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来袭，逢雨必涝为何成了城市通病？

7月29日开始，北京启动了全市防汛红色（一级）预警响应，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这是自2010年中央气象台正式启用预警发布机制以来，北京发布的史上第二个暴雨红色预警，上一次是12年前。

此前，台风“杜苏芮”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带来狂风骤雨，福建的三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之后，“杜苏芮”一路北上。中央气象台预报称，7月29日至8月1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北京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介绍，此次降水过程如人站在一节节经过的列车面前一般，接连不断地感受到一节节车厢经过时带来的巨大声音和冲力，影响效果叠加，导致灾害效应加剧。

5月以来，我国多地遭受暴雨侵袭，江西抚州“5·4”洪涝、广西桂林“5·22”洪涝、湖南湘西“6·30”洪涝、重庆万州“7·4”洪涝、重庆“7·20”洪涝等一系列灾害无不预示着今夏防汛形势的严峻。

2023年5-6月全国主要气象灾害分布图

图源：国家气候中心

根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自然灾害情况，仅仅今年上半年，洪涝灾害造成了3099.1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相较去年的2046万人次增加近1053万人次，导致超过2100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2454.5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10.4亿元。

入汛后，极端降雨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城市居民不仅要应对洪涝灾害的影响，而且随着洪涝灾害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还面对洪涝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的交叠影响，尤其是次生的地质灾害风险。

在7月22日至23日，杭州市多地遭受暴雨侵袭，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等灾害。据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通报，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全区小流域山洪共计32处，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失联。在这次洪涝灾害中，最大雨量为大源镇史家村209毫米，4个雨量监测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历史最大值。

从今年一次次触目惊心的洪涝灾害事件不难看出，今年洪涝灾害的主要特征是辐射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造成损失之大以及持续时间之长，同时也存在短时强灾的风险。

近年来，“城市看海”已经成为网络热词。“逢雨必涝”越来越成为我国大城市经常出现的城市病，考验着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城市内涝多为降雨量超过城市自身的排水能力，导致地面积水无法排出并引发城市内涝。根据水利部的统计数据，2006-2021年间，平均每年有100个县级以上城市遭受内涝侵袭，这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对环境和生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城市“逢雨必涝”问题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更加凸显。2014年，我国有125座城市遭受进水、受淹或发生内涝的，而在超强厄尔尼诺影响下的2015年和2016年，这一数字分别增加至168座和192座，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逢雨必涝”为何成了城市通病？

特大暴雨频发是城市内涝的主要自然因素。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造成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变化，各种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随着城镇面积的快速扩展，“热岛效应”“雨岛效应”也越来越普遍，使特大暴雨在城市区域更加容易发生，内涝也成为令许多城市“头痛”的问题。

除了外在的暴雨频发等自然因素，城市“水泥森林”的特征也是“逢雨必涝”的主要原因之一。年年涝，连连涝。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城市中的湿地、水库、河流和湖泊被填平用作建筑用地，暴雨时曾经具有的调蓄分流功能被削弱。此外，城市建设多采用硬地面，忽视透水地面的修建，导致城市雨水渗透能力下降、径流量增大、排水能力不足，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内涝的发生几率。

具体而言，城市缺乏足够的排水通道，没有为降雨径流保留足够的空间。由于城市过度硬化和土地利用不当，雨水无法充分渗透到土壤中，导致大量的降雨径流无法有效排泄，从而产生地表积水。

此外，部分城市实施的“九龙治水”式管理并未充分发挥排水官网的排水能力，导致排水效率低下。不同类型的排水设施由不同的管理主体负责，这容易导致排水管网责任分割不清、边界不明确，形成“几不管”的现象。而“几不管”又会使排水管网的清淤疏通等管理维护工作不能得到充分落实，最终将削减排水管网的过水能力[1]。

再者，城市公园绿地的规划不合理也增加了城市内涝的几率。许多公园绿地缺乏规划建设用于接入周边区域雨水和消纳雨水的设施，部分公园绿地的高程甚至高于周边地面，导致其自身的雨洪经常反排入市政排水管网，无法充分发挥公园绿地滞蓄和消纳周边区域雨洪的功能。

其次，打通排水防涝的断点或阻水点也是一个难题。例如，在城市道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形成了下凹桥，但铁路部门并未进行道路排水设施的建设。当地方部门试图在铁路管理范围内建设排水防涝设施时，由于缺乏铁路部门的积极配合，导致排水设施建设受到协调问题的阻碍，很难顺利实施。

以北京市为例，京广铁路跨越鲁谷大街时规划的道路雨水管并未与新开渠相连，而在铁路桥建成后，由于与铁路部门协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致使修建雨水管的计划一直未能实施。

再次就是由于排水防涝设施与道路、河道的建设、管理不同步、不统一，造成断头管、河道阻水点。治理涉及的路政、铁路等部门的跨河桥梁，治理主体不清晰，多头指挥大大阻碍了各部门的联动配合，难以纳入项目一并实施，延长了救援时间，形成河道阻水点，城市内涝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另外，城市排涝需求与河道防洪需求衔接不畅，也会使“河水”变“涝水”。城市排涝与河道防洪密切相关，然而由于“管城市”和“管河道”的职责部门权责不同，建设标准不能有效衔接，导致“河水”变“涝水”的风险增加。

在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管理体制中，防洪与城市排水属于水利和市政两个领域。然而，水利和市政两个部门各自对城市排水与河道防洪排涝设施有不同的要求和建设标准。部门和标准的交叉给防洪工作带来了隐患。以成都龙泉驿区境内的西江河、芦溪河流域为例，住建部门按城市排涝标准修建的基础设施与水利部门需要的防洪标准不一致，不能满足防洪需求，导致洪水泛滥至河道两边的城市区域，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和消极被动的局面。

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我们要避免陷入“南涝北旱”的思维定势，警惕北方旱涝突变的情况发生。部分北方地区因降雨常年偏少，容易陷入“旱区思维”，过度蓄水和节约用水，却未做好应对旱涝突变的准备。同时，北方城市往往由于洪涝蓄滞空间不足，存在较多地下空间如地铁、隧道、下沉式立交等问题，客观上增加了洪涝灾害的隐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郑州市政府没有及时做成防汛应急反应，错过了防汛准备“黄金期”，在空前强降雨下城市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导致大量积水内涝，地铁、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被淹，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2]。

重视灾前避险，养成汛期关注天气预报和山洪预警的生活习惯。城市内涝治理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转变公众对城市内涝治理的理念。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洪涝和地质灾害预警系统，气象和水利等部门会通过多渠道（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甚至通过移动通信网络直接推送到个人手机）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重视预警信息的作用，方便快捷地多渠道参与到内涝治理中来，从成果分享者转变为灾害治理参与者。

遵循专业的防汛指导和规定，在转移负责人的指挥下提前采取避险措施，也不失为应对洪涝灾害的一剂“良药”。在重庆万州“7·4”洪涝灾害中，四川眉山市青神县中岩村展现了积极的防灾减灾举措。在7月2日16时收到暴雨蓝色预警后，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及时在地质灾害监测员群里发布了相关通知，“我们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折叠床、薄被等应急物资，群众只需要前来就行” [3]。

在山区附近，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常常导致部分山体地质松软的地区发生突发性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自然灾害。同样，在城市中，我们也要警惕“城市洪涝灾害链”的发生。例如，郑州“7·20”特大暴雨期间，京广路隧道出口因洪涝而发生断路拥堵，入口区域被淹水倒罐，排水泵及配电设备进水停机。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最终导致京广隧道的灾难事件发生[4]。防范灾中洪涝次生灾害至关重要。

洪涝灾害过后，大量有机垃圾、汽油燃烧废物、家畜家禽粪便以及农施化肥废物等由于冲刷作用被带入水中。同时，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完全的工业废水也可能引发严重的化学性污染。这些情况会导致内涝城市的卫生环境严重受损，为疾病媒介提供了滋生的场所。细菌会迅速增殖，可能直接污染饮用水，从而容易引发肠道传染性疾病的爆发，造成大规模的群体腹泻等疾病 [5]。

一项针对我国安徽西北部的研究发现，洪水与感染性腹泻病例数增加显著相关，尤其是5-14岁儿童，洪水后疟疾和甲肝感染风险会显著上升[6-8]。洪涝后，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险也会剧增。中国北方的洪涝灾害会使鼠疫的传播风险随着降水强度增加而增强 [9]。另外，极端降雨还将增加登革热（经蚊虫传播）的发病风险 [10]。因此，防病是灾后的重中之重。

自5月以来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可能只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前奏曲”，汛期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指出，今年夏季我国将在厄尔尼诺发展加强的影响下，面临来自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降水偏多和洪涝风险。在这“七下八上”的关键防汛期，我国区域性和阶段性旱涝灾害特征相当明显。

全国各地将受到不同方面的灾害影响，具体来看，长江、淮河及太湖等流域在高温洪涝灾害方面将面临较高风险，同时区域性暴雨洪水可能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引发严重的城市洪涝事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华南沿海地区在台风季节可能面临雨涝严重的情况，比如今年第4号台风“泰利”就给海南、广西以及云南省沿海地区带来了洪水。

西南地区由于其复杂的地形地貌，暴雨频发可能引发严重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需要引起警惕。此外，东北地区在7月和8月可能面临强降水的概率较高，需要高度警惕因此可能引发的松花江、辽河和黑龙江洪涝灾害，这将是“七下八上”关键防汛期的一个重大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不仅仅在其产生当年。

江西省是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较严重的省份，在2014-2016年期间，受厄尔尼诺影响，气候表现“反复无常”，频繁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尽管超强厄尔尼诺于2016年已经衰减甚至结束，但其影响仍然持续存在。

2016年6月，赣北地区遭遇暴雨袭击，昌江地区甚至出现了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导致鄱阳向阳圩发生溃口，数万亩农田被淹，农作物遭受严重损失。然而厄尔尼诺的影响还未结束，随后的7月和8月，长江中下游遭遇强烈梅雨，导致长江九江段和鄱阳湖水位全线超过警戒水位，沿江滨湖地区长期处于超警戒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洪涝灾害。

接着在9月和10月，台风接连袭击，特别是“鲇鱼”台风和第21号台风“莎莉嘉”以及第22号台风“海马”引起江西省多地暴雨灾害，给城市带来巨大破坏。加之江西地区山丘面积占比高达78%，暴雨的影响导致地质灾害频繁发生，造成汛期期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厄尔尼诺对我国极端降雨的影响是持续性的，甚至在它衰减至结束的第二年夏季还能见到。尽管在那个时候，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已经明显减弱，但由于之前的影响，热带印度洋的海温依然偏高。这不仅直接导致蒸发量与输送向我国的水汽增多，还会引发异常稳定、偏强、偏南的副热带高压，将水汽源源不断地引导向长江流域。这些水汽在与北侧的冷空气相互交融之后，最终将在我国长江流域形成长期稳定的夏季风雨带[11]，从而极大增加了长江流域城市的洪涝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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