉姆·西蒙斯赚了几百亿美金，但他是个很出色的数学家。他和我相当熟悉，他一辈子喜欢数学。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数学的兴趣，但他也喜欢钱。他今年84岁了，但他还在研究数学。坦白讲，他现在这个年纪做数学，就算花很多时间，也不见得能够得到第一流的前沿结果。但是，他就是喜欢数学，他还在花很多功夫去研究数学，这是美国人可爱的地方。

吉姆·西蒙斯，世界级数学家

我去年暑假时做过一个演讲，他很感兴趣，就给我写封信说，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很想跟你谈谈。我吓了一跳，因为他80多岁了，不要说是做生意的人，一般的老人到了80岁的时候，应当不大做数学研究了。我没有想到，他有很好的想法——不是普通的想法。所以，我很佩服他，他是真的为学问而做学问，其实他现在做研究无论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他的生活都无关紧要，他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也做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所以，他不再需要额外的功名利禄，但他愿意花时间在数学上。在中国，这种为兴趣而做学问的学者，实在不多见。

做数学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如果离开时间太久，中间有很多重要的工具不一定能够记得住。除了吉姆·西蒙斯，我有一些美国朋友有这个能力。例如刚才你说的威廉·本特，我蛮喜欢他，但他用数学方法去赌博唯一目标是为了赚钱。另外，数学确实有非常实用的一面，任何有规律的东西都需要数学，赌博也好，工程也好，物理也好，都要用到数学。

问：1973年8月，你曾经认为自己推翻了卡拉比猜想，其后卡拉比给你去信，希望你把思路扼要地写下来，你费了两个星期发现无法证明，于是做了一百八十度转弯，证明卡拉比是正确的，并于1977年发表简略版本，1978年发表详尽版本。这种“大逆转”在数学研究中很常见吗？

丘：这要看学者的思想有多成熟。我有能力做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几何和偏微分方程这两个不同的学科都有相当的训练，所以我在两方面都比别人成熟一点；很多人做这个问题时，只懂一个学科的工具，不够全面，在决定这个问题能做还是不能做时，有一定的困难。当时我以为这个猜想不对。我在花了很困难的长久思考后，才觉得从前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其他几何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会遇到困难，这包括卡拉比本人在内，因为他们都没有学过微分方程，没有这门学科的感觉。所以，做数学研究，感觉、修养很重要，我当时有微分方程的修养，感觉到卡拉比猜想可能是对的，所以日以继夜地去思考，但就是这样也花了三年功夫才能完成，不容易的。

重要的科学成果的发现大概都会是这样子，你还没有发现真理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是对的，但又发觉它可能是错的，翻来覆去的考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你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时要大胆尝试，要向前冲。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光景，他从西班牙向西航行，他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他出航用的也不是很大的船，海上风波大，但他不怕。做数学研究，问题就是你心里有多大的好奇心，有多大的决断力，有没有畏难，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得有计划有信心的要去做。做学问，常常会发现我们需要有计划去找有意义的问题，找的时候我不晓得是走哪条路才对，这是最困难的时候。

问：任正非曾经透露过华为拥有700名数学家，而你对此表示质疑，说这700人最多只能称为数学工程师，那么，纯理论数学家和数学工程师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各在哪里？

丘：华为这些数学家，无论是纯理论数学家也好，应用数学家也好，这些人我都没有见过。其实我很尊敬任正非，他为中国做了大事。但是，我估计在中国大陆，能够做好研究的数学家不会超过一两千个人。我来中国大陆很久了，一生研究数学，还没碰见过华为的任何一个数学家，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我才有这个反应。 

问：你认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非常浮躁并且混乱，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更像关系到考核标准以及评职称的一项作业，所以基础研究越来越被忽视。现在很多院士都是在敷衍做事，为的不再是研究本身而是奖金补贴。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批评现行的学术体制，认为用量化标准来考核学者的做法很荒谬。综合你在美国和中国大学的执教经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丘：当一个国家的学问还未转型的时候，可以用量化来作为衡量的指标。比如，以中学生，小学生为例，你会不会加减乘除，会不会解一次方程二次方程，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很容易量化。你不会做这个试题，就表示不懂。

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比较原始的状态。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数学水平不高，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方法作为衡量标准。当国家数学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后，就不适合用一般的量化标准来考核，我们要研究的是大自然里深奥的问题，要走的是其他科学家以前还没有走过路。我先走了两步，其他人可能完全没有搞清楚我做的学问，因为这是新的问题。那你怎么量化？所以，中国假如真的要做第一流科学研究的话，不能够单靠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学者。

中下游的学问可以用量化方法来决定，中上游的学问不可能用量化方法来决定。量化有它一定的好处，但你要知道中国的数学程度不再是中下游了，我们要做第一流的学问，要向上看。

问：按照你在自传中的描述，1941年华罗庚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但是陈省身和他住在一起，自此，“纷争容易形成，但难以化解”，而两人的矛盾在他们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身上仍然延续，并且和你产生牵连；1980年，吴文俊的一个学生和你产生了激烈争吵。应该说，这些矛盾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在你看来，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丘：我在香港长大，我跟华先生跟陈先生当年没有任何关系，后来陈省身先生做了我的导师，我才和他有师徒关系。但是，我也学过华先生的著作，所以我对他们都很尊重。从感情上或者从数学上，我跟华门弟子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他们为了很多小事情，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认为，根源在于个人把名利看得太重。像数学大奖也好，院士也好，不过就是为名为权为利，我个人看重的是对学问的追求。

▲1996年，丘成桐（右）和论文导师陈省身先生摄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