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的人永远是那些人，但他们的身份随着政策改变，由「民」变成「盗」｜谢湜 一席第917位讲者

我不知道这些老乡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运用了各种各样灵活的办法——比如编一个族谱，立一个契约，或者写一份分家的文书——去适应广阔的南中国海不同国家、不同政府的法律和规定。

这些不同国家和政府也很聪明地用务实灵活的政策，来适应民间的能动化实践。是这样一种默契，使得人们在海岛和沿海的定居成为可能。

大家好，我是谢湜，一名历史学者。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千千万万，研究的方法也各式各样。我比较喜欢从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去研究国家、社会和个人各个层面的历史。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些跟海岛有关的历史。

十年前，我有一次惊险的出海经历。那天，我们从浙江坐船去南麂列岛，天气非常不好，我们的行程又没法改变。码头说如果刮9级大风就不能开船，那天刮着8级大风。船家很坚定地说可以走，我们就惊险地上了船。

船一下子被抛到浪尖，一下子像要沉到水底。海水是灰黑色的，令人绝望，令人窒息。

大洋深处的海水往往就是这个颜色，不是你想象的碧绿色或者蔚蓝色。古代人曾经把黄海的一些海域称作「黑水洋」，那个时候我真的有切身体会了。

在这样的海洋航行，你就会特别想靠岸。古代没有 GPS 的时候，熟练的船家会编一些这样的「绘本」给下一位航行者，把海岛的形状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

▲ 《清代东南洋航海图》，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藏

它会告诉你罗盘按照哪个方向走，看到这个形状你就知道到哪里了。古代的地方志经常把海里这些岛称作「山」，这就是海上人群的GPS。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南麂列岛，在岛上遇到一位船老大，他告诉我，这个岛曾经是郑成功训练水师的基地。郑成功从福建抓了一帮人做部下，以为个个英勇善战，结果发现跟我们船上的人一样吐成一片。他非常失望，就把他们拖到了这个岛上去训练。

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在这个岛上屠杀劫掠，岛上的人非常恨日本侵略者。等到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又经过这个岛，把几个村子的人统统都拖去当他军队的成员。

可以说，这个岛是一座饱经沧桑的战争之岛，它的历史非常破碎和残缺。我们研究海洋、海岛的历史，往往要面对这样残缺的历史。

要懂岛的历史得先懂岛的生活。在岛上生活需要淡水和碳水化合物，我们吃海鲜觉得挺不错的，但你试试一个月都吃鱼，看你能不能活下来。另外你需要照明、燃料，需要铁制的工具作为修船、生活、生产的用具。

岛上的男人可能会选择出海捕鱼，但当你娶了一位太太，生了小孩之后，你的家庭就会变得复杂。太太和小孩是不会随你出海的，他们会在岸上默默地看着你。

你如果两三天不回来，他们没事就会聚在一起。这个庙里面有很多女人在打毛衣、打扑克、谈天说地。我一进去就非常尴尬，因为只有我一个男人。

海岛有一些物产，比如可以打到很多鱼，有些地方很适合晒盐巴或者煮盐巴。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物资，但是海岛上的人不能天天靠吃鱼和盐吃饱，就要想办法去跟人家做交易。所以他们天生就是商业民族，必须靠交换谋生。

但是官方不是每时每刻都允许这样干的。如果不被官方允许，你就是走私贩子，是被打击和封禁的对象。

海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船的成本很高，维持一艘船的经营要耗费很大财力，所以需要靠合作。在滨海社会里面，人群的组织通常会突破一家一姓，有时候是以船为单位，船老大就是他们的领袖。并且经常会出现借贷、合股这类现象。

这是「开渔节」时百舸争流出海的场景：

渔民「出入风波岛屿之间，素不受有司约束」，官员来海边当官，面对这样的场景会特别头疼。从古到今，对海岛的行政管理都是一个难题。比如康熙年间，来自江苏的知县缪燧来到舟山时就特别苦恼：

今海洋行驶，有远贩外夷之洋船，有自闽、广、江、浙以迄辽阳贸易，暨自闽至宁波、乍浦装载杉木之商船，有渔汛网捕之渔船，有采拾淡菜、紫菜、钓捕鱼虾之淡船及出海樵采□网各色之小船。其船大小不同，奸良混杂……春夏渔汛之期，温台之南洋、定境之北洋，闽人驾舟网捕黄鱼者不下千计。

—— (清) 缪燧《沿海弭盗末议》

到了春夏渔汛的时候，忽然就从福建、广东来了几千艘船，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我的人民？他搞不清楚。

这种恐慌的情绪在朝廷里面愈演愈烈，甚至后来朝廷规定，一些岛再也不允许居住了。比如，在南田岛上，官方立了一块石碑，写着「永远封禁」：

▲ 宁波象山南田岛圣母宫石碑

他们说这个岛「孤悬海外」，特别危险，但是其实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我在码头边拍到的场景，不远处就是南田岛。

为什么要封禁一个离海不远的岛？为什么不要这个领土？面对广袤的海洋和众多的岛屿，历代王朝如何把流动性特别强的海岛社会纳入国家的统治秩序中？

关于岛屿的封禁，我先跟大家讲一段波澜壮阔的王朝变更的历史。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跟他争天下的有三个很厉害的人：陈友谅、方国珍和张士诚。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水上的，是最让他头疼的人。

陈友谅在长江流域，方国珍在浙江的海岛，张士诚是长江口的私盐贩子。在争天下的过程中，他们的部众给明朝军队带来了很大麻烦。朝廷只好下令把他们的随众编入到沿海的卫所，发配充军。

初方国珍据温、台、处，张士诚据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郡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高皇……命南雄侯赵庸招蛋户、岛人、渔丁、贾竖，盖自淮浙至闽广几万人，尽籍为兵，分十千户所。于是，海上恶少皆得衣食于县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张诸逋贼壮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县稍得休息。

—— (明) 郑晓《吾学编》之《皇明四夷考·日本》

经过了洪武年间的30余年，他们老的老，死的死。这些人的生命周期结束（当时的平均寿命大概40多岁），不再构成威胁，明朝才真正放心。

但是，这个过程也让明朝的海上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摇摆。

南宋的都城在临安，而元朝的都城在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北京，需要从南边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和物产运到北方去。元朝主要依赖一些逐没于风波之中的海上人群，他们每年帮元朝将300-400万石粮食从今天的江苏、浙江运到北方。

那么元朝如何鼓励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跨越这么长的海域，把物资调运到北方去呢？

朝廷说，你们在海上帮我运粮，可以获得合法走私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半路把货物卖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从中牟利，甚至可以在海上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是非常大的特权。

到了明朝，朝廷想法变了：海上这些人是我要防范的对象，我还让他们发家致富，这怎么可能？

所以他们只能运粮，再也没有特权去合法走私了，剩下的一些人还要编去充军。

朱棣叛乱之后，国都逐渐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为了长距离输送军事物资，保证都城的物资供应，就要找一条更稳妥的线路，这就是京杭大运河。

结果，国家的大型运输体系就从海运转变成内河航运，也就不需要这么多海上的人运粮了，明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规定所有人不准出海，因为海洋是危险的，任何出海的船只都是走私船。这就是明代非常严格的海禁。

经历了这两个朝代的变化，中央王朝对于海上人群的态度，从一开始的依赖和信任，到依赖而不信任，到最后干脆既不依赖也不信任。海上的人永远都是那一群人，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他们的身份由「民」变成了「盗」。

这些人变成非法的海上人群，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成了「贼巢」。这是一位兵部高级官员画的一条线，他说从今天的珠江口一直到崇明岛，所有的岛屿全部是「土匪窝子」：

但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

在广则东莞、涵头、浪北、麻蚁屿以至潮州之南澳；在闽则走马溪、古雷、大担、旧浯屿、海门、浯州、金门、崇武、湄州、旧南日、海坛、慈澳、官塘、白犬、北茭、三沙、吕磕、嵛山、官澳；在浙则东洛、南麂、凤凰、泥澳、大小门、东西二担、九山、双屿、大麦坑、烈港、沥标、两头洞、金塘、普陀，以至苏松丁兴、马迹等处；皆贼巢也。

—— (明) 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

倭寇一开始是指日本的破落武士，但是我们从明朝中期的官方和民间文献看得很清楚，海上的这些漳州海盗和引导这些漳州海盗的人也统统都是「倭寇」：

这些人长期驻扎、繁衍，生意做得好就是良民，一旦铤而走险，偷偷跑到海上就是「倭寇」。

他们滋生了自己的势力，未必听从王朝的话乖乖回到陆地上去。加上朝代更迭，这里就成了有机可乘的地方。

清朝打下江山之后，还有很多残余的明朝势力，后来他们建立了南明政权，就躲在这一串「贼巢」里面。

有一个人叫黄斌卿，他是当时盘踞舟山群岛和南边几个岛屿的军事枭雄。他想把所有的海盗集中在自己手里，在岛上建立一个王国。他要收税，要编户齐民，像那些西南的土司一样，做一个「不侵不叛之岛夷」。

郑成功的海上帝国也是靠盘踞在这串「贼巢」上的人一起帮他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普陀山建立了一个走私基地，把江南的丝绸运到日本去，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郑成功和他子孙的势力在岛上盘踞了很久，清朝建立统治的初期非常惧怕他们。很多海岛都已经在明朝被封禁了，清朝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如果沿海的人偷偷用物资去接济郑成功，他就永远消灭不了。

于是清朝实行了更严厉的迁界政策，把东南沿海二十里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居民统统搬到内陆去，不让他们跟海上的人相通，在沿海制造一个无人区。

这个政策执行了大概有一代人，等到十多年后郑克塽投降，台湾收复的时候，才让沿海居民慢慢回来。

面对这样一个破碎的江山，要慢慢恢复行政秩序很复杂。虽然明朝没有放弃这些领土‍，但也没有直接控制，只是保持一种远观式的监视。

而清朝又实行了十多年的迁界，才慢慢在岛上建立行政秩序。

清朝建立了新的行政县份，类似于今天的行政区划。比如，舟山群岛就建立县治，康熙赐名「定海县」。

舟山群岛这个时候来了几个官员。前面几位急于求成，想一下子落实户口编定和税收，但他们忘记了这个地方的人过去是跟那些南明政权混的，整天接受的是反清复明的思想。清朝实行了非常残忍的血腥屠杀政策，在舟山群岛的战役里，很多女人和小孩都跳海自尽了。

怎样让岛民服从清朝的统治？用一刀切的强硬办法是不行的。

后面来了两位新的官员。第二任总兵叫蓝理，是福建人，他发现舟山群岛这些人讲话跟浙江人不大一样，好像福建的商人居多。他就做了一件好事，帮当地福建商人建了天后宫和八闽会馆。这让他们觉得特别温暖，也非常乐意帮朝廷继续「招商引资」。蓝理获得了成功。

第三任知县缪燧想了一个更绝的办法。他在第二年的清明节，以清朝官员的身份去祭拜南明的亡灵，写了一篇非常感人的祭文。大意是说，你们也是为国捐躯，大家各为其主，没有错；你们当时死得其所，但是今天我们也是替天行道，也是行大义的。那么，大家就在一起安居乐业。

缪燧还为他们修建了公墓：

这些措施抚平了明清之际战争的创伤，稳定了人心，对打开海岛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两任官员用非常柔性的办法，顺应了朝代更迭期间地方秩序重建的需要以及当地人的心理，从而获得了成功，最后在舟山群岛稳固了清朝的统治。

随着更多官员被派过来，朝廷越来越有信心对这一串过去的「土匪窝子」建立统治，越来越多的岛屿进入到王朝的统治秩序之下。比如舟山群岛南面的玉环岛在雍正六年也复界，建立了行政机构。

还有一些岛，朝廷摇摆不定，像远方的大衢山，一直到光绪元年才建立了统治。

▲ 部分岛屿建立行政机构的过程｜图片来自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藏《京板天文全图》(局部)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清朝从打下半壁江山到全壁江山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领土和疆域的问题一直都需要解决，伴随整个王朝统治的始终。

我在这串岛屿上做了很多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想和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境遇。

我是讲闽南方言的，本来以为去浙江会对当地方言一窍不通，结果在海岛上邂逅了很多我的老乡。有很多讲潮汕话的人，我和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沟通。

我很纳闷，就去查了方言地图。果不其然，方言学家也把浙江很多岛屿标示为闽南方言的分布区。

▲ 浙江的闽南方言分布｜图源网络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讲闽南方言的人在浙江海岛定居呢？我们首先得讲一讲闽南人在海上活动的习惯。

有很多鱼类的捕捉要靠大规模的协同作业，野生大黄鱼就是一种。这种鱼比较容易受惊吓，福建和广东人就有一个妙招，叫做「敲罟作业」。他们一般会派出几千艘船，在春夏之际黄鱼洄游的时候到浙江海域去，几十艘船围成一圈，在船上齐齐地敲竹竿，发出震耳轰鸣的响声，黄鱼完全震晕了，就会自投罗网。

这是一个灭绝式的捕鱼方式，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国家就禁止了这种捕鱼方法。但在当时，这是福建和广东人在海上制胜的秘诀。

靠捕捉黄鱼发家致富后，有些人就在海上飘荡，也有些人不想再回福建和广东，选择在浙江海岛搭棚搭寮，建造房屋。

发了家的人还会雇佣浙江当地人在海上做一点种植，岛上就多了很多流动人群。而且，他们经常是在官方已经禁止海上航行、不允许海上定居的情况下占据这些岛屿。

在岛上访谈的时候，我翻看了他们的族谱。一开始我以为这些族谱都是讲一家一姓迁移定居的故事，一点都不出奇。但是翻了两本、三本和更多族谱之后，我就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了。

像这个姓罗的说，我们老家原来在福建，有三兄弟为了避乱，来到浙江的一个地方暂避。后来海岛要招徕人垦荒了，我们就响应国家号召跑来这里报垦。

我罗氏世居闽省汀州府永宁县，自三世祖万球公兄弟三人避乱，移迁温之平阳县赤垟，迨四世祖金英公闻玉环展复之令，遂挈眷来玉开荒报垦，而居于大普竹布袋岙南山。

——玉环《小屿罗氏房谱》光绪四年八世孙罗嘉煜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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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姓蔡的故事有点类似。几兄弟曾经在福建和浙江的交界处居住，一听说王朝要开垦这些海岛了，就先派了一个人过来看一看，觉得不错，就把全家人带过来了。

公考立智公转徙玉环十三都芦岙之地居焉。询其措业几何？公曰：玉环基址自吾先考始也，但地当海水冲流，非筑堤不能拓。吾先考沾体涂足，独力支干，爰开乌巾塘、垟西塘之地百馀亩，置此薄业，家给颇裕。

——瑞安市荆谷山《蔡氏宗谱》道光四年修谱记

姓孙的也说，祖上三兄弟听说浙江的海岛要开垦了，也到浙江居住；现在何不进一步进居海岛，发家致富呢？

维我平邑始祖荣所公，闽省泉州惠安大平庄里人…… 缘雍正年间玉环展复，谕示招徕，太祖讳文哲公之次男讳景凤公闻风随往玉环地方观境，旋至江北楚门，识其地旷人稀，即返故里向告父尊……遂携男女老幼迁居环山江北楚门所西山之前，于雍正八年垦筑田地，躬耕务业，室家顺遂。

——楚门《孙氏宗谱》六世孙大明手录前代传记

不止这三个族谱，还有更多的族谱都在介绍他们的移民故事。他们一直在强调一些相似的情节：第一，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来海岛开垦的；第二，他们来海岛之前，已经在浙江的某处生活了一代人。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在浙江先住了一代人，然后再来海岛呢？我就去看了清朝关于海岛垦荒的官方政策。太平知县署理玉环厅垦务张坦熊记载：

卑职上年奉饬到山，查偷垦私煎之人，内有闽省民人五十四名，当时驱逐出境，不许容留在山；内有温、台两府属县民人，俱经移关各地方官查明并无假冒，取有亲邻族保甘结，准其入籍……倘有此等闽、广民人潜入玉环偷垦私煎，即时禁逐安插，仍招徕台、温二府属县民人报垦，取具地方官并无假冒，印甘结详送，查编入籍。

将查出隐漏之课饷归补太平，以符原额。总之，玉环半壁本属太平，原无彼此之别。今所有现在闽省人民六十馀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入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

—— (清) 张坦熊《查出隐漏改证本色》

这段文献什么意思呢？

清朝最初派的官员去岛上考察之后说，岛上有很多混杂的浙江人、广东人、福建人，浙江的海岛怎么能容得下福建人、广东人呢？通通赶走。所以一开始是这样严厉的政策，希望由浙江人来耕种浙江的土地。

但是很多浙江人的老板是福建人和广东人，他们实际占有土地，你不允许他们居住，他们就不入籍，知县手上就没有户口，完全收不到税。过三年一考核，考核失败，他自己的官运大概也就结束了。

所以官员也觉得强硬政策是不行的，他们就采取了一些变通——如果你们能证明在浙江居住过十年以上，就可以开垦浙江的海岛。

这就让我想到了现在一些城市的房地产限购政策。买过房的人都知道，广州规定外地人过来买房要缴五年社保，或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居住证明，表明你不是刚刚跑来用一把热钱炒房的。这些政策又想限购又不能完全限购，不然政府和银行都要倒霉。

浙江当年也相当于实行了限购政策，给老百姓开了一个口子。假如你可以证明有十年以上的浙江居住经历，就可以成功入籍。

那个时候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本，更没有行程码，不就是只有你自己可以证明吗？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编一个族谱，证明我的上一代已经在这边居住了十年以上。

官方也很高兴，是啊是啊，你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地方和官方达成默契，成功地解决了福建和广东人无法在浙江海岛垦种和居住的问题。

那是不是浙江人就完全让位给了福建人和广东人呢？也不是，浙江人自己耕种自己的海岛，户口当然没问题，但是资本还是成问题的。

于是，浙江人可能是为了跟福建和广东人竞争，采取了合股经营的方式。

这首长诗是我在一座庙里找到的：

随后有人来开垦，不约而来禁姓人。

叶施朱黄乐清祖，林郑吴胡太平人。

八姓相逢情欢悦，如兄如弟倍相亲。

事斟酌   共商量，立写公据要周详。

只许进山同开垦，不准退悔转还乡。

毋许谅想并利己，八股开山世泽长。

开成山地能播种，皆种萝卜与生薑。

后种蕃莳兴大发，丰衣足食岁无疆。

到雍正   二年昌，上司限落地丈量。

始立化户千百号，新造册籍纳钿粮。

七年续丈广户额，岁岁报恳自新粮。

         —— (清) 郑茂国《西门志》

几个姓一起成立了一个开垦土地的「股份有限公司」，用契约的办法来解决进入海岛垦荒的资本问题。

这样的故事让我对岛上人的能动性，还有官方的务实化、理性化的灵活行政策略钦佩不已。

后来，我在福建、浙江、广东的海岛，甚至马来西亚的吉旦岛，都遇到了很多我的老乡。

我不知道这些老乡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运用了各种各样灵活的办法——比如编一个族谱，立一个契约，或者写一份分家的文书——去适应广阔的南中国海不同国家、不同政府的法律和规定。

这些不同国家和政府也很聪明地用务实灵活的政策，来适应民间的能动化实践。是这样一种默契，使得人们在海岛和沿海的定居成为可能。

海洋的历史飘忽不定，定居的人群也各有办法。如果我们从陆地的视角转到海洋的视角，从静止的历史转到流动的历史，从高高在上的中央王朝国家法律的视角，回到民间生存策略以及地方政府务实化的行政办法去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正是他们创造了海洋社会的历史，也很可能塑造了大地的历史。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 万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