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博士公开声明

(右上为涉案人员伯奇先生和亨宁先生)

其间，本人在楼上浴室的一条毛巾上发现了些许红色的污渍。另在水槽里也观察到了一些污渍。本人曾在水槽和水槽的表面上，使用四甲基联苯胺（Tetramethylbenzidine简称TMB）进行测试。 

TMB是1980年代常用于检测血液的标准化学试剂。毛巾上一处污渍，以及水池中几处地方均显示检测结果阳性。在本人的指示下，一位CSPMCS警长将毛巾及水池中的液体，一一依标准作业程序采取收集好，并将这些物品分别放入证据袋，用证据封条封好，存入物证室。

但由于未知的原因，这条毛巾最终没有被送往实验室做进一步血液检测。

(四甲基联苯胺(TMB)测试效果)

作为一名鉴识科学家，本人只在法庭上陈述个人的现场重建及科学检测的结果。至于要在法庭上用哪些证据、或询问证人什么问题，均是律师及法官的职责，而不是本人的责任，这点是非常清楚，没有争议的。

本人没有参与也不负责此案的现场摄影、物证记录及证据收集工作。

伯奇先生和亨宁先生直到1985年12月2日本人参与犯罪现场勘察数周后，才成为嫌疑人。在他们成为嫌疑人之前，本人早已完成对犯罪现场的科学调查。

之后，本人应州检察官传唤出庭，亦仅就现场重建和化学测试方面的科学结果作证。本人完全没有任何动机或理由去捏造证据。毛巾的化学测试，对伯奇先生和亨宁先生涉嫌参与此案，并没有直接的指控作用。

此外，在他们的审判中，本人作证的科学证据中还包括了无罪证据，比如没有在他们的衣服上检测到血迹，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现在这条毛巾上检测到血迹为阴性，不能代表20年前本人检测时没有血迹阳性反应，更不能罔顾事实与逻辑，说本人意图捏造证据。毛巾在物证室内保存了20多年，自然会发生生物降解、腐烂或变性现象。

生物证据会因检测而减损，会随着时间和其他不利条件而分解，这是科学事实，没有任何法庭科学家会否认这一点。此外，这些微量的痕迹甚至可能早已在初步测试时被用完或已经从毛巾表面脱落。

在近日，本人审查手头存有的案件材料时，找到了存放这条毛巾的证据袋上所贴的证据标签的副本。标签上清楚地写着：“物证16，收集日期为12-2-85。时间，2305，物证白毛巾，标有粉红/绿色（难以辨认）图案，带有类似血迹的污渍，地点二楼浴室水槽架...”。

这个证据标签清楚地表明在CSPMCS和实验室人员到达现场时，在浴室毛巾上发现了类似血迹的污渍。

这是非常明确直接的证据，说明这条毛巾被采集于1985年12月2号晚23点05分，并依规定封存在物证袋中，也证明本人并没有伪造证据。

The End

编辑：Xiangning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