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多年的室友,竟是留学室友的……
【留美学子】第3041期
9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多伦多奇遇
作者:董守良
初到多伦多
1986 年初夏,是我到加拿大贵湖大学攻读研究生的第一年。
贵湖离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很近,早就想到多伦多去玩玩,却忙于学业,一直未能成行。4月底春季学期结束,夏季课程尚未开始,期间有 7 天假期。我跟室友阿尔法约好,他当向导,陪我好好逛逛多伦多大都市。
室友阿尔法.林,是大学本科新生。瘦高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年龄比我小很多,也许都是华人的缘故,跟我关系特别好。
周六,吃过午饭,我和他提上行李,便朝灰狗长途汽车站赶去。贵湖市离多伦多不到一百公里,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走出车站,只听有人喊道:
“Hi! Eric, here!”
“Hi, dad!” 阿尔法应道。
顺声望去,不远处一辆黑色奔驰轿车旁站着一位中年人朝我们招手。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穿着讲究。我走近一看,有些面熟,隐隐觉得似乎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脑子搜索了一遍,却又想不起来。
阿尔法将我介绍给他,原来这是他爸爸——林先生。他和我握握手后,招呼我们上车。
“Let’s go!”阿尔法兴奋地喊了一声。
四月的多伦多春光明媚,林荫道上一片翠绿。成群的麻雀在枝桠间欢快地蹦来蹦去。阿尔法的家在多伦多市郊一个幽静的小区。别墅小楼的前面,有个人工湖。湖里几只野鸭和天鹅在悠闲地戏闹着。
我们进屋,阿尔法提着行李上楼去了。他爸爸妈妈很热情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只听林先生客气地问我:
“董先生,你喝茶还是咖啡?”
“Tea, please!”
我习惯地用英语答道。答完,突然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对不起!喝茶。您会说国语啊?”
“很少,说的不好。”
“我叫董守良,守卫的守,良好的良。您叫我小董就可以了。”
“哦,我姓林,叫仲华。”
林先生——阿尔法爸爸顺手拿过一张纸,把自己的中文姓名写在上面。
我心里又是一惊,脱口而出:“您的名字跟我以前一位同事前辈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
“是吗?他叫什么?”林先生随口问道。
“林伯华。”
“林伯华?你在哪里的同事?什么时候的同事?”他惊喜地问道。
“在湖南湘潭,十五年前,我们在同一所中学教书。后来,他们全家回香港了。”
“你说的林伯华正是我哥啊!”
“怪不得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有点面熟呢!林老师还在香港吗?”我高兴地问道。
“他早已经移民来加拿大了,就在多伦多。你等等,我马上给他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今天星期六,他应该在家。”
虽然他在电话里说的是广东话,但是,从声音里听得出他很兴奋。
“Unbelievable! My uncle is your former colleague in China,Mr. Dong! And today you guys will meet each other in Canada after being apart for over 10 years!”
(真难以置信!董先生,我伯伯是你以前在中国的同事。你们分别 10 多年后,今天要在加拿大见面了!)
楼下的阿尔法激动地叫起来。他可能是刚才听到了爸爸给伯伯打的电话。
“伯华还记得你!他马上过来。”林先生挂了电话,走过来说。
“快跟我讲讲当年他在湖南的情况吧。1956 年,他在香港高中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去内地读大学,这一去就留在了湖南。”
赶鸭子上架
接着我跟林仲华先生说起当年我和他哥相识相处的点点滴滴:我第一次跟林伯华老师见面是 1971 年 5 月。
我好不容易办妥了知青返城手续,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单位湖南湘潭建材厂。本以为我会进车间当工人的,谁知分到了子弟中学教英语。原来是因为文革武斗那两年,我躲在家里自学英文,收听北京电台英语广播(Radio Peking),曾被怀疑收听敌台挨审查。所以,周围邻居都知道我的英文好,说什么小董连洋人讲的外国话都能听懂。
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林伯华老师(前排右二)
我还清楚记得跟林老师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学校的欢迎新老师见面会上,校长对一位中年老师说:“林老师(伯华),小董老师来了,你就有帮手了。今后你只教高中三个班的英文。初中四个班交给董老师。”只见那位林老师点了一下头,说:“好!”并没有多话。
看上去林老师四、五十岁,身穿蓝色的中山装,个子比我高出一个头,背稍微有点驼,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镜片挺厚的,长方脸,络腮胡刮得露出青色的胡茬。
校长接着说:“林老师,单位宿舍紧张,无法给新来的老师分宿舍。所以,暂时安排董老师跟你住一间宿舍。下午,你没课的时候,让行政科把董老师的床铺和书桌搬进去。”林老师轻轻应了一声,“行!”
我注意到他脸上闪过一丝意外的神色。如今想起来,在香港长大的他可能没想到会让一个男人与他共处一室。我们在内地土生土长的人倒无所谓,从高中寄宿到上山下乡知青点,一路住集体宿舍,七、八个人挤一个房间都习惯了。
就这样,我跟林老师几乎天天都在一起。一起上班,一起去职工食堂打饭,晚上睡在一个房间。
一个不算大的房间,摆了两张单人床和两张办公桌,还是有点挤压感。好在平日在学校办公上课,只晚上来睡觉,周末各回其家。刚开始,也许生疏的原因,我们两人之间交流不多。他喜欢读书,每天睡觉前都读到很晚。
也许是受他的影响,不知不觉我也养成了睡觉前读书的习惯。
每天回到宿舍,我总感觉林老师似乎有点难以接近。起初,我还以为他跟我有代沟呢。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林伯华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实际上三十几岁。他平常唯唯诺诺,少言寡语,可能是“反右”运动留下的后遗症。
听说,林老师 1957 年在湖南大学土木系读书时,正碰上“反右运动”。老实巴交的他响应号召,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
他说,西方的建筑艺术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我们学建筑的不应该只学俄语放弃英文。结果,他差一点被打成右派。鉴于他有海外关系,又是香港爱国青年,开大会批判后,定为内部监控使用,下放建筑工地劳动两年。
那两年正碰上中国大饥荒,每人每天不到 500 克的粮食定量,每个月 2两油,副食品奇缺。他干体力活儿,却按脑力劳动者标准供应粮油。饿得皮包骨头。
在那段几乎绝望的日子里,工地上一位山东姑娘小张给了他温暖和爱情。
听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湖南省建筑设计院。跟那位山东姑娘结婚生子,在长沙安下家来。我们一直劝他们办理去香港与亲人团聚的手续。可是,他们因为大嫂的母亲重病卧床需要人照顾,一直没有办理。
“大饥荒那几年,香港的家人没少给他们寄食品。”林仲华先生告诉我说。
可以想象,大饥荒年头,还多亏海外邮寄来的食品,他们一家少受不少罪。但正如毛泽东说的“一分为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海外关系肯定给林老师也带来不少麻烦。要不然,他怎么会从省建筑设计院下放到湘潭呢!
仲华先生听我讲完与他哥在湘潭相遇相知的情况后,不解地问道:“伯华是学理工的。他下放到湘潭后,让他教教数学物理还可以。怎么让他去教英文呢?”
我说:我听过林老师的课,说实话,他的英语语音语调有很浓的广东话口音。
比如,th 的音,他都发成 f。三(three)读成自由(free)。让他教英文也实在难为他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英语教师奇缺。你可能也知道,早在 1954 年,全国中学停设英语课改俄语。三年后,整个中国祇剩下八百多名中学英语教师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交恶,英语教学略有回归,但是,没几年,文革开始便停课闹革命,英语教学再次瘫痪。
到 1969 年,据说是世界革命和抗美援越的需要,中学“复课闹革命”恢复英语教学,又急缺英文教师。所以,林老师和我虽然未经师范训练,也都赶鸭子上架,被叫去教英文了。
不过,那个年代的英文好教。教材全是“应景”实用的政治英语。比如,
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
running dog (走狗),
Hands up(举起手来)!
“那孩子们喜欢学吗?这不是跟喊口号一样幺!”仲华先生插话说。
可不是幺!在那个本来就“读书无用,教书倒霉”的年代,孩子们在学习上没有什么热情。有的学生干脆喊出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 ABC,照当接班人……”
特别是我们的学生都是本单位子弟,家长对儿女期待不高。他们一般都认为,孩子高中毕业接班当工人,有个工作就不错了,不需要什么英语。
仲华先生说,“这让我不禁联想到海外华人的孩子学中文。阿尔法小时候就不喜欢上周末中文学校,没有那个语言环境和需要,小孩子就很难有兴趣去学那种外语。而华人家长都误以为在海外,中文没什么用,学好英文就足够了。
如果家长不重视这个问题,孩子就更不愿意去学了。特别是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留学生,他们觉得自己吃亏在语言上,怕孩子英文不好,有的宁肯大人在家说蹩脚的英语,也不说中国话。
几年下来,他们的孩子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我们幸亏一直坚持在家里说粤语,阿尔法还能跟奶奶用广东话交流。”
当时,我们的学生不愿意学英文,课堂纪律很糟糕。弄得少数想学英语的学生也没办法学。林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跟他说,请他跟校长反映一下,抓抓学生纪律。
他一听连声说,不行,不行!要说,也是你去说好些!但是,估计谁去说都没用。你没看报纸?《人民日报》都登了马振扶事件,说河南一个学生英文考试交白卷,挨老师批评后自杀。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结果,老师和校长都为此进了监狱。
我看,你也别去自找麻烦了。
这可是他头一次跟我说了那么多的话。我也体会到了他的善心。但是,我实在无法像他那样好脾气,任凭学生在课堂上乱闹。
有一天,我们在宿舍里忍不住又聊起英文课的事。他突然问我的英文好,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英文,是怎么学的。
我说,我的确喜欢外语课。上初中学俄语,成绩就是全班第一。上高中学英文,我还加入了英文课外小组。他说,那咱们也可以组织个英语兴趣小组,让那些对英文感兴趣的学生有机会多学一点。
于是,我找到一本英文版的《格林童话》和《毛泽东语录》,然后和林老师分工,他负责下午放学后,给这个英语兴趣小组上课,讲解英语语法。
我负责晨练小组,锻炼身体和早读。早上 6 点到学校先体育锻炼,然后读英语背单词。开始,我们只有 8 个英语成绩好的学生参加。一个月后,陆续增加到 18 个学生。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们学校毕业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信心,高考前望而却步。后来能考上高校的都是几个当年英语好的学生。
他们至今都还对当年的英语兴趣小组津津乐道。我开始在学校教书的那段日子里,一直都不安心。因社会上盛传的“教书倒霉”,老师是“臭老九”,跟我交往 2 年多的知青女朋友进城后分手了。
此后多次相亲,都因为教书这个职业而告吹。所以,我几次打报告要求到车间当工人,却无人理睬。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伯华老师劝我说,年轻人当老师,其实也不错。因为教书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知识的过程,更何况有时间有书本自我充实,一辈子受用。我正是听取了他的劝告,在学校安下心来,那几年扎扎实实地学习英文,1977 年恢复高考时,我忘不了林伯华老师对我的帮助。我的英文取得优秀成绩,并且报考了英文专业。
我和林伯华老师住在一起的那两年,受到他的影响,不但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而且对烹调也产生了极大兴趣。职工食堂的饭菜实在不敢恭维,油水本来就少,加上咸淡掌握不好,那就更难吃了。
有一天,林老师建议说:“咱们不如隔段时间,合伙改善一下伙食。”他自告奋勇,亲自掌厨。没想到,他的厨艺还真不简单!不论是粤菜家常小炒,还是白切鸡,或者煲汤,那火候调味厨艺简直堪比艺术.......
有缘何处不相逢。
我和林仲华先生正聊到兴头上,突然,门铃响了。阿尔法知道是伯伯到了,急忙跑去开门。
我赶快迎过去,只见林伯华老师进门来,他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衣,下着牛仔裤。身板挺直,精神不错。初看上去,似乎比十多年前还年轻了。他最大的变化是头发全白了。
“林老师!”
“董老师!”
我们握了一下手,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董老师,一别十来年,做梦也没想到能在加拿大遇见您!”
“是啊!我也想不到在异国他乡还能与你重逢!”我说。
我们的眼圈都红了……
仲华先生连忙说:“说曹操,曹操到。大佬,快来坐下,跟董老师好好叙叙旧!”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
“董老师,你哪一年来加拿大的?怎么找到仲华家的?”
“我是去年年底来加拿大留学的,在贵湖大学读英语文学硕士研究生。碰巧跟阿尔法住一起。这不是放假幺,我跟阿尔法来多伦多玩两天。和你弟弟聊天,无意间发现你们是亲兄弟!你说巧不巧?”
林老师露出惊叹的脸色,“真的不敢相信,简直是上天的安排,15 年前,你跟我是室友。15 年后,你跟我侄儿又成了室友!你要是不到仲华家来,咱们怎么也想不到彼此能在这儿重逢!”
他告诉我,1975 年他获得政府批准,全家赴港与老母亲团聚。谁知,当年香港比内地还乱。外来势力的大暴动就已经搅乱了香港的社会秩序。数十万逃港的内地难民更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抢劫盗窃频发,枪声警笛声四起,整个香港人心惶惶。老母亲当机立断,移民加拿大投奔仲华。
次年,他们一家陪老太太飞到多伦多。虽然有仲华的帮助,但是,文化冲击加上语言障碍,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很快就感受到了生存危机。加拿大不承认他在中国的学历和工程师职称。
多亏了那几年他在中学教英文,语言不是个大问题。他一面在一家餐馆打一份洗碗临时工作,一面在社区学院学习烹调专业,后来拿到了证书。
仲华插话道:“加拿大很讲究专业证书。他从社区学院毕业后,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厨师工作。我大嫂学了两年英文后,在一家服装工厂找到一份车衣工的工作。现在,他们有车有房有工作,大女儿已经结婚成家,儿子在读博士研究生。可以说,他们在加拿大已经安居乐业。”
伯华老师说,“是啊!咱们在湘潭的时候想都不敢想能有今天!”他的语气和表情充满了自信和满足。这和当年在湘潭那种唯唯诺诺过分谦卑的林伯华简直判若两人!我为他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仲华夫妇为我们举办的晚宴上,我举杯提议,感谢阿尔法为我和林老师重逢搭桥。阿尔法毫不客气地站起来说:
“Yes,you guys should be grateful to me. It’s me who brought Mr. Dong here!” (对呀!你们要感谢我,是我把董先生带到这儿的!)
林先生打断了儿子的话头:“阿尔法,你伯伯和董先生久别意外重逢,这叫做无巧不成书,有缘何处不相逢!来,干杯!”
后记:本文故事是作者亲身经历,林先生一家人姓名为虚构,林伯华老师的真实姓名是简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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