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学霸退学回国高考，海淀妈妈后悔莫及：中国式鸡娃法并不适合国际赛道！

你肯定也听过那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驱使着无数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从娘胎里就开始抓起，也有人指责正是这一说法造成了“鸡娃”的全民焦虑。

但不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拼娃”早就成了一场无法退出的军备竞赛，因为人们都意识到，当下是一个竞争导向的社会，没有谁愿意自家孩子成为输家。

怎样培养孩子的竞争力？这是当下家长们无不关心的问题。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底下，规则不同，人们对“竞争”和“竞争力”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最终塑造出来的“学霸”精英当然也会有所不同。

美国式鸡娃 

世上并不只有中国家长才“鸡娃”，美国也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偏爱赢家。而高等教育也同样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为了确保孩子能在竞争中获胜，美国家庭同样被驱使着向各种竞赛投入大量钱财、时间和资源。

然而，美式教育有一个关键的不同，那就是并不像中国家长那样看重智力因素，而是积极为子女塑造某种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将这种竞争文化称为“为赢而玩”（playing to win），指出美国家长对孩子获取文凭的需求驱动了相应的教育投入，使得“要赢”成为美国童年生活的核心。

基于对各种培训班的长期跟踪调研，她提出了“童年竞争资本”这一概念，指出美国家长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竞争，期望他们从小就养成一些特殊的品质，而那是建立在五种技能和经验之上的：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著，董应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第一版

正如这项研究发现的，在与儿童的互动中，有三个主题不断出现：

总的来说，这些品质，乍看起来似乎都和成绩没啥关系，而更多地涉及如何面对输赢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在竞争时保持冷静）、团队协作竞争等“虚”的东西。

为什么这些美国家长不是把孩子赶去补课，而是把精力放在足球、国际象棋、舞蹈这些兴趣爱好上？

因为美国的大学不像中国这样看重全国统一考试时的录取分数，而更倾向于看申请者个人的整体素质，而像这种素质还不是能突击抓一下就能马上提升的，这么一来，为了让孩子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课外活动就十分关键了。

不仅如此，美国的职场精英选拔也特别看重社会资本，尤其是你能与团队相处的能力，仅仅考试成绩好并不足以让你跻身精英阶层。所以希拉里·弗里德曼才强调：

不难看出，这种教育模式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社交能力，有时甚至是形象塑造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习如何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赢家，并表现得像个赢家”。

不仅如此，这种竞争与其说是为了争夺一个确定的名次、资格而拼搏，不如说是为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面对国际性的就业竞争而强化自身的内在素质。

然而，中国式“鸡娃”可不是这样。

中国的学霸养成之路 

社会学者姜以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追踪访谈了27位超级精英学生，并通过其家庭、学校和人脉圈，了解其成长经历，解释他们何以能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Yi-Lin Chi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8

对比美国的情形，就能看出中国式的精英培养模式在机制上的差异：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名列前茅，固然也离不开家庭的社会阶层的资源，但他们精英身份的获得，主要并非源于其血统和文化资本，倒不如说更多依靠的是高强度的学习、家长和学校协同的精英选拔和教育模式。

中国之所以能催生出“学神”，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在“分数为王”的教育体系里，大量资源向这些精英学生倾注。

这其中隐约可见科举的传统和“赶超型现代化”的“遗产”：落后国家中的社会较低阶层，要想翻身，唯一可取的就是选拔少数智力超群的天才学子，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让他们成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栋梁之材，以一个“少而精”的团体来弥补差距。

这一思路从晚清选派留美幼童，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大学少年班、各地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强化班，使精英学生的选拔形成了一套覆盖全国的体系。

和西方不同，这一精英教育原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至少在很长时间里，国内重点学校的精英选拔不仅仅来自那些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

正因此，这一模式虽然明显倾向少数精英学生，但人们却普遍认为它是“公平”的，决定性的因素似乎并非家长的资源和人脉，而是学生本人的天赋和努力。

就此而言，当下的“学神”群体其实是旧体系变异后的新现象：虽然重点学校仍一如既往选拔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然而现在的竞技场上，单靠学生自身已不够，城市中上阶层的父母能为此调动的资源（无论是金钱、时间、人脉还是信息）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比，以至于有人哀叹“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些年来，人人都苦于“内卷”这种白热化的竞争，但又别无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里，教育已经成为获取精英地位的最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也就是说，“学习这件事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只是学生自己的事了”，竞争早已不单单只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问题，而成了一项高耗能的集体投入，所有人都得为学神们的前途让路。在这样的总动员机制下，那些相对弱势的家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一个精英选拔体系，原本就是一项国家战略，近年来超级中学的扩张尤其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

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这些重点学校的起飞，不完全是依靠高强度的学习和管理，而是借助自主招生、贫困生专项计划等搜罗到的优质生源。

学校、老师之所以支持学霸，也是因为这些直接牵涉到自身的绩效、奖金等一系列利益。

也就是说，无论是重点学校还是精英学生，所得到的资源都谈不上公平，而是相关政策和各级利益有意无意推动的结果。

你的孩子为国际竞争做好准备了吗？ 

不论如何，当这些“学神”在留学并参与全球竞争时，追求的是个人梦想，至少不像前辈那样自觉效力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当然，他们的成功不单单来自寒窗苦读，全球化的视野和对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的把握也许更重要。然而，个人梦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承诺——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崭露头角，乍看起来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但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刚好搭上了全球化的浪潮。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内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有时表现得很难适应异文化——习惯了国内学习模式的人，会抱怨自己厌烦欧美社会里的社交和没完没了的聚会，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何如此注重社交能力；而要在职场上成为全球精英，仅仅读书好也是不够的，何况他们的升迁还可能面临隐形的种族歧视，所谓“竹天花板”（bamboo ceiling）。

虽然这些超级精英学生看起来有着相当耀眼的表现，科举传统也使中国人向来推崇精英治理模式，但看似矛盾的是：尖端人才的培养其实并非中国教育模式所长。

长久以来，国内标准化的考试偏向于工厂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拉高底线，但对那些天才学生不利；不像欧美的模式可能出现学生之间高低分化明显，有天赋的可以尽情发挥，这就需要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更高。

AI技术的兴起，恐怕也会冲击现有的精英培养模式，至少靠苦读来掌握知识点，已经远不如思考能力更重要了。

外界所真正关心的，不止是“学神”们带来的冲击，还涉及到不同教育体制的竞争。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学校逐渐向美国的教育体系靠拢，而美国学校也正在相向而行，以至于有人讽刺美国当下的精英教育是“新儒家教育”（Neo-Confucian Education）。

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担忧，精英教育带来的优绩主义可能将社会不平等合理化，最终妨碍“美国梦”的实现。

说实话，这种对精英治理模式的反思，是深受科举文化影响的中国所缺乏的。

在我们这边，虽然“学神”的光环仍在，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种声音，开始怀疑这让学生、家庭和社会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尤其是在精英学生中“空心病”的存在，着实让人警醒这些人身上所存在的心理问题。

实际上，现在一些家长之所以设法早早送孩子去海外留学，已经不单单像以前那样是为了追求精英地位了，恰恰是为了避开国内教育体制的影响，让孩子能自由成长。

对于普通的学生家长来说，真正关心的是教育公平性——即便取消重点班，如果没有各种资源的堆砌和信息的充分获取，普通学生真的可以仅凭自身的努力，考取名牌大学，实现阶层的跃升吗？

不仅如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超级中学模式：它或许能批量生产出一批考试天才，但那是否是未来创新真正需要的人才？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有一点确定无疑：要想让自家孩子真正具备竞争力，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毕竟人的一生如此漫长，没有谁能依靠小时候的荣耀混到老死，真正重要的竞争力，永远是在变动环境中不断自我调适、学习并自我更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