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的婚外情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虚伪卫道士
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因恶性白血病去世。
说起居里夫人，那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名字。不过许多人对她的了解，往往仅限于她发现了镭。其实居里夫人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可不仅于此。
1867年，居里夫人出生于波兰华沙，1891年前往巴黎求学，就读于索邦大学。1894年，她结识了皮埃尔·居里，并于次年结婚。1896年，她与丈夫共事，在校内从事科学研究。
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新的放射性元素84号，居里夫人建议以祖国波兰的名字构造新元素的名称，也就是钋。
同年12月，居里夫妇和同事贝蒙特又发现新元素88号，放射性比铀更强，命名为镭。1903年，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惜的是，1906年，丈夫皮埃尔·居里不幸去世。
1911年，居里夫人又因分离出金属镭元素与相关放射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1922年，居里夫人当选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1934年去世后，医生报告指出：“她所得的疾病是一种发展迅速、伴有发烧的继发性贫血。骨髓没有造血反应，可能是因为长期积累的辐射量造成的伤害。”
作为科学家，居里夫人有无数称号与头衔，但她身处的时代仍是典型的男权时代，一路载誉而行的她，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尤其是一场婚外情，使她受尽屈辱，被当时的法国舆论称为“波兰荡妇”。
丈夫去世后，居里夫人悲痛欲绝，生活陷入沉寂，直到比她小五岁的保罗·朗之万走入她的生活，二人陷入热恋。只不过，这是一段婚外情。
朗之万曾是皮埃尔·居里的学生，也是一位科学家。他婚姻并不如意，妻子性格暴躁粗野，也与他没有共同语言，甚至曾用陶瓷花瓶砸伤朗之万的头。
当朗之万的妻子发现朗之万频繁外出、行踪不定后，大起疑心，授意哥哥潜入郎之万的实验室搜查，结果偷走了居里夫人给朗之万的所有情书，送到巴黎各大报社公开。
在这些情书中，居里夫人除了表达爱意之外，也表达了强烈的性需求，谈论了许多与朗之万的性事感受。当这些信件被公开后，她被法国人称为“波兰荡妇”。
那时的法国，可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浪漫国度。那些卫道士们袭击居里夫人的住宅，用石头砸烂窗户，威胁要杀了她，逼她滚出法国。
就连一些曾经与她一起在科学研究之路上合作的法国科学家，也联名写信要求她离开法国，其中就包括了她最好的研究搭档保罗·艾培。
保罗·艾培的女儿却站了出来，作为居里夫人的学生，她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自己的父亲，她对父亲说：“如果你敢赶她走，我将永远不会再见你，我的父亲”，她还说：“如果玛丽·居里是个男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同样支持居里夫人的还有她的好友爱因斯坦，他坦言“玛丽·居里的私生活只跟她自己有关。”
法国人之所以难以容忍居里夫人的婚外情，并非完全出自于道德。这其实也是常态，卫道士之所以虚伪，正是因为他们用尽人生一切猥琐与不堪，所捍卫的都只是内心的肮脏欲望，从来都非真正的道德。
具体到居里夫人这件事，那些卫道士内心潜藏的阴暗面，是不堪的男权主义和民族主义。
那时的法国女性，大多数依然是家庭妇女。对于居里夫人这种在男性为主的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甚至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女性，很多人内心难免怀有阴暗恶意。同时，居里夫人是波兰人，也触动了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脆弱神经和玻璃心。既然在专业上无法打倒居里夫人，那就在道德上搞臭她弄垮她。
至于婚外情的另外一方朗之万，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他的妻子煽动舆论攻击居里夫人之后，作为“补偿”，同意朗之万再公开拥有一个情人，也是他的一个秘书，以此为条件挽回婚姻。又过了一些年，朗之万的妻子还同意丈夫与一个年轻女学生一起。为了这个小情人，朗之万甚至还请托过居里夫人，让她在研究所里为这个女学生安排了一个职位。
居里夫人在舆论的残酷攻击下，一度意志消沉，大病一场。但她终于还是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并继续投入工作。
她曾对女儿说：
“在由男性制订规则的世界里，他们认为女人的功用就是性和生育。”
她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证明这种论调的荒谬。而且，这不仅仅是居里夫人的个人努力，甚至成为家风——1935年，她的女儿爱莲娜继母亲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居里夫人的外孙女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有趣的是，她嫁给了朗之万的孙子。
二战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尊重多元化，尊重少数群体，各种平权运动勃兴。居里夫人所面对的旧日法国，也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的法国乃至欧洲，对个人私域的事情多抱有足够的包容，卫道士也越来越少。道德不再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以道德律己，但不以道德苛求他人。如果一个国家有无数卫道士虚伪地扯旗呐喊，以私德攻击他人，只能说明它距离文明社会甚远。
至于居里夫人，她的灵柩于1995年迁入法国巴黎先贤祠，成为先贤祠中的唯一女性。先贤祠中没有政治人物，只有对法国乃至世界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与科学家，居里夫人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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