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应用的荒谬与失败

公众号新闻

2023-07-08 00:07

封面图 |《不就是拔河么》剧照

每次GDP数据一发布，总能引来大家的围观，不管数据好坏和个人实际体验是否一致，人人都能说上两句，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GDP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不光是GDP，生活中有无数数据影响着我们，可量化数据越来越受重视，甚至我们每时每刻的心跳、呼吸频率都变成了被收集整合的用户数据。我们用数据衡量着世界，也被数据所左右。但是，这种做法真的对吗？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从重新审视GDP切入，反思我们对待数据、对待生活的态度。GDP是衡量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但它和其他数据一样，无法衡量我们幸福与否。把注意力集中在各式各样的数据上，并不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正确选择。

你会因为数据而焦虑吗？你如何看待万物皆可被数据简单量化的现象？读完这篇文章，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书名：《为什么数据会说谎》

作者：[加拿大] 彼得·施莱福斯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GDP如何影响你我他

我们被埋在信息的重压之下，信息与知识相混淆，数量与丰富相混淆，财富与幸福相混淆。我们是拿着钱和枪的猴子。——汤姆·韦茨（Tom Waits）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衡量指标：衡量我们的经济和福祉的指标。

20世纪，更好的数据搜集方式和现代统计方法相结合，产生了最常用的经济衡量形式之一——GDP，它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和跨国公司的决策，并影响着地球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简言之，GDP就是一个国家每年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是生产的每一种产品、提供的服务、进行的改进和支付的收入的总和。GDP的衡量基于各国国民账户体系中保存的各种估值和数据，比如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对零售业销售额、房屋开工量和制造商出货量的各种调查。随着获得的数据越来越多，这些估计值不断得到修正。可以说，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和国民富裕程度的最佳尝试。

GDP是应用最广泛的衡量经济生产力的指标，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研究和使用最多的指标。

1934年，美国国家经济统计局创建了GDP。1946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GDP迅速成为应用最广泛的衡量经济生产力的指标。同盟国希望避免下一场战争，他们认为欧洲的经济繁荣会避免下一场灾难性的冲突。当时，衡量经济繁荣的最好方法是原始经济生产力。GDP完全符合这一要求。

今天，GDP被世界各国政府用来编制国家预算，被联邦储备局用来制定货币政策，被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用作经济活动的指标，被各种企业用来规划投资、生产和招聘。各国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各种组织每年、每季度、每月都会对GDP进行估计并报告。编制、分析和报告GDP所花费的精力是惊人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专门计算GDP的办公室。

虽然GDP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指标，但它一直受到经济学和非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文化观察员、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的广泛批评。不丹王国实际上已将其经济福祉的官方衡量指标从GDP改为国内幸福总值（Gross Domestic Happiness）。

对GDP的批评包括GDP忽视市场经济以外的活动，没有考虑到环境破坏，也没有考虑到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一而足。

首先，许多批评者指出，GDP基本上是一个产出指标。如前所述，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生产量（它不计算某一国家的公司在其他国家的生产量）。实际上，GDP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东西」的价值总和。这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它是一个国家一年中所有律师收费的小时数、卖出的玩具、购买的理发服务、喝过的咖啡、买过的汽车、购买的智能手机应用，以及几乎其他所有可以想象的东西的价值总和。至少在理论上，它是一个经济体所有产出的账目。GDP使用各种来源来衡量这些活动，包括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对制造商、零售商的调查。

这样的产出指标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结果。GDP也不例外。衡量原始经济活动与赢利能力、效率或所有这些活动取得的成果毫无关系。这一点从GDP衡量经济各个方面的方式中可见一斑。

例如，医疗保健在GDP中是通过其投入来衡量的：医生的工资、医疗设备、医院的病房。根据GDP，医疗保健由我们投入卫生系统的资源组成，而不是人口的健康程度。

GDP的另一个缺点是忽略了经济中隐藏的部分。政府不记录（或不报告）的货币交易不属于市场，也就不计入GDP。你可能会想到黑市，或者其他出于各种邪恶原因而隐蔽的活动。但大多数非市场活动实际上非常普通。

家务就是一个例子。当家庭成员自己打扫卫生、洗衣、做饭时，他们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并没有被计入市场。没有钱易手，所以根据GDP，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市场以清洁承包商的形式提供这些服务时，突然间就会出现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以一个假设的情况为例，家庭中一个成员的全部收入都用于支付家庭服务。看起来好像一个人的服务价值就这样凭空出现了，然而提供的却是同样的服务。

举一个相当荒诞但具有说明性的例子。想象一下，两个人约定为对方打扫房屋，并向对方支付完全相同的服务费。二人都将其计入收入和支出中，以便纳税。在这样安排之前，这两种活动都不被认为是市场的一部分。但是，一旦这两个人决定付钱给对方，让对方为自己打扫房屋（更重要的是报税），他们二人的收入就都增加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这两间屋子都被打扫了，对两个参与者来说，这对实际收入的影响都是零（实际上更少，因为他们要为工作收入纳税）。

其他例子包括志愿服务和休闲时间。在国家公园花费时间通常不涉及金钱交易（不幸的是，金钱交易越来越多），但它给参观者带来了好处。想象一下，如果政府为全国每个人提供参观国家公园的税收优惠，然后对每年参观国家公园的人收取相同数额的费用。让我们假设每个人都买了一张相当于信贷金额的公园通行证。突然间，一系列经济活动看起来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GDP衡量收入和消费的方式。收入是扣除税金后计算的，而消费是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支出来计算的。但对于由政府提供的服务，这并不在计算之内。

有些服务在一个国家由私营部门提供，在另一个国家则由公共部门提供。医疗和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假设在一个国家（A国），医疗保健由市场通过雇主交的保险提供，但在另一个国家（B国），医疗保健由政府通过所得税支付。想象一下，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两个人，他们都得到了相同质量的医疗保健。在A国，一个人每年少交5000美元的税，但要在医疗保险上花费6000美元。在B国，一个人多交5000美元的税，但不用在医疗保险上花钱，因为它是由政府承担的。根据传统的收入和消费衡量指标，A国人被认为比B国人「富裕」（在消费和收入方面）5000美元，而事实上B国人的收入比A国人多1000美元。

政府提供的服务在各个领域都扭曲了这些衡量。政府既提供集体服务（如安全保障），也提供个人服务（如教育和医疗）。几乎所有这些服务都以投入（雇用了多少警察、教师和医生，以及他们的工资多少）来衡量，而很少以结果（犯罪率、安全感、人口的总体健康或教育成就）来衡量。

GDP忽略的不仅仅是那些不是由市场提供的服务，它还忽略了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成本。GDP没有衡量我们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生物多样性、污染水平、土壤退化、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以及栖息地的丧失。GDP也不能衡量地球上资源的消耗。奇怪的是，矿物和能源的开采被视为无中生有，唯一的成本是开采成本。经济学家称这些东西为「推算」，也就是市场没有提供的东西，它们非常难以测量和量化。然而，它们却非常重要。

但GDP计算错误的不仅仅是这些难以衡量的活动，还有一些事情，GDP也计算得很反常。

GDP应用的荒谬与失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太注重物质的积累，而放弃了个人的美德和社会的价值观……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为交通事故而奔忙的救护车，也包括我们安装在门上的专用锁和关押撬锁人的监狱……然而，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我们孩子的健康、教育的质量和游戏的快乐……它既不能衡量我们的机智和勇气，也不能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既不能衡量我们的同情心，也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奉献，总之，它衡量一切，却把那些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

——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F.Kennedy），1968年3月18日在堪萨斯大学的演讲

GDP的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它把品质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计算。

罗伯特·肯尼迪雄辩地阐述了这一点。在枪支和警报器上的花费和去动物园或买一本好书的花费被算作一样，但这两类花费的效用截然不同。如果你不以为然，可以问问自己，你难道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购买枪和警报器，而可以去动物园、可以看书的国家？

这种失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它通过投入而不是结果来衡量服务（如前所述）。如此一来，效率的提高——以同样的投入得到更好的结果——被视为生产力的损失。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医疗技术，以一半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么它在经济上就会被计算为一种损失。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洗碗机，其成本只有旧洗碗机的一小半，那么它在经济资产负债表上就显示为负数。

GDP将不同的品质等同对待的第二种方式是把我们所说的防御性支出与其他支出做同等计算。

防御性支出的两个例子是通勤和安全。人们通勤是为了实现另一个目标：上班。通勤本身不是经济目的。它是为了实现其他目标而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汽油、车辆费用、保险等通勤上的花费比另一个人多，那么这并没有真正提高这个人的生活质量，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另一个人步行去上班，花的钱只比一双好鞋的价格多一点点，然后把剩下的钱花在更令人愉悦的事情上，那么此人将被视为与长途通勤者拥有同样的生活质量，尽管此人能够负担得起更多令人愉悦的事情。

安全问题也是如此。花钱购买昂贵的家庭安全系统，或者花钱购买枪支来保障自己在家中的安全，这本身就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支出。安全感是人们努力实现的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事情上花更多的钱并不一定会让你更安全。

这些价值上的扭曲和误差使GDP成为一种反常的衡量指标，正如罗伯特·肯尼迪所说：「它衡量一切，却把那些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

根据GDP，一个「人们工作到死，把收入花在枪支和警报器上以保护自己，把收入花在照顾孩子的保姆身上，把收入花在清理污染上，因为病得更重而把收入花在医疗保健上」的国家，比一个「花钱少，但把收入花在读书、和朋友吃饭、花园里的植物、电影票或旅行设备上，把时间花在与朋友和爱人一起学习新东西或帮助别人上」的国家要好。

像GDP这样的衡量指标把所有的价值都归结为某样东西能不能被货币化。如果你的东西不能得到报酬，按照GDP之类的衡量指标，它就不算数。而当你突然可以把以前在市场之外做的事情货币化的时候，GDP就会把它视为新发生的事情。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经济和物质财富不是坏事。贫穷具有破坏性，会对人们的幸福感造成严重损害。无法获取淡水，无法负担医疗保健，居住在不达标的住房和不安全的社区，这些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条件。增加财富和收入会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

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与收入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还有研究表明，虽然在一个国家中，高收入人群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往往高于低收入人群，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虽然富人的生活质量往往比穷人高，但富裕国家似乎并不比贫穷国家更幸福。似乎有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个临界点，财富的增加就不再能改善人们的福祉了。

一旦人们对住房、安全、健康、营养和家庭必需品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拥有更多的东西并不会让人们更幸福。然而我们衡量经济福祉的主要标准正是基于收入高低。

有人提出了替代GDP的衡量指标。有些衡量指标试图纳入或排除各种因素，以解释GDP遗漏或错误纳入的内容，如防御性支出。GPI（真实发展指数）和绿色GDP就是两个这样的衡量指标。其他的衡量指标则体现了我们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而不是我们的生产情况，其中生态足迹是最广为人知的。有些衡量指标完全放弃了GDP的方法，而是直接使用主观幸福感调查等方法来衡量幸福感。同样，有些衡量指标试图通过衡量那些被认为会提高生活质量的事物来间接衡量幸福感，例如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结合了教育、预期寿命和收入等方面的衡量指标。以上只是几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直接衡量幸福感本质上是问人们过得怎么样，虽然这样可能看起来过于主观，但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批评者声称，从这些衡量指标中无法了解到很多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些测量就是模糊的、不重要的。许多人认为，任何测量都应该是客观的。然而，当谈到幸福感时，客观是不可能的。

幸福感是一种内在的主观感受。对我来说可能是充实、重要或有意义的东西，对你来说可能不是。任何衡量幸福感的客观标准都要被迫选择衡量那些主观方面。虽然衡量收入可能是客观的，但选择收入作为衡量的对象本身就是一种主观选择。

我们衡量幸福感的大多数标准都是衡量我们认为幸福的原因：收入、教育程度、识字率、犯罪率。但这些只是投入。真正的结果——满意感、幸福感、满足感是很难衡量的，也很少有人这样衡量。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在衡量这些事情上做得更好，或者从一开始就衡量它们。但最终，无论我们如何改进对这些事物的衡量，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不容易衡量的事物。

为什么面对这样的批评，在有很多替代选择的情况下，GDP仍然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有关本季度GPI增减情况的报道？或者印度的生态足迹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答案来自GDP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而且是一位令人大吃一惊的批评者——此人就是GDP的制定者本人。

GDP之父的警告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于1901年出生在当时属于俄国的白俄罗斯城市平斯克。大学期间，库兹涅茨于1917年在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学习经济学，随后从1918年开始在哈尔科夫商业学院学习。他一直在那里学习，直到1920年俄国内战爆发。内战结束后，苏联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组，库兹涅茨最终进入了工会委员会的劳工部。库兹涅茨并没有在苏联待太久。1922年，他举家移民到美国。

到美国后，他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于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27年进入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正是在这里，他在前辈经济学家的工作基础上，改进了一种试图解释一个国家全部经济生产力的衡量指标。他的细致和严谨奠定了后来人们所熟知的GDP的标准。

1934年，当国会要求库兹涅茨提交他的研究成果时，他借此机会阐明了他辛辛苦苦开发的衡量指标的缺陷。库兹涅茨提醒参议院，这种衡量方法不包括「家庭主妇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服务」、「救济和慈善」、「耐用品服务」、「零工收入」和「非法活动收入」等。库兹涅茨明白，不能包括这些东西就意味着GDP存在缺陷，后来很多人都指出了这一点。

库兹涅茨也知道，GDP存在缺陷，而且永远存在缺陷。他从未打算把它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他解释说，GDP从根本上说是衡量生产力的标准，而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即便如此，他也明白GDP作为经济生产力的衡量指标有其局限性。

在对国会的陈述中，库兹涅茨说了一些更深刻的话。他谈到了一些影响我们处理的每一项衡量指标的因素。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一课——

「人类的头脑有一种宝贵的能力，就是把复杂的情况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特征，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加以控制，就会变得很危险。尤其是定量测量，结果的明确性往往会误导人们，使人们认为被测量对象的轮廓是精确和简单的。」

大约100年前，我们社会中最严格、最费心计算的衡量指标之一的设计者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做到他所提到的那件事：将一个复杂的现象轻松地简化为一个数字。这句话出自一个以缜密著称的人之口。

仅仅因为我们可以使衡量指标变得简单精确，并不意味着我们测量得足够详细就能使现象变得简单和精确。仅仅因为我们可以将教育简化为标准化的选择题考试的分数，并不意味着教育就像考试分数一样简单和精确。公共卫生并不像某种疾病的病例数或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那样简单。库兹涅茨明白这一点。

他明白，虽然GDP会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指标（尽管有上述所有批评，但我认为它是有用的），但我们应该谨慎和谦逊地对待它。库兹涅茨不仅仅是在谈论GDP，他的语言表达了更伟大的东西。他说的是所有的定量测量。

每当我们把学习还原成考试分数，每当我们用警察的数量来衡量安全，每当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来计算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会歪曲事实。我们开始相信，我们的测量越精确、越量化，就越接近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尽管GDP有很多批评声音和局限性，我们仍然使用它呢？因为它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它是精确的。它给一些本质上模糊不清、变化无常、不易解释的东西带来了确定性和权威性的气质。处理确切的数字比处理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模糊、主观和不断变化的性质要容易得多。

库兹涅茨在警告我们。他警告我们不要盲目量化，不要对自己的测量结果过于自信。他知道，一旦我们开始给事物附加上数字，我们就会开始相信数据背后确实存在数字。但我们没有听到这一信息。我们一头冲进了21世纪，毫无节制地、狂热地追求信息。我们开始衡量我们能想象到的一切：消费习惯、人口统计数据、医院床位数、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车祸、军费开支、学生考试成绩、经济生产力、货币汇率、建筑成本、犯罪率，以及几乎所有我们希望能量化的东西。我们就像小蚂蚁一样，把头放在地上，来回摆动我们的触角，然后循着足迹走。

凭借新发现的搜集、分析和报告海量数据的能力，我们产生了一种信息狂热。我们开始相信，因为我们可以量化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我们不仅相信复杂的现象可以简化为简单的测量，而且开始相信它们应该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数字。我们接受了伽利略的名言：「测量一切可测之物，并把不可测的变为可测。」

所以我们继续前进，量化我们遇到的任何东西。我们要求任何活动都有「确切的数字」。这成为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经理、教师、机构、教练、行政人员、政府、企业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进行测量。我们对衡量指标极度痴迷，以至于有些人甚至声称「不可衡量的东西不容易复制、管理和欣赏」。衡量指标不再是理解世界的工具；没有衡量指标，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欣赏这个世界。

正如汤姆·韦茨所说，我们把自己埋在信息的重压之下，把它和知识混为一谈。与此同时，尊重细微差别、复杂性或相互竞争的目标被视为优柔寡断、不精确或懒惰。当一件事无法被量化或没有被量化时，它就会被忽视或嘲笑。任何没有附加数字的东西都会被丢弃或贬值。我们开始真正相信，「无测量，无管理」。

在我们的世界朝着越来越量化的方向迈进的过程中，所有不便量化的东西都在消失。在我们看来，经济中任何不能货币化的东西都失去了价值。

工作中不容易测量或记录的活动正在被放弃。教学中不能提高考试成绩的教学方法遭到了抛弃。让人们更幸福但物质财富较少的生活方式会被怀疑、鄙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测量任何东西。这并不是以失败主义态度对待衡量指标的论据，绝非如此。更好的测量方法很重要，希望本书中提供的经验教训能说明这一点。衡量和理解如何评估我们的目标、价值观和愿望的进展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太多影响我们测量理念的东西来自硬科学：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学，其次是经济学。在这些领域中，精确的测量一直是最终目标。如果一个化学家把化学反应的理想温度描述为「相当热」，或者一个物理学家说火箭需要「飞得很快」，那么他们恐怕饭碗不保。量化驱动着硬科学的一切，而且应该如此。

在硬科学领域，测量是相当简单的。测量物体下落的速度、溶液的沸点，或者人体中蛋白质的含量，都是仪器的问题，而不是测量是否正确这一根本问题。当我们想知道一个球的重量时，我们真正关心的只是我们能多精确地测量它的重量。

但是，我们越是远离硬科学，就越会深入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不精确的世界。随着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我们重视什么等更大问题的出现，衡量指标变得越发不直截了当。衡量人类、社会和环境现象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衡量指标，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硬科学中，测量是关于仪器的。在社会科学中，测量是关于价值的。在教育、医疗、工作、经济、体育、人际关系和幸福感的混乱世界中，衡量指标并不仅仅是工具，但我们把它们当作工具来对待。我们试图找到更准确地衡量GDP的方法，但我们很少努力去弄清楚GDP是不是正确的衡量指标，或者是否存在正确的衡量指标。

很多时候，当设计和实现一个衡量指标时，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我们在这些领域会用到的问题类似。「我们能多精确地测量它？」「我们如何搜集数据？」「我们能测量什么？」但这些问题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如果它可以测量的话，我们该如何测量它？」

这就是GDP背后的根本缺陷。这不仅仅是因为GDP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也不仅仅是因为GDP主要是衡量投入，还不仅仅是因为它对环境恶化或人类健康视而不见。

失败的不是GDP，而是我们。GDP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衡量幸福，但我们这样看待它。因为GDP能够提供确定的数量，它就有了一种权威的意味。心理健康、人口健康、人权、民主价值观等不太容易衡量的因素则被置于次要位置。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仅意味着生产力，还意味着除此之外的一切。

GDP所衡量的东西远远脱离了让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但这正是我们使用GDP的目的，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能提供如此明确的价值。GDP是我们生活中衡量指标的典范。就像GDP一样，我们开始相信我们的衡量指标比它们所衡量的东西更有意义。

我们开始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而且应该被衡量；我们的工作、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简化为数字和方程式；任何事的成功都很简单，那就是提高我们的数字。我们开始相信，我们的生活更像电子游戏，只需要得到足够的点数就可以升级，并在统计数据上获得正确的分数；而不像诗歌，诗歌的意义可以解读，但它的重要性无法衡量。

我们怀疑任何不能用严格客观的衡量来表达的东西。我们说服自己，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都是一个数字；一旦我们把某件事情量化，我们就把它变了现实；在数字领域之外，世界并不存在。我们自欺欺人地为，任何无法衡量的东西都不能被理解、享有或重视。

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幻觉。

编辑 | 毛洪涛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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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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