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刘晓庆，还在演少女

71岁的刘晓庆又演少女了。

18岁的刘海和高原红，中气十足的台词，穿上红装，梳起羊角辫，“50后”刘晓庆在网络大电影《冰雪狙击2》里饰演的18岁双枪女匪首，干练和霸气依旧，少女的娇羞和稚嫩却看得观众捏把汗。

哭笑不得的是，剧中饰演其父亲的演员，实际年龄比刘晓庆还要小18岁。

在国内演艺界，角色和演员本人的年龄混乱已不再新鲜，尤其是女性角色的“扮嫩式选角”，刘晓庆也不是个例。

55岁的刘嘉玲梳着双马尾在《半生缘》里演18岁少女，41岁的章子怡在《上阳赋》里饰演15岁少女，41岁的张鲁一在《大秦赋》演14岁的嬴政……高清镜头下无处可藏的皱纹，眼神沉淀的阅历和岁月，纷纷出卖了他们，同时戏剧说服力也打了折。

一片不解与嘲笑声中，真正令人困惑的不是年龄本身，而是追求“低龄”的角色扮演及其所折射的审美，与整个影视工业体系之间的某种错位：难道上了年龄的女演员，真的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还是说，真的有那么多中年演员，就是如此心悦诚服地追求“少女感”，迎合主流对女性的“丫头”式审美？

年龄与性别焦虑问题几乎困扰所有女性群体，但这次风口浪尖上的刘晓庆本人，反而从来姿态泰然。毕竟，她刘晓庆从来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女人，可以说，在她身上，似乎发生任何事都不出奇。

只不过，刘晓庆身上所承载的丰富岁月，与大众眼中“少女”这类角色天然所象征的单一和纯粹相冲突，甚至冲突已然到了肉眼不可忽略的地步。

要知道，今天在少女角色里“老当益壮”的刘晓庆，曾经可是演一代女王的人。戏里戏外，她前半生的烈辣程度，一百个“少女”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晓庆自己当然有过浓郁的少女时代，并且，相对于大部分同龄女性乃至女星而言，所谓“少女感”在她身上留存的时间，客观上都要更长一些。

从早年的《火烧圆明园》到《芙蓉镇》，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演艺生涯起，刘晓庆的银幕角色就始终是与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相结合的，她没有纤瘦的身躯，没有幼态白嫩的外表，只有一副天然洋溢的热烈、真挚和旺盛生命力。开朗爽利的个性，使得“真性情”成为彼时刘晓庆的鲜明特色。

在还不以瘦为美的年代，所谓的少女感、少年感，从来都指代一种生命力，一种介于孩童与成人之间的复杂朝气，而绝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幼态与纤瘦四肢，不是无辜的清纯小兔眼和蹦蹦跳跳的学生感。

刘晓庆本身也大多演具有年代感的美人，十五六岁已臻成熟，“少女”就是初具女性之美的生命状态，几乎不存在对“幼”的中间审美。

司马相如在《美人赋》里说的“云发丰艳”，又或是《洛神赋》里的“明眸善睐”“樱唇贝齿”，每一种描述，大多是围绕饱满而不失沉稳的生命力来展开的。

这股生命力在刘晓庆身上的存在感和延续性都非常强烈。她也热衷于反复在这层底色上去为角色增亮，不论现实经历多少腥风血雨，不论真实年龄多少岁，戏里的刘晓庆，又是一位饱满年轻、对生命充满能量的“少女”。

1992年的《风华绝代》里，这份力量和沉稳感帮她塑造了一个革命思想浓烈的落难小姐，既有聪慧沉稳的大气，也有富家千金的贵气。

1995年，43岁的刘晓庆在《武则天》里饰演14岁的少年武则天，却让人不觉违和，妩媚娇憨兼有，灵动与机敏不遮不掩，另有一份成熟年龄包含的稳重与精明感，恰好契合武则天身上的勃勃野心与强韧不屈。

这个时候，刘晓庆身上的少女感还在。那股浑然天成的自信、聪敏，以及对世界的索求欲望，帮助她完成了一个年龄足以做自己女儿的角色。

不过，时代对年龄厚度和审美广度的接受，其实是在慢慢变窄的。到21世纪以后，在《逃之恋》《永乐英雄儿女》《隋唐英雄》等影视剧中，还在演少女的刘晓庆，就开始被观众诟病“扮嫩”了。

“怕老”与“不服老”是两码事，刘晓庆应该属于后者。

二者的区别在于，刘晓庆并不为外界嘲讽自己老去的声音而恼羞成怒。面对网友叫“刘姥姥”，刘晓庆和平而亲昵地喊：“小孙子啊”。被网友说P图痕迹重，她嬉笑道：“错啦，你眼神有问题”。

七十岁还穿格子衬衫和短裙，坚持浓妆艳抹。没戏拍的时候，她就直播卖书法。总之，不会让自己闲着。“年轻”的定义，似乎仅由她自己来书写。

她那股野蛮生长的生命力一口气持续到七十岁，让人觉得似乎不是为角色而强硬凹出来的，而是她本就如此，在角色之外，依然会遭到对她而言无关痛痒的诟病。

前几年复出重回影坛，第一部电视剧就与二十几岁年轻男演员搭档，彼时，她就被媒体记者问及关于年龄和“装嫩”的话题，刘晓庆是这么说的：“有些人不允许30岁以后的女人依然年轻。”

在众人嘲笑“没有活人”的娱乐圈，刘晓庆的“活”，有一种只为自己而活的果敢，这里不是侧重于“我行我素”或“敢想敢做”的价值评判，而是作为一种网络世界的景观，给人们带去意外和警觉的一种存在。

对老去的“警觉”，大概是任何女性群体都可能存在的通病。不管是在五元理发店里偷偷染黑发的老奶奶，还是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女明星。

原名《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节目《乘风》里，30-50岁的女明星金光闪闪地登台，弹幕上唰唰滑过的惊叹，一半以上是“姐姐好美”。而镜头特写下的“姐姐的美”，是建立在她们几乎没有皱纹的光滑的脸，比20岁还苗条婀娜的身材之上。这档节目最初面世时，甚至使用过不少直白的口号，比如“逆龄女团”。

评论区尖叫一片的“姐姐我可以”，即便是发自女生，也暗含着一种对“老龄少态”的审美崇拜。年轻女孩们为舞台上外形仍然像少女的女明星而赞叹，为某种天生丽质和极度自律投去歆羡。

这份审美双标是很苛刻的——你必须在六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岁，但你必须毫不费力地做到它。正如最近电影《芭比》里那句台词：“你必须要瘦，又不能太瘦，还不能说想变瘦，要说是为了健康。”

于是，往脸上堆满护肤品和化妆品、随时随地保持微笑的赵雅芝会被人们说“可怕”，凭着一张天生娃娃脸，三十岁还能出演高中生的谭松韵却会被夸“可爱”。

这是我们流行文化里一个很明显的矛盾之处。一边叫嚷影视剧里“十八岁不是八十岁”，一边羡慕现实中八十岁长得像十八岁的女性。

前者，是对那些渴望显年轻的成熟女性的嘲讽，后者，则恰好体现了无论何种年龄段的女性对“显年轻”的渴慕。

绝非要挑起对立——但想想，几乎没有五六十岁男明星不能主演的电影。53岁的陈建斌还在与32岁的李一桐“老少恋”，60岁的范伟还能撑起一部文艺悬疑剧。除了关于老太太的主题，哪有一部戏是靠“老太太”撑起的呢？

不论从社会文化还是审美文化上，“岁月感”在男人身上都从不是毒素。不少男明星在外形气质上的魅力，反而是上了一定年龄后才呈现出来的。

皱纹是岁月的赐予，象征着一个人走过的路，积淀的阅历、智慧与财富。可为什么到了女人身上，它们成了坏东西？

这里面有工业和市场的原因。打开影视软件，看看目前市面上火热的影视剧，依然满屏年轻皮囊，即便搭档的男一号已经满脸皱纹和横肉，身边的女演员依然娇嫩白瘦。“老夫少妻”仍是一种自然而然且可以被装进浪漫话语的搭配，且不断挑战我们的审美。

演员陶虹一语点破：“女演员到了一定年龄，能找来的比较有得演的角色会少之又少。”

演员赵立新也曾在微博吐槽：“于佩尔在我国没戏拍，包括梅姨、比诺什，今年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更没戏。混好了，在彩色电视剧中串串恶婆婆什么的，也就这样了。”

这不仅是亚洲审美文化倾向于少女的缘故，另有一层症结出现在编剧等行业水平上——要写一部以“中老年女性”为主角，而又不婆妈、不狗血的戏，国内影视界数得出来几部？就算是以中年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又有哪部真诚保留过女演员的皱纹和白发？

活得像男人一样强韧，同时保持光鲜靓丽，最后还不忘生育“本职”，是年龄在这些女性角色身上留下的“战绩”与枷锁。

对年龄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里的惯性之一，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数千年后仍在为今天的人提供生活指导，如果三十仍未立、四十仍惑，就天然带有一份愧怍和失败。

农业社会，年龄焦虑尚有一份生产规律上的秩序可循。因时而制的生产时间观念包裹着个体和社会的行为准则，“不违农时”才能获得丰收，日常活动也理应按照节令而动，继而影响了中国人的年龄观，即“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人类社会经过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目前已来到信息技术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与技术的发展，却没同步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

人与时代流量、人与流行符号，以一种搅缠黏结的方式深度绑定，个人被工具与系统异化的程度反而加深了。

不仅在重视外形容貌的行业，似乎所有领域都开始不知不觉地调整对“年龄”的要求，比如现代企业越来越严苛的年龄要求。近年来盛行于国内的“35岁危机”，与曾经主流语境内的“中年危机”相比，某个特定年龄带来的焦虑更具体、更“数字化”。

而在这些当中，女性的焦虑又是尤为突出和具体的。除了横行东亚社会的“少女崇拜”，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下与女性价值绑定的“最佳生育年龄”，也如一把无形枷锁，润物无声地浸透着审美范式。

就像学者戴锦华曾表示的那样，对女性而言，衰老是与“残疾”“贫困”“少数族裔”等弱势标签一样，作为一种天然的压力和剥削条件加诸于身的。

即便不断有新思潮推动着个体的解放，年龄仍然是个相对敏感的话题。

事实上，我们关心的不是年龄本身，而是年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岁月能为我们留下什么。

《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凯特·温丝莱特就是一个身体力行反年龄焦虑的使者。

2019年拍摄电视剧《东城梦魇》时，有一场戏需要脱衣服，导演克雷格·卓贝告诉她：“我可以给你修掉隆起的肚腩镜头。”温斯莱特却狠狠怼了回去：“你敢！这才是一个中年妇女的真实形象。”

她还因为照片修得太过两度退回剧组的宣传海报，“我知道我的眼周有多少皱纹，请把它们放回去。我希望自己的脸庞与身形，能反映出角色的年龄、生活与经历。我宁愿人们看到这张照片时说，她看起来变老了。”

中国也有类似的“尊重岁月”践行者，比如同样拒绝被修掉皱纹的咏梅如是道：“小姑娘在担心变老的时候，我已经和我的皱纹和解了。现在我不仅不会因为皱纹而紧张，反而觉得有些骄傲，年龄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故事写在脸上。”

审美之外，与年龄挂钩的现实也偶尔能给予我们安慰或鼓舞。82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84岁仍在获得影后桂冠的中国女演员吴彦姝、60岁才开始提笔写作、80岁才开始出版作品的作家杨本芬。

只不过，这些都太微弱、太隔靴挠痒了。可以作为榜样和鼓舞，在更主流的版图上，人们不是在与时间赛跑，而是在追赶年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一面“慕嫩”，一面自诩“接受年龄”，这是一个别扭的文化语境，真和美，都很难在其中生长。

六十岁演十八岁不合理，是外形盖不住的皱纹与内心“逆龄”的渴望相悖，是外界需求、内在底色，以及纠结拉锯于这二者的某种欲望，三方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人首先是自洽的，然后才会有感染力，因而“老扮嫩”让人观感不适，当然，也不好生硬地吹捧。

本质上，还是对真实的背弃。

而一切迷人的，不论老幼、男女、人类或非人、有无生命实体、在乎国家民族内外，都一定首先是真实的。

这是艺术感染力的首要要求，也是社会层面个性解放可能发挥更大效用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