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人物丨丘成桐谈父亲丘镇英：哲学和数学如何影响一生？

丘成桐：我一辈子做研究，无论在学问上还是人事关系上都常常有困难的时候。我能够不停地支撑下来，源于童年沉浮的丰富经验。童年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书都无法念下去，但我还是撑了过来，这让我后来的人生可以挺得过所有艰难的事情。成为一个好学者，不能临阵退缩，也不能不敢做以为不可能的事。重要的发现通常一百次里七八十次是失败的，需要屡败屡战，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但很多时候，最困难的地方跨过去了也就跨过去了。我一辈子没怕过什么事。

做学问的人看重自己的声誉。如果以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结果发现有错，那是最难堪的时候。有的人发现做错了，还硬着头皮讲是对的。年轻的时候，一方面，我能够顶得住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受父亲影响，坚持要光明磊落。做学问的危险之处在于，需要很努力才能维持操守。当宣称证明了一个出名的大问题时，谁能肯定没有错呢？错了就错了，真理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改变，唯有面对现实，承认错误。只有一个方向是你要追随的：真理的走向。

我人生最困苦的时候与此有关。对我而言，维护学术声誉很重要，所以非要解决不可。当年做卡拉比猜想，发觉有错，我连续两个多礼拜日以继夜地想，非要解决它。不停地思考和努力，我终于发现原来的路是错的。正是因为我一下子在短期内花很多功夫发现了错误，这个问题才没有再拖上几年时间才解决。当时我已是斯坦福大学的长聘教授，解不解决这个问题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困扰，但事关学术声誉，没有退路。

丘成桐：我父亲把道德看得很要紧，把追求真理看得很重，也认为名誉很重要。

求真，的确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代价是不是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在香港的生活很困苦，但也撑过来了。在《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中写到，父亲与一位同行创办香江学院，做文史哲的系主任，聘请了很多有学问的教授。但当时香江书院内鱼龙混杂，父亲对有些事极为反感。开学仅仅两个多月后，就愤而辞职。那段时间，他不得不到联合书院兼职，家庭负担加重，极为辛苦。

父亲去世过程中，我经历了人情冷暖。当年要过我父亲一点好处的学生朋友大都不见，剩下的还有一些好心人愿意帮忙。经历了这些，我对世态看得很开，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自己能自立地活下去就行。

丘成桐：我儿子在美国长大，进了大学，他就知道自己做自己的事，大学一毕业，就不高兴我再给他钱，要自立。我要他做什么事，他认为自己有理的，不会听我的话。我的二儿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考到一个奖学金，跟研究艾滋病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到云南做研究，一去两三年。对中国人来讲，儿子不听话是不能接受的，但在美国长大的小孩看法不同。他首先认为自己不要你的钱，但是也不想接受你的管教，自立了，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的孩子往往希望老师、家长帮自己一辈子，认为应该照顾到底。

今天，美国文化的面容逐渐表现出另外的一面，更加赤裸裸，这是在它经济鼎盛时期没有也不必要表现出来的。在我父亲的书里，他表现出两种文化的区别，讨论了中国文化的益处在哪里。

丘成桐：我不是学哲学的，但小时候常听他讲学问。我十四岁时他就去世了，我跟着他学得不多。他去世以后，才慢慢消化了一些。所幸，他遗留下关于中国哲学的断纸残章，能够整理成书。

父亲这本书，回到古代思想起源的源头，从古希腊讲到康德以及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彼此之间的影响与争斗，包括中世纪后基督教、佛教影响，从老子、孔子一路讲下来，中国哲学对大自然的看法、“以人为本”的来源等等，清楚表现出不同流派的发展、融合，勾勒出东西方哲学的走向，是很通盘、宏观的视角。

丘成桐：我做学问几十年来，与别人不同之处，也在于我能够通盘地了解学问，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对学问要有通盘的了解，才能知道每个问题今天的样貌从何而来。数学有很多分支，这些分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是很重要的，现代数学的发展，往往是两个不同分支混在一起产生的火花，父亲的哲学也很看重哲学思想的交流和不同学派之间的冲突融合，比如会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中国后，与儒家、道家的交流和缓慢融合。学问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同支流融合成大流，汇入大江大河。这也是我父亲的看法。他希望通过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交流、融合，形成一种新的看法和哲学。

这个时代仍然有伟大的数学家，他们仍然能看到作为整体的数学的图景。但是，不少学者在小的方向上过于关注，视野狭小，很少去听其他领域的课，更不用说大师课。只求能听懂、能马上拿来用，这样的确能很快出成果，却会失去对宏观整体图景的把握，是一件不幸的事。当年我读数学的时候，什么课都去听。父亲对我的影响深刻之处也在此。我的文化启蒙是从他开始，他让我读的书，影响到我对世界的看法。

选择做什么题目，对一位数学家来说，往往意味着一种激动之情被激发出来。我读詹姆士·沃生的传记《双螺旋》，他开宗明义就讲，小时候第一次了解到双螺旋问题，兴奋得不得了：假如能够了解人类生命的结构，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这种激情正是做学问的基本动力，可以让我们长久地走下去。当年我做卡拉比猜想的时候也是受这种激情的驱使，感到自己非解决它不可。有了充沛的感情，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退缩，需要一种文化修养。

今天常提到“卡脖子”问题。“卡脖子”问题的解决需要基础科学发展水到渠成，需要累积深厚的科学文化底蕴；我现在希望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深厚的科学文化积累。做学问，遇到小困难，就轻易放弃，恐怕也是积累了太多实用主义观念的缘故。家长总是希望孩子们做生意、开公司、从事金融。通过我们的努力，希望中国的孩子们也可以看得远，追求极致。

丘成桐：我在汕头出生，在香港生活二十年，在美国工作五十年，但内心从未离开过中国，一直希望中国的学者可以慢慢成长。1979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之后四十多年，每年我都会回来，帮忙培养中国的数学家。四十多年来，随着一批批留学生回国，国内大学数学讨论的氛围已经有了，文化在慢慢改变、积淀，可以带着学科向前走；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也被吸收到清华这样的地方。

哈佛大学数学学科沉淀了大概150年到200年的历史。1885年左右，哈佛开始大量派出学者前往欧洲留学。1905年，哈佛第一位重要的数学家乔治·戴维德·比尔克霍夫完成了自己第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让哈佛和美国数学界开始改变。比尔克霍夫没有去过欧洲留学，是第一位在美国本土成长并完成了世界一流工作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震动了美国数学界，也标志着哈佛数学系的质变。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徒孙徒子加起来大约有八九千人，差不多美国数学界一半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现在中国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学者。我们期待能培养出比尔克霍夫这样的人物来：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第一个重要学者和他的重要工作，将是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我们正在等待这个时刻。

丘成桐：人们常问“走哪个方向比较重要”这样的问题，在我看，学术上讲究的是百花齐放。麻省理工是全世界工程学科最好的大学，我曾与他们的教授交流，他们的共识是，只要把一批聪明人放到一起，根本不必考虑他们会做什么，他们的天赋会自觉自动地找出一条最好的路来，这也是他们发挥天赋唯一的路：一是找出大自然的奥秘，二是应用这种奥秘。

150年前，美国几位学者要研究“以太”存不存在的问题，做了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这个实验看起来完全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正是这个实验，证明光速在不同惯性系和不同方向上都是相同的，因此产生了狭义相对论，影响了整个世纪物理的发展，到现在也有实际的应用。表面上没有用的好奇心，实际上大有用场。只要不阻止好奇心，让它自然发展就好了。

中国学者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太久，我们要从小孩子开始，让他们从小接受科学的文化、真理的架构，慢慢地也会影响到年纪大的学者。最终我们还是要靠年轻一代，带动中国科学往前走。我目前就是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遴选未来的数学家，让他们跟随大数学家学习，在孩子们心中播种下最有意义、最真的科学思想，让他们去思考、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