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到后来出版《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一直保持着他的“史料性风格”。按他自己的说法，其文章中的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第一手素材。
具体而言，陈徒手早年在北京档案馆徒手抄录了数百万字档案——所以他给自己取了“陈徒手”这么个笔名，而他的本名是陈国华。
陈徒手老师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而那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被永远埋起来。
南方都市报曾专访过陈徒手。他说：当年我抄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很多想法都憋在肚子里。但我既不是正规的学院学者，也不搞专业化研究，所以不像别人写论文论著那样规范，没必要把别人的研究全列出来，因此我很少引用别人著作里面的成果。
今天看来，抄档案是一个很笨的做法，可这也正是陈徒手的独门绝技。陈徒手在抄档案的过程中，还总结出了一套抄档诀窍。比如档案浩如烟海，所有人物的档案都要像大海捞针一般过手一遍，不现实。所以他就先抄年纪大的、有名气的、有影响的、有意思的……
《故国人民有所思》里写了11位教授。像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每次中央一开会，一有什么布置，肯定要找他们谈，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成了政治的“消息树”。所以像王瑶这种教授的档案就抄得很完整。再就是抛弃无价值的材料，在档案中找到真实的思想动态。比如1951、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步骤、程序、方法还比较简单，基本是填表、过关……大家说的话、表态都基本上一样，各校的斗争程序大致相同，写起来也就大同小异，比较模式化。这些就没有多少抄的价值。而1961、62年社教运动及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那以后的档案就可以打通纵深，把波澜壮阔的斗争景象呈现得更充分、更真切。
陈徒手说，《人有病，天知否》更侧重口述材料，《故国人民有所思》对几个人物专题做了口述，比如冯定这个题目，我采访了北大哲学系20多个老师，后来之所以没用口述材料，主要是想保持整本书运用档案的单一体例。档案具有官方色彩，而且当年留下的许多档案内容都属于秘密汇报性质，个人向组织、下级向上级，汇报层层递增，到了市委那边，还要汇编，向中央报，是一个设计复杂的党内工作制度。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各色人等真实的思想动态，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把控和情况了解程度。
陈徒手在抄档案中发现：人性的恶比制度本身更加可怕。
北京高校内部文件多达数百万字，其中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尤其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都算揭发，档案里大量的手写报告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造成的，是组织安排的。像北大一些年轻人，又是教授们的助手，他们可以跟教授经常聊，聊了以后就奉命写汇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他不得不写，换了谁都一样。有一大批50年代毕业留校的左倾青年教师斗争性特别强，每次运动都抢在前面。北大化学系、哲学系、中文系都是这样。
像冯友兰的学生斗他，特别放肆，无所顾虑；王瑶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被学生训；傅鹰写总结，还要让学生支书过目、批准，确实是非常无理的蔑视和歧视。哲学系尤其强悍。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整个时代训练出来的这种冲劲和狼性，官方、学校鼓励他们发挥“思想战斗野性”，他们就愈发地来劲。以上那些点滴，都是陈徒手老师辛辛苦苦抄档案抄出来的心得，弥足珍贵。但限于篇幅，在此实在只能挂一漏万。而那些个“万”在哪里呢？就在上面提到的陈徒手老师两本著名的奇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中。陈徒手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