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梦幻滤镜的另一个威尼斯

这种长期的努力产生了许多相互关联的结果，决定了威尼斯的历史以及它的文化和景观。例如，在行政和政治层面，共和国在16世纪早期建立了"水域治安法官"，这是一个强大和长期存在的机构，它在2014年之前一直存在，负责泻湖的水管理。

威尼斯在其历史过程中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这里有水利专家、数学家、工程师、地理学家、自然哲学家、矿工。比如维罗港，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水利工程，它把宝河的主要分支转向了泻湖以南，他们还建立了意大利通讯社，这是意大利的第一个杂志，其中有一个专门讨论科学的栏目；此外还有地下蓄水池中的淡水储存和过滤的复杂系统，成就了威尼斯"水里无水的城市"的名号；以及制图师文森索·马里亚·科洛内利1712年的建议，建造一条连接阿迪热河和加尔达湖的引水渠道，以防止河流淹没邻近的平原，这是一个有野心也有争议的项目，直到20世纪才实现。

最不发达国家推动的许多行动在共和国内部和与邻国一起引发了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水资源管理中在某一点上解决一个问题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引起其他问题，威尼斯对这个教训的了解十分透彻。另一个影响是，泻湖的人类和环境历史变得纠缠不休，很难分开处理。

从这一观点来看，威尼斯泻湖的水管理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在面对环境挑战时应采取哪一种办法，威尼斯和它的美丽之所以能够存在如此之久，正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适应多变的环境。

90年代实行了严格的环境条例，减少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但泻湖仍然受到非生物降解污染物的影响，这些污染物助长了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反过来又会造成重大的环境问题。工业活动的后果不仅表现为生态系统的破坏，还表现为工人的间皮瘤疾病，这是一种长期接触石棉引发的无法治愈的癌症，其症状随着时间逐渐恶化。20世纪70年代受感染工人的病例预计在2010至2030年达到顶峰。

工业活动的后果要求重新评估当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进步概念，这意味着考虑到有毒工业生产的工作条件没有改善，而是外包到遥远、隐蔽的地区，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减少。

历史表明, 不自然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坏的，灵活性也是关键，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威尼斯，同样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坚持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打破对人类世辩论的演变构成严重威胁的意识形态障碍和偏见，共同学习如何最好地解决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远比进行时髦但毫无用处的讨论，讨论"谁应该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承担最大责任"，或者在末世论中呼吁"在一切还为时已晚之前拯救世界要重要得多。

20世纪初，威尼斯市的城市和领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口的交通和能力达到了最大限度。1917年决定发展一个新的现代化商业港口和毗邻工业区的计划，1919年港口的建设开始了，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港口与历史名城威尼斯有安全的距离，这涉及为城市和工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挖掘和土地开垦，到1928年，在马尔格拉港的工业综合体中成立了近60家公司。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需求的增加，这个地区实现了指数式增长，工业生产大大加快。在战后短期调整之后，地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港口和第二工业区进一步扩大，主要侧重于石油开发。1955年，米兰爱迪生电力公司开办了一家石油化工厂，10年后，爱迪生和蒙特卡蒂尼的合并标志着工业区就业高峰，330家公司雇用了近4万名工人。

这一新阶段的工业化巨无霸计划是以石油化工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而石油化工与众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危害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主要活动和制造过程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特别是氯，这是有毒、致癌、致畸和严重扰乱环境的。它们以有害副产品的形式污染和留在环境中的能力，缺乏适当的规章、程序和议定书，导致周围的生态系统，水、土壤和空气受到有害的破坏，对工人和周围的人口造成严重的健康影响。

尽管健康和安全条件恶劣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60年代工人们才联合起来，在一系列抗议行动中分别行动。1962年，意大利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始于马尔格拉港，成为激进和自由主义左翼团体的活动中心。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反独裁和自由主义方面的理论工具与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工人主义的存在是工人阶级制度向直接民主控制的重组。

他们参加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大规模起义，其特点是独裁主义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健康和安全危险、低工资和工作强度的急剧增加。马尔格拉港工人委员会在整个60年代至80年代影响甚大，通过强有力的罢工、纠察、抗议，他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并强调相关的环境退化，实行一种所谓的工人阶级环境主义。

马尔格拉港动员了众多工业工人，目的是毫不含糊地挑战"有害性"的化学物质与石油化工工作方法。工人委员会对影响人类健康和环境是不可避免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委员会要求改变工厂和设备，减少工作时间，同时保持目前的工资，减少接触毒性的机会，并建立有控制的、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政治生态学家伊曼纽尔·列纳迪也分析了工人主义的潜在环境因素。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环保主义以这种方式挑战、掌握和利用自然和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技术，目的是增加资本积累。

人类世如何影响为社会遏制目的而建立的一个小广场，贫民区可能是研究威尼斯很好的例子，它的历史最初似乎与人类世的主题和关注没有明显的联系。由威尼斯共和国于1516年建立的犹太人隔离区，今天是一个宗教中心和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有五个16世纪的犹太教堂和一个博物馆。

"贫民区"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排斥说法，历史上指的是其他早期现代犹太人的极端主义者，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犹太人隔离区，更普遍的是指城市的种族隔离。象征性地说，"贫民区"可能意味着任何形式的身体或心理孤立。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认为"贫民区"是一个预防性空间，旨在保护大多数基督徒免遭犹太人的污染，表明了包容、排斥和适应的过程，这些过程可能与气候危机的动态相类似。

进入新千年，贫民区在威尼斯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大背景下，向视觉艺术家和作家提供了启发，展示了艺术的预期和认知能力。米娜·亚历山大的诗《阿夸夸阿尔塔》将不同的气候融合在一起："小时候，我在半个世界之外的地方漂浮在一只黑色的独木舟里，它在高水位下沉没。泻湖在季风季节膨胀，淹没了贫民区"。

这一诗意的形象揭示了气候变化特征不同的气象系统的不可思议的混乱和相互联系，使贫民区成为反思当今尚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生态难民和500年前早期现代难民部分的焦点。专注于孟加拉国的威尼斯社区，逃离东南亚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来到一个被洪水淹没的城市，重新激活了人们对威尼斯的看法，认为威尼斯是一个以人员和商品的全球路线为定义的国际化城市，反对浪漫和逃避现实的现代幻想。

更直接地说，2018年，由贝特·威尼斯组织邀请的一批艺术家和学者参加了居住项目，在耶路撒冷和克拉科夫举办了展览，包括特定地点的艺术品和书籍在内的大型杂志，还有一本带有拼贴画和犹太人生态观点的小书。在国际背景下将贫民区确立为人类世的场所，宗教文化对环境危机的一般性辩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质疑坚持支配自然的统一西方文化与更生态友好的土著知识之间的陈规的对立。欧洲还居住着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它们的生态环境可以与主流科学和文化一起动员起来，迎接我们不确定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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