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里最出息的孩子在国外，给不出父母晚年的“父慈女孝”
这天黄昏时分，我刚从衣柜里重新翻出棉衣穿上，就刷到了君表姐的朋友圈——本应在纽约的她，正紧急坐上了回国的航班。她的这条朋友圈很是冷静与平淡，只配了一张自己坐在机舱的照片，在文字里语焉不详地感叹了一句“世事无常”。
我心下一咯噔，赶紧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那边，妈妈声音低沉：“舅舅的病复发了，情况很不好，早上已经紧急动了手术。”
“啊”了一声后，我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妈妈以为我没明白那“紧急手术”究竟紧急到了何种程度，又向我强调了一番：送舅舅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当即决定要立刻手术，让她代签知情同意书。
手术的风险很大，我妈妈望着厚厚的一沓纸，被上面密密麻麻列出的风险和最坏结果吓坏了，只能焦急地问医生：“能不能等一等，我已经打电话给他女儿，让她回国，再等一天，让他女儿拍板做不做这场手术吧？”
医生摇摇头：“不行的，等不了了，时间太久，随时会出现意外，必须马上手术。”
我妈妈咬咬牙，颤巍巍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扭过头，把快溢出来的眼泪逼了回去。
舅舅之前身体一直很好，他不抽烟不喝酒，身材清瘦健硕，脊梁永远挺得直直的，总是神采奕奕的样子，已经快80岁的人了，白发却很少，初相识的人，常常会觉得他不过60岁出头。
他前半生颠簸坎坷，吃了不少命运的苦头，那些艰难与煎熬超出了我浅薄的想象。他的人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才渐渐舒展开来的。
1998年，君表姐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本科毕业后，毫无悬念地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名校的奖学金，前往攻读硕士。彼时年少的我只知羡慕和崇拜，却不曾意识到这预示着此后长久的别离。君表姐一去便是经年，在之后25年的光阴里，她与我们相见的次数总共不超过10次。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们后来只能从舅舅舅妈的口中得知君表姐的大部分动态，在她寄回的邮件和照片里看到她高歌猛进的人生：她在美国读研，然后读博，拿了很多很厉害的证书；博士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再后来，拿了绿卡、结婚，从中北部搬到了纽约；在纽约，换了一份极好的工作，够到了当地华人的职场天花板。
君表姐这般鲜花着锦的人生，也是很多年来舅舅引以为傲的精神支柱。表姐出国时，舅舅刚刚年过半百，尚还在工作和生活的泥沼中蹒跚，女儿的优秀仿佛一针强心剂，衬得周围的琐事与烦恼都不值一提。再后来，舅舅退休了，从高校的行政楼里离开，拿了不错的退休金。但他闲不住，又接受了学校的返聘，一直工作到近70岁才彻底回家。
彻底退休后，舅舅的生活惬意自在。他随心所欲地定下一个又一个的“看世界”的目标，去柬埔寨看吴哥窟，去冰岛看极光，去肯尼亚看动物迁徙……后来他去云南旅游的时候迷上了玉石，于是去了一次又一次，开始是买成品，到后来就痴迷于原石。他买回雕刻机器，躲在阁楼上自己的书房里，整日叮叮咚咚敲个不停。搞了几个月，见面时舅舅递给我一块小小的雕件，手工粗糙质朴，他却得意洋洋：“看一看，看得出是什么吗？”
我仔细瞅瞅，原来是我儿子的生肖。
我曾经格外羡慕舅舅的人生，直到2020年爆发疫情时，我看着独自留在家中艰难度日的舅舅舅妈，才突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情势刚开始严峻的时候，我在给父母送吃的和药时还会一并想起舅舅舅妈，担心两位70多高龄的老人独自在家缺少支撑，我会顺便弯一脚给舅舅也送去新鲜的食材和珍贵的药物。拿到物资的舅舅会向我道谢，却绝口不提还缺什么，不管我怎么问，只笑眯眯地说“一切都好”。
再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大家被封在家中无法外出，惶恐惆怅迷茫愤怒之下，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勉强顾好自己的小家和父母，逐渐分不出更多的关心给到其他人。那时身边很多朋友常在群里或朋友圈发出求助，他们大多和君表姐一样，在大学毕业后去到了北京深圳上海或者国外定居，岁月静好的温情面纱在这一刻被硬生生撕裂。他们急火火地隔在千山万水之外，担心年迈父母会被感染，担心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长辈无法抢到生活物资。我们此刻才突然意识到，那些曾经顶天立地为我们撑开生活艰难的长辈们，不知何时已经脆弱至斯，他们被残忍的时光毫不留情地抛下时代列车，手足无措。
每每看到朋友的求助，我都会想到舅舅，但能做的只是挂去一个电话，提供一些虚无而不实际的问候。舅舅比我想象的要淡定，依旧只说“一切都好”，甚至还要我解封了后找机会去他家，拿走一些社区发给他的蔬菜：“太多了，我们吃不完，你们拿去吃吧。”
4月宣布解封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阴霾却迟迟无法消散。除了不得已必须出门的，大部分人都选择继续蛰伏在家中，就像弹簧拉扯到极限，失去了弹回复原的能力。但舅舅却是第一批走上街头的人。他常常一个人散步到江边，拍轮渡，拍飞鸟，拍独自绽放的春花。往日熙熙攘攘的江滩空无一人，照片里舅舅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
舅舅就那么坚持每天去到江边，拍照片，然后发到家族群里。我以为他会再说上几句鼓励大家出门的话，但是没有，他只是安静地、日复一日地给我们看低低飞翔的蜻蜓、开了又谢了的花儿和沉默着奔淌的江水。
熬过疫情最开始的生死关之后，我们的家族开始试探着重新聚会。发起者有时是舅舅，有时是姨妈，有时是我妈。和过去不一样的是，聚餐的地点不再格外郑重了，也不像往年那般要求小辈们一定到场了，跟以往的家族聚会比，变得随性、自在许多。含蓄的长辈们或许永远不会对我们开口说自己的心思，我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多少有着幸存者的庆幸，惊觉时光有限、命运无常，于是更珍视那些短暂的欢愉。
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样的状态，我也曾乐观地以为，一大家子亲戚就能这样一路继续下去。然而命运的狙击从来都悄无声息，它眈眈地在一旁虎视，伪装成一个又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常，待你毫无防备之际，猛然跃出，露出狰狞的面目。
舅舅是在去年春天发现身体异常的，他的脖子上突然长出了一个不小的包。我最开始得知消息的时候，并未放在心上。不只是我，家里每一个人都没有格外在意。
回头细想，为什么大家在最初的时候都如此轻松？或许是因为舅舅身体一直很好；或许是因为一年前他割背部脂肪瘤时医生那轻松的口气，“年纪大了，身上少不了长出疙疙瘩瘩”；又或许，是舅舅对病情的描述过于简单——他独自一人到医院，独自决定住院，在没有具象的视觉冲击之前，外人很难感同身受。
但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第一家医院反复做了检查，手术却迟迟无法进行，科室主任神情凝重地推荐舅舅去另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做进一步的切片。辗转三四家医院后，医生们终于大致有了结论：那是一种罕见的细胞瘤，罕见到几乎每一家医院都迫切地挽留舅舅在他们那里住下。舅舅在后来曾笑着说，大概自己在那些医生的眼中，就是一篇行走着的、珍贵的SCI。
虽然有两家更为优质和权威的部属医院，但舅舅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Y医院治疗。原因很简单，Y医院是舅舅单位的指定对口医院之一，在这里治疗能报销大部分的费用。尽管我们内心都更认可另两家医院的水平，但没有谁劝舅舅重新考虑，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病情，治疗费用可能会是一个无底的深渊。Y医院也是一家口碑不错的三甲医院，它与另两家医院医疗水平的少许差异，显然还不足以达到让人忽略巨额费用的程度。
舅舅住院前夕，我去探望他时，正赶上他与君表姐在通电话。见我来了，他连忙把手机塞到我手里，让我和君表姐讲一讲往国内汇款的细则条款和注意事项。我和君表姐简单聊了两句，答应她，待我稍后去了解一下具体细节再给她回信。
挂断电话，我有些疑惑，问舅舅：“不是你们学校能报销费用吗？”
舅舅嗯了一声，解释道：“是可以报销，但是前期还是需要自己垫付，我的钱全都在理财里拿不出，手头只有几万元零钱备用，所以让你姐先给我打点钱回来，等报销了再还给她。”
事后过了快一周，我跟妈妈打听舅舅的情况，妈妈说舅舅还没有开始治疗。我有些奇怪，病情如此不乐观，治疗不是越早开始越好？妈妈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按君表姐答应的，她本应在第二天就将钱汇到舅舅的账户，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钱却迟迟没有打来。隔着半个地球，他们全都无从得知表姐那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想问一问，却都不知如何开口。
或许，人一旦衰老到失去力量，即使亲如父女，有些心思与隔阂也会不动声色地滋长。按舅舅的性格，他开过第一次口后，大概率是不会再问第二遍了。情况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医院那边心急如焚，一遍遍催促，可没有钱，舅舅就不愿、也无法开始治疗。捱到最后，是我妈拿起了他的手机，用他的微信给君表姐发了一条消息：“君，这边医院催着要开始治疗了，你的钱什么时候可以打来？”
我妈发消息的时候，舅舅就在床上躺着，脸上没有支持和赞同的表情，也没有激烈地阻止。他安静地看我妈发完消息，又安静地接回手机，情绪看不出起伏，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同样无法知道，电话对面的君表姐在想着什么，她应该知道这条消息不是舅舅发的，温和了一辈子的舅舅，说话发言从不会用如此强硬的口气，但她也什么都没有追问。
过了两天，钱终于打了过来。听着妈妈的讲述，心下生出一片恍惚。我有些诧异于妈妈的举动——她是一个界限感极强的人，人生准则之一便是：“别人的事情，局外人都是未知全貌的，哪怕是亲戚，也不要轻易指手画脚地评判，更不要随意介入。”
可是这一次，她却破例了，她对着她疼爱的侄女说了重话，也知道自己可能会收获侄女的怪罪。我敏感地意识到，她这番不同往日的举动，或许是因为兄妹情深，但也有可能是物伤其类。
一直以来，父母对我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你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小家，我们便安心了。”他们身体力行地履行着这句话，甚至常常到了让我恼怒的程度。疫情前的那两年，是我最为忙碌的一阵子，那时我一直在出差，常常早上醒来时在酒店的大床上思考半天才能想起自己究竟在哪个城市。自顾不暇之下，我与父母的连结便少了许多，虽然我家和父母家不过半小时车程，却时常一两个月也不能去一趟，偶尔打电话，也只是匆匆两句就挂。
2019年春天，我刚结束一次出差回来的次日，爸爸突然打电话问我回家没，然后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妈妈的眼睛前几天刚做完手术，现在在医院。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自己是担心着急更多，还是气愤更多，我匆匆赶去医院，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甚至不是问妈妈情况怎么样，而是虎着脸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到现在做完了手术才说？
爸妈只呵呵地笑着。爸爸说，你一直在出差，告诉你了你也不能来啊，只会白白让你担心分心。妈妈说，没事啊，你看手术不是很顺利嘛，我都要出院了，小事情，小事情。
事实好像确实是这样：妈妈眼睛的状况是突发，有失明的风险，等不得我出差回来再手术；而若是让我从出差途中紧急赶回来，那是父母从来都不肯做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的泪珠快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了，只能仰起头去看妈妈的输液瓶，药水一滴一滴地落下，代替了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落的泪。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那句曾被我们嘲笑为“迂腐”的“父母在，不远游”。我们都以为自己能飞得更高更远，可是被我们落在身后的父母，跟不上我们的步伐，便慢慢将自己掩在看不见的阴影里。
近两年，我觉察到父母与以前好像有了一些不一样。也许是疫情带来的生死无常的冲击，也许是因为年岁加增，眼见人生的天平渐渐倾斜，就足以让人生出惶恐，总之，父母开始在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一点脆弱感。在日常的闲聊时，妈妈会时常半开玩笑地戏谑：“那我们以后就靠你了啊。”还有阵子，她的记性差了不少，我嘻嘻哈哈和她开着玩笑：“完了完了，妈妈你要老年痴呆了。”她也跟着笑，笑完后又半开玩笑地加上一句：“那我真的痴呆了，你管不管呢？”
这样的玩笑话反复说了两三次后，我终于咂出了其中认真的成分，于是也半开玩笑般对着爸妈承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父母之间，好像总是很难端端正正地聊上一些心里话。我们有时将本该玩笑的事情严肃化，又在更多时候将本该严肃讨论的事情用笑意和调侃消解开来。
在那之后，父母再未向我提起过类似的话题，直到这一次，看到妈妈因为舅舅的病情向君表姐发难，多少印证了我从未说出口的隐忧——父母的心里已经堆积起对未来的担忧和迷茫，只是从来无法对我宣之于口。
医生们几番漫长的会诊与研究后，终于制定了初步的治疗方案，化疗与放疗轮番上阵，一种又一种的药物走马灯似地交替尝试，以期能控制住肿瘤的疯长。第一轮的治疗进行了半年多，渐渐起了效果，舅舅脖子上的包慢慢消减了下去，在去年11月底，医院说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让舅舅办理了出院。
我们后来都一边后怕一边庆幸：舅舅出院的时间点实在是幸运。出院不到一周，疫情就全面爆发了，所有的医院人满为患，医护也都应接不暇。倘若舅舅还在医院里，就得与肺炎患者共处一室，而血液科的医护大多被调走，又无人照顾。无论哪一种情况，对大病初愈的舅舅来说，都是凶险的。
我当时略带天真地在心里想：“或许这就是否极泰来吧。”
春节的时候我去看舅舅，他除了声音还有些嘶哑之外，已经看不出病人的模样。我们闲聊了几句日常后，舅舅突然毫无预兆地和我说起了他的旧车。
舅舅是家族里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人。在私家车还是个稀罕物件的90年代，舅舅就买了一辆。那之后每年清明去给外公上坟的时候，舅舅就会开着他的车带我们一起去——外公的墓地在近郊，那时交通不便，每次去扫墓，要转上三四趟公交才能到达。当舅舅第一次笑眯眯把车开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欢呼雀跃，才几岁的表弟吧嗒着小嘴巴说：“嗷嗷嗷，去春游了。”众人皆跟着笑。
舅舅那时的车技应该不够好，每次他在车上都很紧张，把方向盘捏得牢牢地，车速慢如蜗牛。即便如此，之后每年清明也成了我们的期待：我们喜欢坐上小轿车时的新奇与神气，也喜欢在车里带上大包小包的零食。就像小表弟说的，免去了舟车劳顿的周转，扫墓真的就像一场踏青和郊游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清明和舅舅的车绑在了一起，也成了大家族里约定俗成的聚会日。每年离清明还有好久，舅舅就会兴冲冲地和妈妈姨妈打上好几个电话，讨论出行的日子。
我们渐渐长大，舅舅的车里慢慢坐不下了。我们也买了自己的车。城市发生着缓慢的位移，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郊区墓地，悄无声息地成了城市副中心。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时间总难以凑到一起，我们这一辈的孩子都不再跟着长辈们一起去扫墓了。有时我和丈夫去扫墓，会问父母要不要一起，妈妈总是猛摇头：“和你舅舅姨妈约好了，我们老家伙们自己去。”
就这样，每年春天，逐渐老去的妈妈、舅舅和姨妈，跟着那台同样老去的旧车一起，去完成一次又一次属于他们自己的聚会。
我上一次想起舅舅的车，还是2013年。那一年，车已经开了十五六个年头，接近报废。一向随和的舅舅，为换车的事情和妻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舅妈吵架后就不理舅舅了，君表姐远在万里之外，只能给我妈发消息，希望我妈劝一劝舅舅：“他都快70岁了，体能和反应都大不如前，还出了好几场小车祸，再开车实在是太危险了。之前那车，我就想着算了由着他，等车报废了就好了，哪里想到他现在还要再买，姑姑你说这怎么行。”
从来最听女儿话的舅舅，那次显示出了惊人的固执。他一意孤行地在网站上研究车的款式和型号，对我们的劝阻充耳不闻。最后他选好了一款最新的车型，就快要去4S店交钱了，结果不知道是谁的劝告生了效果，放弃了。
我妈妈和姨妈宽慰他：“没事啊，你说现在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那么多要开车去的地方？坐公交也方便，打车也没事，你算算打车钱，怎么也比买车养车便宜。”
我也在一旁大声宽慰：“舅舅，没事的，以后你要去哪里就给我们打电话，我接送你。”
舅舅看向我，开心地笑了：“好好，那以后就靠你了。”
而事实上，舅舅从没有主动打过一次电话让我帮忙接送。我那信誓旦旦的承诺，就和自己少不更事时拍着胸脯对长辈们说“长大了给你们买大房子”一样，让人开心，却没有人会真正当真。
舅舅放弃了买车的念头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舅舅没有车了，我们谁也没有听到他提起过生活里会有什么不便。退休之后的舅舅，在不出远门旅游的日子里，在这座城市里的活动半径似乎不需要超过3公里：去周围的菜场超市买点菜；去家附近的餐馆吃几顿饭；去几步之遥的江滩散散心；即使偶尔的公事，对方自会有车接车送……大家提及不再买车的决策，都纷纷颔首赞同：“不要车是对的，你看现在不是好好的嘛。”
我也曾经一度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舅舅喊到我，让我去他家取一些东西。我到了他家后，才明白他要塞给我的一大堆东西是什么：崭新的千斤顶，行车记录仪，充气泵，腰靠……舅舅还是那般轻言细语：“这都是我前阵子买的，本来打算新车买了就可以用了的。现在用不上了，你看看有哪些需要的，你就都拿去吧。”
舅舅神色平静，我却在心底猛地生出一丝难过——我从未意识到，舅舅曾经多么期待那辆新车。每个人都觉得阻止他买车是绝对正确的，可我们并没有去多想一想，失去了车的舅舅，心里究竟会有几分难过。
我有点懊恼当初自以为是的劝阻，可是舅舅的神色却一如往常，仿佛他只是坦然地放弃了一项不合时宜的物件而已。我熟悉他这样的神情，在他多年前确诊糖尿病被医生告知要“禁嘴”时，遗憾也只从他脸上转瞬即逝。后来家里的长辈们依次确诊糖尿病，“禁嘴”成了他们的常态，可每次家族聚餐，为了照顾我们小辈的口味，餐桌上的佳肴依然满满当当。转盘转过时，长辈们的面庞里同样有着那样一划而过的、隐秘的遗憾。
我曾以为，对舅舅这样的老年人来说，不需要走远路了，所以不再需要车，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因果关系可能是反过来的。也许对舅舅而言，恰恰是因为没有车后出行的不便，才导致了他生活半径的急剧坍塌。像他这样闲不住的人，强行剥夺了他的出行工具，无异于折断了他的翅膀。
当我站在大病初愈的舅舅面前，知道那辆车仍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遗憾时，又一次意识到当初我们劝阻的残忍。
我们陷在残忍里而不自知，就好像人一旦老去，很多需求就会被默认为“不重要”，社会属性也同样归为“不重要”。对那些从农村到城里帮子女照顾孩子的老人是这样，对舅舅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情况貌似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总是自以为聪明，霸道地用自己的认知做出那些自认为“对他们好”的决定，却忽略了长辈们已渐渐失去辩驳的力量。他们只是温顺地藏起自己的需求，一如既往地顺着我们的心意，就像我们还是孩童时那样。
谁也没有想到，在春节那次我与舅舅的见面之后不过两个月，舅舅的病就又复发了。
妈妈告诉我的“情况不好”，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匆忙赶回来的君表姐和我们一起去见了医生，从他凝重的神情里，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一次舅舅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让我妈紧急签字的那场手术，终究还是没有做成。肿瘤太大，几次穿刺都无法成功，尝试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医生叹口气，放弃了：“现阶段已经无法确定具体的手术方案了，只能先用放化疗看看能不能缩小肿瘤，之后再走一步看一步。”
君表姐点点头：“好的，就按医生的方案来。我请了两周的假，这期间会一直在国内，您有什么事情随时和我联系。”
我一开始有些担心，觉得如果短时间内手术方案不能确定、只能保守治疗的话，那君表姐千里迢迢岂不是空跑一趟？但我很快意识到，她这次回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最紧急的事情是房子。
舅舅除了自住的房子，还有一套闲置的空房。那套房子购于1998年，买了不久，君表姐就出国了。
买房子时，舅舅是想把它当作未来送给女儿的礼物的。在舅舅最初的设想中，君表姐在美国读完研，就会回国找工作、定居，阖家团圆，共享天伦，达到心目中的圆满。然而露往霜来，所有人都渐渐意识到君表姐是不可能回来了。姨妈就劝舅舅：“把那房子卖了吧，你们住现在这套房子就足够了，那套房子若是一直空着放着，可惜了。”
舅舅不依，只倔强着回：“肯定是不可能卖的。这套房子就是君君在中国的根，她若是一直不回来，房子就一直空着也没关系，可万一哪天她要是要回国了，家里不能没有她落脚的地方。”
姨妈见舅舅态度坚决，也不再劝他卖房，只建议：“那你把房子租出去呗，若是真的哪天君君回来了，再收回来也不迟。”
舅舅依然摇头，他舍不得——那套房子在装修的时候他花了心血，所有的材料都选的最好的，实木家具，真皮沙发，还有当时最高端的家电，装下来花了10多万，那时都够再买一套房子了。装修的时候，君表姐出国的事已经基本定下了，但舅舅的固执劲上来了，坚持要装，“要装得好好的”。
“这么好的装修，若是租户不爱惜，就全都糟蹋了，租金怕是还不够抵回装修。”舅舅停了半晌，才又声音轻轻地补充了一句，“而且，若是租出去了，君君回国时住哪里呢？总不能让姑娘去住酒店吧，她会伤心的。”
话说到这份上，对这套房子的处置，大家就都不再置喙了。
君表姐出国后，舅舅隔一阵子就去那套房子看看，擦擦浮灰，检查一下水电，仿佛希望那房子像个士兵一般，能以最好的姿态迎接主人回来时的视察。不过，星霜荏苒，舅舅去那套房子的间隔终究还是越拉越长，从一周一去，到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只是偶尔去一去了。
2005年，走了7年的君表姐第一次回国探亲。舅舅的激动溢于言表，摆了好多天的酒席，恨不得将所有能扯得上关系的亲友全请来吃饭。看着他忙进忙出容光焕发的架势，我悄悄问君表姐：“姐姐，你这次回来，住哪里啊？”
“我在爸妈家旁边的明珠酒店订了房，这样离他们也方便。”
那是一家五星级酒店，每夜的房费不便宜。
“你怎么不去住舅舅给你留的那套大房子啊，回来十多天，还是住家里更自在。”
君表姐笑了：“不了， Alex（她的丈夫）已经习惯了出门住酒店。那房子很多年没人住，还是太麻烦了。”
之后，君表姐回国的次数频繁了一些，一两年就会回来一次。但即使姐夫不回来，她也还是坚持住在酒店。舅舅的那套房，终于正式地闲置了下来。我曾以为这套房子会如图腾一般一直留存，然而，这一次，终究还是需要处理它了。
君表姐回国后第三天，我们又一起去了医院。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她和我妈讨论了几句舅舅的病情，就说到了房子：“这个房子，写的是我爸爸的名字，以后要是作为遗产由我继承，中间恐怕是有很多麻烦——听说现在有遗产税是吗？还有就是，我现在国籍是美国，不知道到时候是不是会更麻烦——是不是应该现在直接过户给我最好？”
她把目光投向我：“你懂这些吗？”
我漂浮的思绪被拉回，仓促摇摇头：“我不太懂这些，姐你最好找专业人士问一问。”
她点点头：“确实得找专业人士问问这套房子怎么处理才最好，还有好像我爸在老家也有套房，那套房还没办房产证，如果万一……怕是很麻烦。”
我犹犹豫豫地建议：“老家那套房如果没有证，是不是先办个公证比较好？”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我这几天找律师同学去打听一下，这样子是怎么弄，是公证？写遗嘱？还是怎么样。如果要公证，我爸现在病床都下不了，还要去打听一下有没有能上门办理公证的服务……”
这些细细碎碎的琐事听得我头疼，我缓缓走开，只留下妈妈在原地和君表姐讨论。
05
我踱进病房，走到舅舅的病床前。
离上次见面才两个月不到的工夫，舅舅的模样已经变了许多。前几日，当我按妈妈告知的病床号找来时，走到床边的第一反应，竟是迟疑片刻就想本能地退出去——我以为自己找错了床。有人出声喊住了我，我才认出眼前这位浮肿虚弱的病人竟是舅舅。我花了不少工夫才压住心底的震惊，装作若无其事。
而此刻，即使做好了心理建设再次来到病床边时，我还是忍不住泛出酸楚。
舅舅面色苍白枯萎，早已不复之前的白净丰润。他看到我进来，眼睛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头也跟着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阵类似咳嗽的声音，吐出略微清晰的几个字：“要不要吃点水果？”
我一时语塞，挤出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还是失去了和舅舅同处一室的勇气，又仓皇逃了出去。
回到表姐和妈妈身边时，我听到君表姐一句话的收尾：“哎，我老爹要是早点立好遗嘱就好了，很多事情就简单许多。”
我妈妈眼皮微微抬了抬，欲言又止，君表姐怕我妈误会，迅速补充了一句：“这个其实不应该忌讳的，我自己都早早立了遗嘱，其实是为了方便家人的。”
我妈妈只好点头：“是的是的，应该立应该立，不然你回美国了后，牵涉的很多事情都特别麻烦，只是……这话不能由我跟哥哥说，只有你做女儿的说比较合适。”想了想，她又叮嘱一句：“你看看怎么说比较柔和。”
君表姐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走进病房。我们陪着她进去，帮着把舅舅的病床摇至半高，和舅舅说了几句病情进展和医嘱后，妈妈便碰碰我的手，我们一起退了出去。我倚在病房的门框上，远远看着他们父女俩，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舅舅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也一直没有出声，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双手捏在一起，在无意识微微用力。
从理智上来说，君表姐说的做的确实都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味伤春悲秋哭哭啼啼显然毫无意义，要做的就是冷静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治疗方案也好，财产也好，身后事也好，所有的麻烦都不会因着逃避或忌讳就消失不见。君表姐回来一趟不容易，势必得争分夺秒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初春的风吹得窗户哗哗作响，让病房里偶尔的沉默显得不那么尴尬。舅舅靠在病床上，有一缕头发耷拉到眼睛旁边，看得我难受，几次想上前帮他把那缕头发拢上去。
医生曾和我们说过：“周教授非常配合，也非常坚强。很多非常难受的检查，他都一声不吭坚持着做了下来，打针吃药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我尝试着把自己代入舅舅的视角——在自己还有极强求生欲的时候，却不得不和女儿面对面讨论着自己的身后事，想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鼻头有些酸胀，脚尖升腾起一丝冰凉，不管理性上如何认同君表姐的处理，我的心底还是有个小小的声音冒出来：“还是觉得好残忍。”
父女俩的谈话时间不算长，我和妈妈走回去时，正赶上他们达成一致。舅舅的声音还是嘶哑的：“那这样吧，就把房子卖了，买房的款项优先给我治病，如果我不在了还有剩下的，就你自己处置。”
房子的后续我没有再关注，只听妈妈断断续续聊了些。君表姐托她国内的朋友来帮忙，办好了遗嘱公证等一切琐碎事杂。君表姐回美国后，后期卖房的种种事宜，也交由那位朋友一并帮忙。
一日，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有空的时候和她一起去一趟舅舅的房子：“那套房子差不多要卖出去了，舅舅说要我们先去看看，有什么看中的东西就拿走。”
我陪着妈妈去了。
那套房子虽然没人住，但一直被舅舅打理得整洁，屋里的物件也大多是舅舅的心头爱。我上一次来这里还是十年前，心血来潮，陪舅舅来的。那时我对着书房里满墙满壁的精装套装书眼冒金星，舅舅见我的馋样，笑个不停：“等洋洋（我儿子）能识字了，这些书你随便挑，够他看到大学毕业。”如今舅舅还记得那时的承诺，叮嘱妈妈转告我：“看中的书就都搬走吧。”
但我只能摇头。家里的物件越来越多，房子越住越挤，我自己买的书都堆不下了，实在是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容纳其他了。妈妈曾经很喜欢房里的一对古色古香的大花瓶，犹豫了许久，也是放弃了：“太大了，家里没有地方放。”
我们在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什么都没拿，空手而走。锁门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心头被一阵虚无感击中——待房子卖出去了后，舅舅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收藏，大概率躲不开飘零的命运吧。
再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套房子卖出去了。虽然现在楼市疲软，但挂的价低，很顺利地出手了。
听到卖价，我睁大了眼睛：“这么低吗？”
妈妈摇摇头，声音沉下去：“卖了吧，卖了吧，现在花钱的地方不少呢。”
舅舅去年那轮治疗，因为单位能报销大部分费用，所以算放开了手脚，只考虑疗效，不考虑费用。但这一次舅舅刚住进医院，医生就明确告知，现在属于复发，所以肯定需要用更高级别的药物和治疗方式，不仅不能走医保，恐怕单位的统筹报销也是覆盖不了的。当时说到这里，医生嘴上没有继续说，眼睛却是看着我们的，是征询意见的意思。
我妈妈想起舅舅眼神里那极强的求生欲，郑重又含糊地接了腔：“听主任您的，我们都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了，知道您会给我们制定最合适的方案的。”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后来拿到第一期账单的时候，我妈还是吓了一跳：20天不到就烧进去30万。她拿走单子帮舅舅去单位申请，回来告诉我：“果然这次不一样了，对方说，‘能报下多少不确定呢，看到时具体到账吧，别做太多指望啊。’”
房子卖掉后，我妈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一些：“不论怎么说，有了这100多万，还是可以再撑撑的吧。”
“不管怎么说，舅舅上一轮能报销，已经强过了许多人了，否则的话……”我想了想，还是坚持把这句话说完了，“换了别人，很多人恐怕连第一轮的费用都撑不过吧。”
06
这日，妈妈和我聊起舅舅的护工：“那个芬姐，好像在试探着要红包呢。”
“向你开口了吗？”
“没给我说，倒是给你君姐连着发了好几次消息。也没明说，就是次次诉着自己辛苦。君君听出了意味，便来问我。”
舅舅去年第一次住院时，正是疫情最为反复和封控最为严格的时期，医院对于陪护的要求是：只能指定一人陪护，陪护人员一旦进了病区，就不能轻易离开。这个规定从2020年便开始执行，已成惯例，而舅舅所住的病区是敏感的血液科，大多数病人都脆弱得像一碰就碎的瓷娃娃。
护理，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大难题。治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父母和姨妈，家家都是百事缠身，他们也都年近七旬，身上各有病痛，即使有空闲，要照顾舅舅也是有心无力——不定期的探望照顾或者跑腿帮忙都没问题，但谁能拿出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的时间被牢牢关在医院里？
毫无悬念地，大家决定请护工。请来的芬姐四五十岁，话不多，看起来很是踏实勤劳。在日后的相处中，她的认真负责得到了挑剔的舅舅的认可，所以今年第二次入院，舅舅只和新护工相处几天，就一声又一声急着催促我妈妈尽快联系芬姐，请她再次过来照顾。
我和妈妈在闲聊时曾感叹，能遇到芬姐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若是碰到的护工是个偷奸耍滑之人，舅舅治疗期间的痛苦程度恐怕要雪上加霜。不过我妈妈也悠悠补充了一句：“芬姐费用也是不少的。”她掰着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芬姐一天的日薪300元，一个月近1万，舅舅第一轮住院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护工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对芬姐印象还挺不错，每次去探望舅舅时，总看到她安静地忙前忙后，偶尔搭上几句话，也颇有分寸，热心而不僭越。我们要走时，她总是殷勤地将我们送到电梯口，时而宽慰几句，时而真诚地承诺：“放心，交给我。”
舅舅第二次住院后，很快就卧床不起，这次的化疗凶猛，舅舅很快就没了食欲。我妈每隔一两天，会做些饭菜送去，给舅舅调调口味、补补营养。她不去的日子里，舅舅每日的饮食大多是由芬姐帮他打点，有时订医院的病号餐，有时点外卖，有时去到附近买点小食。
舅舅频繁抱怨菜咸，餐食换了一家又一家，他却总是皱着眉头，说咸得发苦，想来大概是化疗伤了味觉。长久吃不进东西肯定不行，大家只能换着花样试，舅舅也努力吃，但人本就虚弱，勉强起来就更加痛苦。
最后，舅舅无意中吃了芬姐老家的米。那米据说是芬姐自己乡下家里种的，原本是她带来做自己的餐食用，一次看大家为着舅舅食不下咽一筹莫展，芬姐就试着把那米做成粥给舅舅尝了尝。没料舅舅竟然就吃得开心，没有佐菜，也呼啦啦吃下不少。芬姐欢欣，便托同乡带了好几袋子米送来，又偷摸跑出去买了迷你电饭煲，日日趁着医生护士不注意，在病房的卫生间里给舅舅炖粥煮饭，再换着花样配些小菜，舅舅竟是能吃得下去东西了。
芬姐受了鼓舞，又接二连三托乡下的家人带来一些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放化疗的病人都胃口不好，吃吃我们自家种的，新鲜又没有农药。”偶尔舅舅实在吃不下时，她还会像哄小孩一般，哄着舅舅“吃一口”，“再吃一口”。久而久之，舅舅的面庞丰腴回去了一点，还能下地扶着床栏走上几步。
我妈妈感激芬姐，包了个红包给她，她还推辞。我妈妈说：“不当别的，哪怕就是那些米啊菜啊，你有心，但我们总不能还让你掏钱吧。”芬姐这才收下。
我回想起芬姐的好，跟妈妈说：“她也不错的，而且确实辛苦，给点红包也是应该的。”
“这芬姐，怎么说呢，好也真的是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是没毛病。”
我妈说，一次她去送饭，芬姐热情地接过饭盒，又照例拿进了卫生间里。那天她有事要忙，就没有像以往那样多停留，和舅舅说了两分钟话后便要告辞。临走前她想跟芬姐打个招呼，四下一看，却没看到人。我妈也没在意，准备去趟卫生间就走。没料到卫生间的门一推开，正撞到慌忙起身的芬姐。我妈打了个招呼，却见芬姐嘴巴里鼓鼓囊囊，塞满了东西还没来得及下咽。妈妈瞟了一眼打开的饭盒，没说什么，若无其事地跟芬姐说了两句告辞的话，便离开了。
到了下次带饭探视的时候，我妈有意无意问舅舅：“哥，上次带来的那个鲍鱼，你吃得可还合胃口？下次要不要再买点烧给你吃？”
舅舅愣了愣，下意识反问一句：“鲍鱼？”
病房安静了下来。我妈瞟了一眼芬姐，她的面颊略过一丝尴尬，却也没有太过慌乱的模样。舅舅没有再出声，我妈也没有继续说什么。
“后来我观察了几次，要是我送去的饭菜里只是寻常排骨鱼肉，舅舅倒还能吃得上几口，若是有略略稀奇一点的玩意，那就全都被芬姐吃光了。”
听妈妈如此说，我就想起每次去探望舅舅时，芬姐总是格外殷勤地从我手里接过营养品，收到卫生间。我无奈地笑了笑——想来，那些东西怕是也要过一遍芬姐的手吧。我半是安慰半是提醒地嘱咐妈妈：“这事就这么算了，你也不要在医院再提起，就当不知道的。芬姐吃东西，舅舅未必不知道，其实也无所谓，吃一点就吃一点吧，终究还是有着照顾的情分在里面的。就冲着她给舅舅熬的米粥，也就罢了吧。”
妈妈点点头，但还是有点郁结：“其实倒也不是舍不得给她吃，但是她怎么也该给你舅舅留一口呀。我后来倒真想过，她若是想吃，我可以单独给她做一碗。只是，偏偏在这事被发现之后，时机倒是尴尬了，真做了，就算是好意，都像是打了芬姐的脸。”
“算了，想开一点，就当是舅舅吃了。以舅舅现在的胃口，就算芬姐不吃，他大概也是吃不了几口的。你尽到了你的心，舅舅知了你的意，至于芬姐，她吃得开心了，照顾舅舅尽心一点，也就值了。”
“也只能这样了，也真的怪不了芬姐，只是我还是有些心疼哥哥，他一辈子没别的，就爱吃一口美食，临了临了……”妈妈声音有些发胀，“兄妹一场，到后来我们能做的也不多了，我就只想让他多吃一些好的。”
07
当君表姐又为着红包的事情来问我妈意见的时候，我妈就没有再太过热烈地赞美芬姐，不过依然还是给予了芬姐不错的评价：“比起很多护工，芬姐真的算是很尽心的了。”
君表姐说：“按理说，我们给她的工资算是不低的了……”
“也不能这样算，工资是工资，责任是责任，红包就是个心意。起码芬姐没有拿着钱不做事，若是她真的像有些护工一样，自己躲在一旁玩手机，连病人的针打完了都注意不到，你爸爸怎么办？而且，若是芬姐心里头不舒服了，最后吃亏的还是你爸爸。”
君表姐还想说点什么，我妈干脆利落地截住了她的话头：“这样吧，你去问问你爸爸的意见，看他对芬姐满不满意，若是满意，就让你爸爸给你个建议，给不给红包，或者给多少。”
挂了电话，妈妈长叹了一口气。
我说：“君姐估计是不想给红包。”
妈妈点点头：“我听得出来。她问我意见，我是没法给的。若说给，毕竟芬姐问的是你君表姐，我不应做这个主；若说不给，万一真的惹得芬姐不高兴了，我岂不是白白落了罪名。”
舅舅这一次住院，不比上次治疗时还能基本能自理，几乎大部分时候都卧床不起，如厕也好，洗漱擦身也好，日日都得要芬姐贴身照顾。“是真难为她了，她怎么也才四五十岁，哎……”
我跟着感叹了几声芬姐的不易，思绪却也飘去了另一个地方——芬姐难，舅舅怕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做了一辈子清高的知识分子，却在暮年的时候保不住最基本的尊严。我觉得，尽管舅舅从未开口说过，但相较于疼痛，尊严的丢失，恐怕是更让他难过的。
我想起自己中学的时候第一次跑1500米，跑到最后步履踉跄，几乎要跌倒。看着前方朝着我挥手试图鼓劲的同伴，我心下却生出一丝绝望：关于痛苦本身，注定就只有自己承担，旁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就像在去年得知舅舅的病情之后，因为身体原因自顾不暇的舅妈，选择了放手，而亲戚们对此也表示了宽容和接受。舅舅不提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我们也识趣地不提，任他自己消化情绪。
我曾经历过数位长辈的离去，知道每人在这个过程中各有参差。外公最后的几年，满嘴的牙全都掉光了，几乎吃不了任何需要用力咀嚼的东西，妈妈每次给他做饭，都把饭与菜捣成泥，我记得夏天的夜晚，天几乎黑透，父母还没有回家，外公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里屋，把那些糊嗒嗒的菜泥一口接一口塞进嘴里，用干瘪的牙床碾烂，然后无声地咀嚼、咽下。黑暗如潮水汩汩淌来，一层层好像要将他吞没。我曾非常不适应外公总喜欢待在黑暗里的样子，直到很久之后，妈妈才跟我说：“外公哪是不怕黑，他就是想着，一个人在家时不开灯，就可以帮我们省一点电费。”
我猛地哭出了声，比在外公的葬礼上哭得还要伤心，隔着很多年，我突然无比思念安静沉默了一辈子的外公。我才理解，外公从不抱怨，不见得是因为坚强，更多时候倒像是接受，接受人生本就如此。许多痛苦，好像只有接受了才会不那么痛。
不同于外公的寡言，外婆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毫不掩饰自己对活着的渴望。老年时，她几乎要以医院为家，只要有一丁点不舒服，就要拉扯着去住院。和许多老年人一样，她热衷于各类保健品，有骗子卖给她药酒，8000元一瓶，号称喝了就能消百病。我爸和姨爹找到骗子，把人堵在门口，拿回了8000元还给外婆，可是一转身，外婆又偷偷找骗子去了：“孩子们不孝，谢谢你求求你，还是把酒卖给我。”
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无数这般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嘲笑外婆，调侃她，甚至和她生气吵架。而在很多年后，我会在凌晨梦见她，她仍然是生气勃勃的样子。睡梦里的我，才发现自己早已经谅解了她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麻烦，只由衷地羡慕她对生命的热情与追求。
与亲人告别是一件疼痛的事情，它可能是一瞬间，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拉锯；可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也可能是缠绵数年的疲劳。但唯一没有悬念的是，那将永远是一种疼痛和思念。就像是外公外婆离开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会刻意不再说起他们，但是一旦有人提起了话头，几句话就能让我们的眼泪掉下来。
如今，我已年过暮春，无论在心态上怎么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也时常会提醒我，衰老已经不期而遇——它可能是我不经意间在镜子里看到额头上冒出的一根白发；可能是日益稀疏的睡眠；更可能是从心底不时滋长出的对许多事情的疲惫感。我在自己尚未察觉的时候，就滑过了身体和精神状态抛物线的顶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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