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种体验

人生是一种体验

——从北大到美国著名生物制药公司

主讲人：廖晓伶

主讲人简介：

廖晓伶，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并获得科学学士，其在就读期间于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暑期社会调查一等奖；1986年被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1987年被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录取，后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布兰迪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生物系研究生全额奖学金。廖晓伶选择就读于布兰迪斯大学生物系并于1992年获得哲学博士；1992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微生物及免疫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并获得Damon Runyon癌症研究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1995年又获得美国白血病及淋巴癌协会高级博士后奖学金 (Special Fellow Award)；1996年放弃有终身教职机会 (Tenure Track) 的大学和研究院聘书而进入企业界，担任美国Tularik Inc.（现是Amgen，美国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科学家；1999年担任美国Rigel Pharmaceuticals Inc.高级科学家兼项目领导并拥有多项专利；2001年担任Rigel Pharmaceuticals Inc.技术评估和引进副主任；2002年担任Rigel Pharmaceuticals Inc.商务开发部主任；2002年担任美国Genentech Inc.（世界第一个，也是美国第一大生物技术公司）高级项目管理；现任Genentech Inc.早期药物开发高级项目领导。

廖晓伶女士是非赢利机构“吴瑞纪念基金会”发起人之一及董事会成员；非赢利机构“PRISMS (Parents and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Smith-Magenis Syndrome, 对司马综合症感兴趣的家长和学者)”董事会成员；非赢利机构“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常务委员，兼商业与事业发展分部共同主席。

学生主持人:

作为一名尚未踏入社会的生科院学生，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对未来的选择有一些困惑。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校友——廖晓伶老师。廖老师将与我们一起分享她的选择经历与生活体验，给我们一些指导。相信廖老师的指点一定会使我们有很大的收获，首先请柴真老师介绍廖老师。

生科院党委书记柴真:

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你们的学姐，我的学妹——廖晓伶。她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毕业并进入了CUSBEA的筛选系统，然后通过CUSBEA去了美国的布兰迪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我和廖晓伶是在上学的时候认识的。我依然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很有精神很有热情，就是人走路的时候噔噔噔，非常有力气的那样。现在你们可能依然能感受到廖晓伶老师的劲儿，身上有一种精神十足的感觉。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相遇在未名湖边，立即就认出了对方，因此我们感觉到这么多年彼此之间都保留着原来那个印象，没有怎么变。廖晓伶女士在博士后之后先后在美国多家著名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例如Tularik、Rigel等。从2002年到现在她在Genentech先后担任高级项目管理和早期药物开发高级项目领导，成绩显著。廖晓伶女士同时还非常热心社会活动，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她是吴瑞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和董事会成员，还在非赢利机构“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担任要职。在这还值得一提的是，廖晓伶女士 1985年在北京大学暑期社会调查中获得了一等奖。可能在座的很多同学曾经做过社会调查或者正准备在下个暑期参与这项活动，在这方面北大之所以是北大是因为这里的学生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在廖晓伶身上有所体现，她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亲身经历和感悟。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这样一位多才又富有责任感的人，同时她还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现在我们来欢迎廖晓伶女士。

廖晓伶：

谢谢这位同学的介绍，还有柴真老师的介绍。就像柴真老师讲的，我们一个月以前见面时特别高兴。柴真老师是我们的学姐，她是79级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我刚进校时，82级有一百多人，在迎新会上作为老生代表给我们讲解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经验的就是柴真老师，所以我对她一直是钦佩有加。现在她担任我们生科院的院领导，我觉得这是我们生科院的幸运，谢谢你，柴真。

今天很高兴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体验。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体边照的，拍的是未名湖一带的风景，我无论走到哪里，这些湖光塔影，这些建筑和园林，都在我心中魂牵梦萦。这次有机会举家能回北大常住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因为我的积极鼓动，怂恿一家人回来。斯坦福大学在北大开办了一个分校，至今已有五年历史，分校的主任申晓红博士今天也在这里（指听众席）。这个分校开办以后，斯坦福的教授就有机会申请来中国教书。来中国实际上很热门。两年前我们开始准备，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想如果斯坦福在中国的分校不是办在北大，大概我不会费这么大精力把一家人都带回来。

今天我的讲座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先谈谈我在北大求学还有海外留学的一些体会，其次讲讲生物产业及一些相关的职业，同学们可以随时打断我提问。

刚才讲到，因为在北大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其次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像柴真老师，顾孝诚老师，以及很多的以前的同学，但是对我之所以决定回到北大，起关键性影响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申晓红博士。她过去和我都住在斯坦福大学所在地Palo Alto，当时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多年。她和先生带着女儿回国来工作也有六年，我们彼此还保持着联系。因为她能负责照顾我先生在斯坦福分校的工作，又能安排我两个孩子在北大附中或者其他学校上学，让我感到非常放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饶毅院长，我们家和饶毅一家已经结识二十多年，我的小孩在他面前也特别随便，这张照片里是我的两个女儿，饶毅和他的儿子，他们差不多打扮好了，打算去参加万圣节（十月三十一日）的一个聚会。饶毅几年前决定来北大担任生科院院长时，我就觉得这是北大的幸运，也是生科院的幸运。我非常欣赏饶毅，欣赏他的学术精神，他的态度，他的多才多艺，还有他正直的精神。这次回来后看到他果然把生科院搞得有声有色，感到非常欣慰。

就像柴真老师讲的一样，我是82年入学的，这张照片是到北大的第一个冬天在图书馆前照的。图书馆是75年建成的，我们入学时还不到十年，显得非常新。图书馆是我非常喜欢去的地方，我特别喜欢里面大理石的台阶，很多的藏书，还有宽敞明亮的阅览室。在这里我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准备这次讲座之前，我想找几张北大的旧照片，让我弟弟去我美国家里翻影集，找到了这张照片。

讲我在北大的体会之前，有必要先谈谈我的个人经历。这张幻灯片一下就回去五千年。我不是要讲五千年的背景。我先问问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这件青铜雕像是什么、在哪发现的？。很好，你们都知道，这是在三星堆发现的文物。那谁知道三星堆在哪里？四川广汉，我听到有人说了。我先讲讲三星堆，它向大家证实了中华遥远的文明摇篮，不光是在黄河流域，也在长江流域。正如刚才那位同学讲的，三星堆在广汉，那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广汉中学是我高中母校，我母亲是那里的高中教师。这次回去实际上是我第一次去三星堆博物馆。那里的文物我一直很感兴趣，刚开掘时我就去当时还是广汉县文化馆参观了。广汉县现在变成了广汉市，广汉中学也有近一百年历史，是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学。今年夏天我回去看到十字路口一条很大的横幅挂在大楼上，是祝贺两位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并且有四位同学超过了北大清华的录取线。我很好奇，问我母亲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几年广汉中学没有人考上北大清华，所以有人考上后要大张旗鼓地鼓励，让新的学生能够争取考入北大清华。这个现象在全国各地只是一个代表，说明北大清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觉得我能以第一志愿被北大录取，并且就读第一志愿的生化专业，真是非常荣幸，我非常感谢北大。

现在讲讲在北大四年的一些收获，第一是学业上长进带来的自信。据说高考时我是四川的女状元，但一到班上就发现，这里有天津的状元以及其他省市的状元，大家高考成绩都特别好。柴老师大概知道，到1982年时北大生物系的分数线可能比物理系都要高，所以一来就觉得和其他同学有很大差距，有差距怎么办，只有向前追。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成了全班总分第一，被免试保送进北大生物系读研究生。但是因为那年CUSBEA项目有了新的规定，即使有保送资格，也得参加全国研究生统考，由统考的分数和名次来决定能否拿到CUSBEA准考证。并且那年CUSBEA准考证还特别少，全国只有90位，最后录取的只有30位。其他届都是一百多张准考证，录取大概50到60人。讲这些不是说分数和名次就特别重要，主要是我体会到，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分数对学习成效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衡量，并且也是择优录取系统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因为我有这方面的长进，所以对自己的努力有一种自信，觉得把精力放在哪儿，就应该在哪儿看到成效。

到了北大以后，确实感到人才济济，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淹没在人海之中。在这做任何事情不会有人说这事你去做吧，这事就指定你去做。你一定得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一种挑战，一定得自己站出来，自己去要求才能得到一些机会。这就是说，因为人才很多，做什么事情有很多选择，这时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收获：走自己的路。同学大概都知道下一句，让别人去说吧，这是但丁的神曲中的话。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那时候我从南方来，当时北大的教室和图书馆的板凳都是抛光油漆的三合板做的，又冷又硬，坐久了会觉得腰酸背痛。家里人很关心我，就给我做了一个棉制的坐垫，坐起来很舒服，我就带着它去图书馆去上自习。坐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来在图书馆占座位。不过当时有一点觉得不是特别洋气，或者说是有一点土气，因为它折起来也不能放进书包，只能对折后放在挎包盖的扣袢上，当时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整天背着这个东西，但最终还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其实也没有人认为这样土气，后来我发现同学中带坐垫的人反而多了起来。

北大有一个好处是同学之间的友谊。就像刚才讲的，我们低年级的同学都喜欢向高年级的同学看，从他们那吸取经验，像我看柴真老师那样。等我们到了高年级以后，低年级同学也会以比较崇敬或者是比较欣赏的心态来向我们请教，这为我们造就了双向的机会来结交朋友。你可以结交高年级的，也可以结交低年级的，并且不光是本专业的，同系不同专业的同学也是很好的一个交友源泉。那时我们住在36楼，每个宿舍一共4张上下铺的床，一般住7个人，最少也是6个人。这种高密度的生活安排给同学很多机会培养友情，我们之间摩擦很少。在北大生活的回忆从来没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同学之间摩擦特别少，相反有很多亲近的机会，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一直交往的朋友，她们原来住哪个宿舍，和我相隔几道门，我都记得。

大家能够来到北大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机会，因为到了国外就会知道，大家非常看重你来自哪个大学。著名大学的师资环境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是那里的同伴。现在是一个社会网络，好的大学就像一个非常独特的俱乐部，作为一名成员就有责任维持俱乐部或学校的声誉，有责任去帮助有同样经历的校友。不管相差多少级，只要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大家都会伸手相助。北大就是这样一个广泛结交朋友的地方，大家要珍惜机会。这是我的第三个收获。

在北大，大家有机会的话要多看书，多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这是我在北大的第四个收获。讲座并不限于本专业的，理科学生也可以听听文科方面的讲座，例如艺术欣赏相关的讲座。记得我当时听了一个非专业的讲座，主讲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年轻副教授——温元凯。当时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教授，80年代初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因为他观察敏锐，很快被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一些领导所赏识，他也积极进言。讲座中他讲了一句话，说在美国如果你比我好，我就会努力和你一样好；在中国如果你比我好，我就把你拉下来，让你和我一样不好。我想他这样说可能有点极端，但是讲得非常生动，让我觉得美国这种精神理念和我的性格特别相符。在北大听了各种各样的讲座，让我有一种愿望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那时读了一本有点自传体性质的书，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写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书中主要介绍当年他和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ks Crick）在剑桥大学时候怎么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现在大家认为他对一位女科学家富兰克林关于X光衍射的贡献忽略很大，而且他好像对富兰克林的描述也不太尊重，但是当时我没有太在意这方面。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做生物研究一定做到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才是真正开始做有趣儿的，能够自己发现新问题的时候，所以那时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读研究生。还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和帮助也很大，就是卢伯特·斯特莱尔[2]（Lubert Stryer）的《生物化学》（《Biochemistry》）。当时我们的大部分教科书还是中文的，但很多老师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他们回来后给我们推荐外文的书。那时的英文书都是黑白影印本，凡是原文中彩图或者彩色标记的都看不到。偶然一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原装第二版的《生物化学》，非常喜欢，但是由于原版书是不能借出来的，我就花了一个夏天在图书馆读完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语言轻松，简单易懂。我们后来有幸跟卢伯特做了朋友，因为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先生到斯坦福后跟他教同一门课，一个星期卢伯特讲，一个星期骆利群讲。在卢伯特的影响下，我先生觉得教书实际上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他们俩就比赛谁讲课讲得更精彩，一个学期下来，卢伯特说这是他一学期最累的课，利群也认为这是他教得最累的课。五年前等他们课教完后我们一起到中国来游玩。卢伯特实际上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到10岁才到美国的，所以他对中国有非常多的记忆。他带我们去他夏天度假避暑的莫干山，那是大片特别好看的竹林。卢伯特是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区长大的，一走到法租界地区，就能够唤起他童年的回忆。他和利群都是在上海度过童年的，所以他们俩笑称上海男孩（Shanghai boys）。

北大对我的整个生活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影响，就是CUSBEA项目。CUSBEA的全名是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它是参照比其早一两年的CUSPEA项目的。CUSPEA是李政道先生开创的，两个项目名字的区别就是P (Physics) 和B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对CUSBEA项目有特别贡献的就是吴瑞先生，他在美国联络了很多特别好的院校，来积极接纳从中国去的留学生。这个项目不需要你考GRE，不需要考TOEFL，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刚刚开放，没有美元也没有途径让同学去进行这些考试。CUSBEA 的考卷是美国教授出题，全是英文，有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的专业试题。当时中方的委员会主席是我们的北大校长，生物系著名的生化教授张龙翔先生。但是由于张龙翔先生作为校长特别忙，就把全权的事务让当时的系主任顾孝诚教授来承担，我们都得益于这一帮园丁，这么辛勤的栽培才有机会能够到美国去学习。这里有一个故事，因为这对我的一生和对我的家庭有了很大影响。那时候我和我先生是因为CUSBEA项目都到广州去集训才认识的。CUSBEA 笔试后，有2对美国夫妇来面试，写推荐信。因为他们精力实在有限，不可能全美国或者想去的学校就给你递材料。大学成绩，CUSBEA成绩，和他们的推荐信只能送到4所学校去。到4、5月份时就已经知道哪个人去哪个学校了。当时有一个规定到了美国以后不准转学，因为那边接受的学校花了大把精力招收，不想你到了美国以后考GRE，考TOEFL，就转学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到美国不准转学。这时候骆利群被波士顿的布兰迪斯大学录取，我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一个在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当时我想不能到美国后转学，还不如先转学。于是我就去问顾老师，顾老师就说那你去跟张先生讲。这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他家就在校园里，我就去张先生在燕南园的住处去，说明了情况。张老师说布兰迪斯大学的生化专业是全美国前十名的，你愿意去我可以帮忙。于是他起草了一个电报（telex）, 让我看了觉得合适就到勺园去发。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传真。张先生的英文电文写得很简单明确，说我们CUSBEA项目的骆利群同学已经被贵校录取，他的未婚妻（fiancée）廖晓伶很想到你们学校去，能不能给予考虑。我当时就急了，我说张先生我们还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根本还不到未婚夫妻的地步。他说在西方这种男女朋友（boyfriend or girlfriend）的关系是很随便的，人家不会当回事的。他的这一个字fiancée就像把我和利群的关系推进了一大步。直到现在利群还说张先生应该算是我们的订婚人，所以我一直感谢北大和CUSBEA。我们就坐同一班飞机到了波士顿，两年后我们在那结婚。

这是我和我的博士生导师Michael Rosbash去年在他65岁生日学术研讨会上的合影。读博时在Michael实验室主要是用一些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的技术，学的是基因调控，就是RNA剪接，这个是非常基础的学科。后来我发现自己读科学文献的时候，一看到免疫学方面的文章基本上是一翻就过，不太读得懂，而且也没有精力去读。之后我要做博士后时觉得这是我知识上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人类健康来说免疫学非常重要，所以我决定做免疫学。我们想到旧金山去，旧金山有3个特别好的学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际上是饶毅的极力推荐，因为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80年代末90年代中是最辉煌的时候，全美国得NIH基金最多的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之后我就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这是我和我的博士后导师丹·利特曼（Dan Littman）去年在波多黎各一起照的照片。大家可能知道生科院的邓宏魁教授，他也是Dan的博士后。Dan Littman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实验室做的博士后，Richard Axel后来因为嗅觉受体的发现得了诺贝尔奖。

在我博士后做了两年时，Dan Littman决定要从旧金山搬到纽约去，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在东海岸长大的，又在纽约生活过的New York boy。他想回纽约，实验室十几个博士后中大概有三四个想一起到纽约去，我们其他人都不愿意去。那怎么办？自己的项目会不会被打断？博士后会不会从头再做起？就有很多顾虑。这样我和另外两个博士后就去找当时的系主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3]（Elizabeth Blackburn)。她的实验室与我们在同一层楼，只要拐个弯就到了。布莱克本十分和蔼可亲。记得我们去找她时，她马上对我们说，你们的事系里是要负责的，各个实验室和教授都很关心。尤其是系里一位特别受尊重的教授——迈克尔·毕晓普[4]（Michael Bishop），他特别关心这事，已经给我打过电话，叮嘱要帮你们忙。迈克尔·毕晓普和另外一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哈罗德·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于1989年因为癌症基因的发现获得诺贝尔奖。毕晓普是位特别有精神的小老头，在系里非常有影响力，后来他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他对我们特别关心，我去他实验室跟他谈过以后，他欢迎我以后每个星期到他实验室参加他的实验室组会，而且请我做了关于我工作的汇报。但是他实验室确实没有地方再接纳我做博士后，不过他后来对我找工作帮助特别大。

博士后做完以后就开始找工作。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做完博士后以后就去大学或者研究所当教授，开自己的实验室。我当时也这么想，也得到了几份录用信，但是这些工作要么在南加州，要么在东海岸，而我先生已经决定在斯坦福工作。我当时做第二轮博士后时的导师Art Weiss也说，如果你再做一年，那时候本地的学校就有更多的机会，3所有名的大学都可能有机会。旧金山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这里的生物产业。我想那就试试新的事情，就像我当初转到免疫学一样，也许可以找公司的工作。于是将申请教职的简历投到公司去，结果石沉大海。因为申请教职的简历写的是在哪得到的学位，导师是谁，得过什么奖学金，包括博士后奖学金，列出发表的文章和将来的工作计划，别人从这可以判断出你的水平。可是对于公司，还要更直接，一定要看会哪种技术，因为公司不会到文献中去查你用过的技术，所以一定要直截了当地写出用过的技术。所以我当时没有收到公司的回信，有些着急，就给毕晓普说起来。他说我应该先把他的推荐信给公司。不过在我还没来得及用他的推荐信做敲门砖的时候，有个公司的总裁，Tularik的CEO，Dave Goeddel打电话约我周末去他那面试，后来他给了我这份工作，而且让我选择去生物部门，还是去药物开发部门。Tularik 的生物部门非常有名，专门做基础研究，发表了许多一流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既然我已经决定进入工业界，那应该尝试些新的东西，做些在学校没有学过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药物开发。当时的药物开发主要是药物筛选，是用自动化的仪器进行高通量的筛选，但我想把学到的生物学基础知识用于高通量筛选当中。后来另一个公司Rigel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担任项目领导，项目领导就会有更多的责任。这个项目还在和诺华（Novartis）谈判，它是诺华可能投资合作的一个项目，如果做成的话横向可以再加4个项目，纵向可以把经费从2年追加到4年。因此他们执意要我去主持这个项目。我加入了Rigel ，敲定了合作计划并拿到了诺华投资，正如期望的一样，把这个项目做得很成功。后来公司主管决定让我去负责商务开发。因为那时小公司的消费都来自替大公司服务挣来的钱，没有自己的产品，甚至开发产品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不能长久，所以我去大学、研究所引进技术来建设自己的药物开发平台。当时我的老板，他是VP of Business Development，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他认为一个科学家做商业其实很容易，但是训练一个商业人士去做科学研究非常难。因为他的这种远见，他把我送到一个很有名的商学院去学习如何跟人谈判。今天我带来了一本书。《Getting to yes》 是上谈判课时一本指定用书，作者后来出了一本书叫《Getting past no》，怎么样超越人家的初步的否定的阶段，这本书送给大家做礼物，看谁提的问题提得最好。

后来到了现在这个公司——Genentech。Genentech是美国最早也是最有名的生物技术公司，诞生于1976年。当时重组DNA的技术被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化学家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和斯坦福的生化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发现以后，一位叫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的风险投资家特别有眼光。他认为这里面有商机，就约赫伯特·博耶喝杯啤酒，他说我只用你十分钟时间，但是结果谈了三个小时，Genentech也就应运而生。我们公司为了纪念这两个创办者，塑造了这个雕塑，罗伯特·斯旺森和赫伯特·博耶每个人拿个啤酒杯。正因为Genentech是在南旧金山诞生的，所以这里也称为Birthplace of Biotechnology。从1976年Genentech诞生以后，到2005年为止，美国就有14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有200多种药已经出现在市场上，还有更多的药都在开发阶段，所以生物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我们公司在30多年的成长中变成了一个非常全面强大的公司，到2008年底有11000多职工，是全美市场价最高的生物技术公司。华尔街的分析家认为，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product pipeline，也叫portfolio。Portfolio的意思就是许多项目的汇总(a collection of projects)。不同的制药的项目加在一起就是一个portfolio.比如说有100个项目，其中50个是治癌症的，20多个治免疫的，20多个治代谢病的，10多个关于神经系统的，这就是一个portfolio。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角度理解portfolio，就是哪些在一期临床，哪些在二期临床，哪些在三期临床，即使已经上市的药，如果应用到新的方面，也得做新的计划。人人都想知道这个portfolio值多少钱，这是公司的绝对秘密。但是我们公司的创办者和领导都一直坚信最值钱的财产是员工，是每天穿着运动鞋来上班，再每天回家的人。所以他们花很大的精力来塑造这样一个公司，以人为本。现在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放弃了学术界的位置，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耶鲁大学的教授、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都到我们公司来，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才能。公司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全薪休假（Sabbatical）保留雇员，具体办法是你工作6年后有6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就是这6个星期的假期，加上3个星期积累的假期以及其他的假期，我这次才能离开公司出来一段时间，我要感谢这个项目。公司不但对职工用心，还对病人用心，病人出不起钱的话公司会免费赠药。美国的保险公司即使支付90%的钱，剩下的10%对有些病人来说仍然是负担，那我们公司也会负责支援。公司还积极鼓励员工到当地的社区去做志愿者，如果对一些非盈利机构有捐助的话，公司可以在500美元以内加倍资助。还有一点，跟中国也有关系。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后，我和公司的一些中国员工积极奔走，个人捐赠了很多帐篷，并且包下了联合航空的飞机把帐篷运到中国。我觉得个人的钱不是很多，如果能让公司出一笔钱来支援灾害救助，会很有帮助，所以我算是其中起了一部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和一部分同事设计了海报，写信给公司领导，并且考量怎么跟以前的捐赠比较，琢磨怎样措辞才能打动人心，最后公司向四川灾区捐赠了10万美元。这是公司第一次向国外捐款，我觉得这也是对公司里面中国员工贡献的一种认同。我们还组织了一支游泳队，平常是不存在的，一年只有一次活动，就是募捐活动，募来的钱捐赠给专门服务残疾人的机构。最近5年我一直都担任游泳队的队长，我不怎么会游泳，但我们有很多游泳健将，和谷歌，英特尔，惠普等公司比赛并打败他们，既要赢得比赛，也会支持募捐活动。

现在来讲讲生物产业中可以寻求哪些职业。首先是制药，大致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是研究阶段，这是生物学家要做的工作，寻找药物的靶点和药物的前体。其实这部分不只需要生物学，还需要包括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药物化学、有机化学等方面的研究者。这里的骨干人员至少要有博士学位，光有本科学位的话只能做技术员。没有博士学位基本上永远不能获得“科学家”(Scientist)职位，所以这个方面对知识和学位的要求都很高。

第二方面是开发，即临床测试。这里最关键的专家是医学院培训过的医生，他要写方案怎样测试，怎样做临床实验。比如说什么样的病，到了几期一定要讲清楚。即使有这种病，如果有并发症，还要排除。制药一定要预先决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最后要统计数字，证明能够达到标准。所以这方面还需要统计学家、数学家。还有在医院给病人注射药时有许多操作方面的细节，由于公司自己的医生不会去，都是各个医院的医生观察病人，所以我们公司有自己的临床操作人员来和各个医院或试验点联络。这些医学运作人员（clinical operations）大都是经过护士训练的。

第三方面是药物制造。用于病人时肯定得有高质量的药，即使是小规模生产，也要达到将来大规模生产时一样的标准。对于大分子药物，如果蛋白质有一点修饰，活性都会改变，所以对工艺和流程的要求非常高。由于有很多工程方面的工作，所以还需要工程学家。

第四是市场营销方面。我们的药都是治疗严重疾病的，所以药开发出来后不是直接卖给病人，而是向医生宣传，希望医生把这种药介绍给病人。那么市场部门的人也需要懂相当的医学知识和生物知识，他们基本是生物本科毕业，也有很多是生物硕士毕业。但是由于公司对科学的崇敬，在商务部门工作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我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你如果学生物，绝对没有选错。生物本科是最起码的，但是更鼓励大家去读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以后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会很有帮助。

最后，以上这些工作都很重要，每一行都是专家，但是怎么样组织起来其实不是序列性的，走了一步再走下一步，都要互相反馈的。比如说市场方面了解到这种药一个月注射一次，病人会接受，一个星期注射一次就太麻烦不会接受，那就要在临床的时候就要定下来。因为临床时如果不测试一个月注射一次的话，那药物管理局就不会批一个月一次的药物说明书，不能写这样的用量。还有生产的配方，药物的稳定性也必须达到要求，所以大家都在合作，而且在同一时间互相交流。这样的团队叫做项目团队，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是专家。我现在的职业是核心团队领头人，在我的核心团队，我是最终做决定的人。核心团队的成员也是下一级团队的领头人，而且下一级团队的成员还可能是再下一级团队的领头人，大家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从策略上考虑，我基本上一个星期和他们开一次会。但是一年会组织一次全公司所有与我这个项目有关员工的会，大概有200到300人。在我来中国之前，我组织核心团队成员去一个很有名的烹饪学校跟一位著名的厨师学习烹饪技术，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培养团队的和谐和凝聚力，这非常重要。大家要知道彼此的交流习惯才能够更好地合作。

我和我先生都喜欢游历世界。在我们还没有小孩时，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周游了欧洲六个国家，那时还去了埃及。有了小孩以后，有机会还是尽量带他们去各地旅行。这是去加拿大，就是先到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租一辆车，然后开到渡轮上，渡轮载去那些大小城市，到了城市后再把车开下来，可以很方便地到处游历。我们也一家人还去过澳大利亚，不光是去看悉尼的歌剧院，也去太平洋中一个独立的珊瑚礁上。这张照片是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

现在问问你们，谁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台下：达尔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他得到的证据都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采取的，所以对我们学生物的人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在那儿坐的是这种游轮，一天可以去1到2个岛，到了岛上后就有自然学家带我们去看生物，给我们讲解那些动植物的习性。这里的动物不怕人，因为它们只是在200多年前才第一次见到人，到现在还没有进化到怕人的地步。在达尔文研究所所在地看到的大乌龟，比我们小女儿大好几倍，重好几倍。去年夏天我们去了非洲的坦桑尼亚。坦桑尼亚现在保持得最好的生物现象就是季节性的迁移，成百万上千万的斑马等动物，到一定季节像发疯一样地猛跑，从坦桑尼亚往肯尼亚跑，这种景象特别壮观。最近三个月回到中国，我们也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看祖国。读书时又穷又没有时间，现在有了条件，也希望小孩能见识一下祖国的美好河山。最后这张就是北大的体斋和健斋，北大有名的七斋之二。七斋是“德才均备体健全”。现在体斋健斋已经变成大卫·帕卡德国际访问学者公寓。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30年代在Palo Alto城的车库里面开创了惠普，他们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大卫·帕卡德出于对北大的景仰，由他的基金会在北大100年校庆的时候捐款来维修和装修这个建筑。我们有机会从美国Palo Alto家搬到这里来住，觉得真是一种特别圆满的回归，所以我就由此来结束我的讲座。

在准备这个讲座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比较喜欢尝试新的事情。从做研究生到博士后学术领域的改变，博士后以后转行去工业界，在工业界也换了很多工作。现在是离实验室越来越远，但是我希望对人类的贡献能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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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

提问：作为一个学生物技术的人，如果离开学术界去做产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常见的困难？谢谢。

廖晓伶：第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问将来去公司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当时我没有想过要去公司工作，所以没有特殊的准备。当时去公司的话还比较容易，只要做两年博士后就可以了。但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公司，所以踏踏实实做了4年博士后，而且得到了2个非常有名的博士后基金会的基金。那到公司后对于学科学的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与人交流。在公司大家不会注意你的过去的成绩，大家尊重的是你的观点。只有你有想法并且能够表达清楚，别人才能接受你。

提问：老师你好。今天听了您的演讲，觉得您过去的经历都很顺利，那么在您尝试新事情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您是怎么克服的？谢谢！

廖晓伶：我觉得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挫折。比如在我们前几年根据北大4年总分排名就可以保送研究生并拿到CUSBEA的准考证了，但是到我们那一年突然还需要再参加研究生统考， 由考研排名决定能否拿到CUSBEA的准考证，而且我们生化大班只有一张准考证。当时我觉得很难，如果这一次考不好的话四年的积分第一也不管用。但是我有一种信念，一定不能认输，要自己争取机会。后来我的博士后导师在我的项目做得最顺利的时候离开了，并且不让我去别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当时我有博士后基金，项目又做得特别好，那我的导师想再共同发表一篇文章，不愿意我和我的成果搬到别的实验室去。导师自己走了，我一个人去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有很大的地方。但是我并不属于那个实验室，只是利用空间。这种情况下有好的实验室不能去，有好的导师不能选，这也是种挫折。但是我对怎样把“给予的”环境变成“最好的”(make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比较有信心。当时在UCSF的免疫系每个星期都有很好的讲座，请来的都是免疫学界的专家，这些专家会和系里的教授有一对一的谈话。因为我的教授不在，所以是由我和这些专家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因此我就有机会就认识很多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提问：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商业界和学术界两者应该没有孰优孰劣的关系，但是对于学生物的同学来说更适合哪个方面？比如像您和您先生，您是商业方面的，您先生学术方面的，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另外您说把一个科学家培训成一个商业专家比较容易，那么如何把一个科学家培训成一个商业专家？谢谢！

廖晓伶：我觉得做什么和性格没有关系。我们公司的培训就是针对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学术界有不同性格的人，商业界也是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选择什么要看个人的选择。我先生他就喜欢做学术，他觉得在公司即使是去作顾问都是对他的时间和精力的分散。至于怎么把科学家培训成商业专家，商业学习其实很容易。美国有一本书叫做《十天的MBA》，读下关键词就可以了，学起来非常容易。关键还是应用，所以即使没有MBA学位，上一些培训课照样可以做商业开发，主要是在工作当中积累经验。

提问：廖老师，您好，您很喜欢尝试新事情，那能不能分享下这些过程中的小故事，让我们也能像您一样在尝试新事情的过程中做得这么好？谢谢。

廖晓伶：尝试新事情的时候是要有准备的，如果不准备的话就会失去机会。大家都知道《细胞》这一杂志。在我博士后第三年的时候《细胞》编委要招一名编辑，那时候的主编是本杰明·列文（Benjamin Lewin）。我就写信告诉他，我来自哪个实验室，受到过哪些训练，对做编辑感兴趣。他马上打电话到我们实验室。我当时没有做什么准备，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而且问了个非常傻的问题，我说作编辑的年薪是多少。那当时根本没有得到工作就开始谈工资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也没有面试的机会。后来读了一些商业和面试方面的书才知道这样是根本不行的。做事情还是要有所准备的。我在第一个公司时做了一个报告，当时准备得非常充分。后来台下听我讲座的一些博士后因为职业的发展，去了Rigel作科学家（Scientist)，也就是这些前博士后建议Rigel公司的上层，说廖晓伶应该聘来负责这个项目。所以尝试新事情还是要做准备的。

提问：廖老师，我有个问题，您去的两个公司Amgen还有Genentech都是很有名的生物制药公司，那么生物制药公司与传统的制药公司之间有什么区别？

廖晓伶：现在区别越来越小了，因为大家都用现代的生物技术寻找药物靶点，根据药物靶点适合什么药调控来决定开发什么药。Amgen和Genentech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小分子药物产业，从大分子开始向小分子发展。而传统制药企业比如辉瑞，默克也都向大分子药物发展，所以这个区别会越来越小。特别的一点在于公司开始时，生物技术比较创新，敢于冒险，那么工作压力会比较大，周末加班是常有的事情。而到了传统制药的大公司会比较稳定，不会为自己生存而担心。

提问：您好，请问对于您的成功来说科研能力和商业能力这两种哪个更重要？

廖晓伶：我认为很难说哪一个能力起主要作用。在公司会不会成功更重要的是个性以及与人交流的能力。大多数人都很聪明能干，但能被重用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与人交流的能力。是否进行轻松自如的交流，让对方感到轻松自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性格决定的。有些人很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也可以在后期的训练中培养。我们公司的女总裁苏·赫尔曼（Sue Hellmann）, 现任UCSF校长（接毕晓普的班），就认为领导能力是可以培训出来的，她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进行训练。

提问：廖女士你好，我是学药理的，现在看到很多国内的能研发出自主创新药物的机构和实验室规模较小，资金也不足，所以很多在国内工作学习的学生或者老师很少能参与研发新药物。那请问何时在本土会有机会参与？

廖晓伶：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中国正在向这方面发展，我有很多朋友在国外有经验后就开始向国内发展。向中国发展最开始是CRO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研发外包服务公司，就是替别的大公司做事的公司。国内的化学方面很好，那国内的一些公司就会与国际大公司合作，生产药物前体，比如WuXi PharmaTech (药明康德) 等药物公司都在替我们公司做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替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等中国有了一部分比较专业的人才后，下一步可以进行的就是CMO (Contrac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这次我来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主要是生物流程工艺方面。有很多公司希望能替这些国际大公司生产药物，包括大分子药物。再往后才可能从开发、生产到临床试验，要一步一步地发展，这中间最关键的是培养人才。我注意到北大有一个高级药物管理硕士项目，我很感兴趣。如果现场有这个项目的老师同学，希望能进行交流。另外我有个北大毕业的朋友，她认为中国还是很缺乏生物产业的中层管理人才，技术管理人才，所以她想在美国帮助训练，培训一些需要的人才，给他们一些实践的机会，然后再介绍回到国内。这些是逐步发展的，将来会有这么一天。

提问：廖老师你好，刚才柴老师提到您是一位很称职的母亲，请问您作为公司的高层，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忙，那么您是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呢？谢谢！

廖晓伶：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先生的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全靠他们帮忙，很感谢他们。家里的饮食、小孩的接送等等他们都会负责，这方面我比较幸运。但也有相应的麻烦，因为婆婆公公会有一家之主的感觉，对于家里的事务会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我觉得为了我的事业，为了小孩，那么就按照他们的意愿办事，这里主要是看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谢谢大家，这本书还没送出去，因为你们提的问题都很好，我不知道该送给谁。那主持人花了很多功夫，送给她吧。

[1] 温元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亚洲投资论坛董事，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之一。

[2] 卢伯特·斯特莱尔：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所编著的《生物化学》教材被众多著名院校所采用。

[3]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教授，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4] 迈克尔·毕晓普：美国微生物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教授，因为其在癌症基因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1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展望事业 探讨人生》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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