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老虎的通病：吃的了苦中苦，过不了石榴裙

董虎是南开校友，当年可是南开的骄傲。

南开涌现过两位国家总理，但如今在中国政坛高位疾走的南开毕业生并不多见，特别是能达到正部级位置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1999年，他在某部委担任巡视员时，我们一起赴汉城参加世界NGO大会。那时候，我只是一家群众团体的副级处干部，职位和他相差颇远。

但他毫无架子，对人始终以微笑相待，不在乎住的是什么档次的酒店，吃的是豪华还是简单，机票是头等舱还是经济舱。

那次会议我们交流甚多。在他的指点下，我搜集了大量会议资料，回国后撰写了一篇调研报告，发表在新华社内参清样上。此后，我们还共同参加了几次国际会议。

董兄曾是年轻人心中的楷模。上学和初入职场时，他家庭并不富裕，身高和身体素质都受到影响。

即便在担任正司长级职务时，他的穿着仍然十分朴素。刚开始工作时，他经历了一段不太顺利的日子，但很快在工作中和单位里找到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

上世纪90年代初，“人权”这个词在国内普遍被视为西方概念，尚未得到广泛认同。然而，董兄却深知这是舆论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他率先将“人权”作为一个主攻领域进行研究。

凭借在南开大学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学养和在中央党校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历，他很快成为专家，建立了中方的话语权，凸显了西方人权的本质及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从而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并获得某主管部门的重要职务。

那时，他还翻译并撰写了许多重要著作，某旧书网上还可见到不少由他亲笔签名赠送的珍贵之作。

2009年，董年过四旬，晋升为某部委副部长级干部。两年后，他与时任西藏自治区常委、宣传部长的同窗互换职位。

此后，我们曾在几次对外宣传西藏工作的会议上再次相见，我还曾为他在高原地区工作的瘦弱身躯担心过，但他每次都是笑容满面，从未抱怨，更未提及任何高原反应。

四年后，传来他调任上海并升任正部长级的消息，我对此毫不感到意外。组织对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从来不吝啬培养和提拔。

很多时候，不是组织做得太少，而是我们想得太多。那些踏实肯干的人，最终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他曾忍受清贫，但终究还是受不住权位的引诱。组织对他的才华和吃苦并未辜负，可他却辜负了组织。不知道今晚，董兄内心所想何事。

昨日，他还是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也许此刻，他会反思当初不去地方的决定，或许心中觉得在中央机关多受清贫也好。

而如此，每当得知熟悉的人出事，我又会想，除了个人原因，还有哪些需要我们从用人制度、监督机制等方面深刻反思的地方呢？

优秀的制度能让狡猾之徒无处遁形，而不完善的制度则会让善良和有能力的人不得不选择冒险，走上犯罪之路。长期培养一个高级干部是何等不易啊。一位干部出了问题，影响可不止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