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是极危险的。中国历史上，这大约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奇观，说真话的人往往容易招来杀身之祸。民虽为天子之民，为民请命者却常遭摧残。
最著名的怕就是司马迁了。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惹得汉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此后因为说了真话被处罚、丢官、贬谪，甚至杀头的，翻翻历史书籍，也是比比皆是，尤其是到了明朝，为了羞辱文人的气节，皇帝往往还对那些死谏的大臣当着众人的面打他们的屁股，这怕也是我们的“国粹”的延续。难怪便有那好事的“诗人”写了一首诗，道了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一首是《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前首中所言“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是说讲真话关乎吃饭的问题，但是这又岂止仅仅是吃饭的问题，有时候也是关乎性命的问题。所以，许多人只好将那真理隐在多义含糊的语境里或是索性说假话，实在也是无奈之举。再加上，自有那说假话的人“登龙有术”“飞黄腾达”的故事在教导我们。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精英们便有了那说假话的道理，渐渐地形成了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自是看在眼里，那说真话与说假话的截然遭遇，有时为求明哲保身，便也不得不时常说些假话。不过，一个社会要进步，还是得有愿意说真话的人。我们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这绝大的功劳怕是要给予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的。苏格拉底的慨然饮鸩，是为了坚守真理，才有了哲学的硬朗；布鲁诺的身被火刑，也是说了地球是圆的真话，才有了科学的萌发。这些人之所以被人们长久记诵，怕不只是他们带给世界的巨大改变，还有那所释放出的坚持真理，不说假话的价值亮光。人的思想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就算是圣人，怕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保证对所有事物的反映都是绝对正确的。正如邓爷爷所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哪怕是马克思，也曾嘲笑教条地理解他的弟子们：“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保护每个人的说话自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有了说话的自由，才会有说真话的机会。说话自由的真正价值是什么？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先生对此曾作过一个简洁而集中的回答：“自由自在思考以及把你思考的自由地表达出来乃是发现及散布真实政治之不二法门”。相反，他又说：“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的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稳定。”最后，布兰代斯先生得出结论：欲求长治久安，必须给予人们机会以自由地讨论表达既存的委屈以及如何加以补救之道。没有说话的自由，就容易走向极端，还可能会造就一个虚假的繁荣，在这点上，我们也是吃了很多的苦的，只是后来我们又陷入了新的虚假的繁荣中。再圆的假话说到最后，必然是有被识破的一天，此时才意识到事情的糟糕，怕是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待到天崩地裂，斗转星移之时，后悔也莫及了。就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达到潼关的时候，他和杨贵妃竟然还在御花园中，游赏秋景，浅斟低酌。他的这大好江山怕有一多半是毁在了“假话”上面的。有人说，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由此我联想到，茧子，从外打破，是菜肴；从内打破，是化生；独裁，从外打破，是毁灭；从内打破；是自新。毁灭者遗臭万年，而自新者则流芳百世。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则是时代的耻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落后的封建社会，创建新时代的核心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