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污染水阴影下，靠海求生的人们

过了12点，唐凌雪的日料店才等来第一桌客人。而往常的中午，店里早已没有空位。一天之内，营业额从近2万元断崖式下跌至5000元。收入还在继续下滑。

这发生在排海事件后的第二天。

她的日料店在湖北随州，刚营业才三个月。三个月前，作为加盟商，她和丈夫将这家平价日料店开了起来，菜单上的海鲜很少，客单价在70—80元。

8月24日前，唐凌雪并未过多关注食材的来源，她只是按规定从公司拿货。在接到公司下发的货源核查通知后，她立即下架了帆立贝——这是店里唯一产自日本的食材。而其他的原材料从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进口，国产的则以福建、大连和烟台为主。

至于作为招牌产品的三文鱼，则来自挪威，由唐凌雪在当地市场采购。在过去四年中，挪威一直是中国市场冰鲜三文鱼进口量最大的产区，占比接近50%。

唐凌雪日料店的进货渠道，某种程度上透露了一个业内的秘密，即许多开在国内的日料店，并不是真的使用产自日本的海鲜。

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比如，日本农林水产省的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是日本2022年水产品出口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但反观中国，2022年的日本海产品进口额仅占2.7%。

不过，在这次事件中，唐凌雪也是矛盾的。虽然她准备了“未采用任何日本食材”的告知书，却一直未将其张贴出来，她隐约觉得，这与日料店的定位产生了矛盾——“日本食材当天空运”，曾是许多中高端日料店的噱头，平价日料店则很少将食材产地示人，这几乎成为食客和日料店双方缄口不言的默契。

然而，曾经的优势如今成了最大的风险。几乎一夜之间，日料与日本食材彻底脱钩，单纯只象征着日式烹饪方法。就连高端日料店，也会在门口放上连夜赶制的告示牌：“拒绝日本水产品。”而在许多平价和连锁日料店的公告里，又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定词，N多寿司是“15年坚持原则”，夏树寿司则是“从未使用，不管之前还是以后”。

更多日料品牌，试图通过食材溯源报告挽回消费者的信任。曾在官网宣称“进驻日本各口岸及海鲜市场，实地挑选多种新鲜海产”的日本品牌元气寿司，在8月25日的公告中加粗显示“全店非日本食材”，并标注出店内招牌产品的产地：三文鱼刺身来自挪威，北极贝刺身来自加拿大，赤海虾大满足来自阿根廷。

揭开神秘面纱后，高端和平价日料店的食材产地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挪威或智利的三文鱼，加拿大或俄罗斯的甜虾，苏格兰的面包蟹，广东的鳗鱼。

有人会半开玩笑地问唐凌雪，店里究竟还有没有日本的食材。她就会把报告和证书拿来给食客们看，这些文件都被放在近处的抽屉里。8月24日之前，唐凌雪会主动告知客人店内菜品有日方参与研发，而现在她只能选择沉默，直到对方主动问起。

与此同时，在北京南部的知名海鲜市场里，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

9月初的一天，下午前来购货的顾客不多，店员潘际红坐在门口玩手机，身旁的许多水箱已经空了。产自澳大利亚的龙虾，被放在最显眼的入口位置，除此之外，大多数海鲜都来自国内的养殖户，价格平稳，并无明显波动。

尽管这里早已没有日本产地的食材，但并不影响商户们早做准备。潘际红的对面，是一排从事海鲜进口的商铺，其中一家的冰柜里，出售的海鲜比例下降，占半数的商品成了鸡肉串，店员在打给客户的电话中说：“9月1日已经没货了，9月3日全都在涨价。”

而普通商户，则在水箱前竖起标明国内产地的泡沫板：大连的生蚝，辽宁的海参，山东的梭子蟹。几乎没有国外的地名。

这份来自供应商的变化，也被日料店的经营者们所感知。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从别的国家进口，或是去国内市场采购。

这意味着，在餐饮领域，也逐渐出现了“国产替代”。比如，任心悦在一家日料连锁店上班，她在7月就发现，店铺经常更换国产供应商，是为了寻找到更稳定的“国产三文鱼和一些配料”作为替代。除此之外，许多大型连锁也已经转而采用国产海鲜，采购量大的店会得到优先供应。

实际上，日料品牌调整食材产地的时间可能更早，其中不乏许多中高端日料店。主打omakase（日语“おまかせ”的罗马音，意为主厨根据时令食材处理的无菜单料理）的东也寿司，从年初就开始逐渐采用国产海鲜替换日本食材，店内95%的食材产自中国，而万叶金枪鱼也相似，其专门店在一年半前，就将除金枪鱼外的食材完全换成了国产海鲜。

所以，股市也应声而动。8月24日，中国海关总署宣布“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后，与水产养殖、食用盐相关的概念股上涨，獐子岛、好当家、中水渔业、国联水产、大湖股份5只个股涨停。

不过，离采购商更近的渔民们却发现：受日本排海影响，海鲜不好卖了。

郑南露的父亲在山东威海做渔民已经20年。在核污染水排海的当天下午，他回家的时间推迟了。曾经一小时内能卖完的货，如今需要花费翻倍的时间。

海鲜市场的老板和收购商变得谨慎，他们反复确认海鲜有没有变色，或是长出不该长的东西。哪怕是熟悉的渔民提供的海鲜，也要接受严格检查，“生怕吃出问题来”。

谢晓兰的父母在广西北海养殖生蚝，接到的订单正在变少。供应商们一次性只拿少量的几千斤货，但在此之前，通常一单就能卖几万斤。

而从事辽参养殖的李贝贝一家，则面临更严峻的情况：村里唯一的采购商不来了。她家在辽宁大连长山岛，这是一个消息闭塞的岛屿，人们需要坐一小时船才能到达城市的港口。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岛民们很难自寻销路。为了卖出海参，李贝贝的父亲曾提着鸡，去村里托了许多人。

在行情更好的时候，会有外地采购商主动上岛，向村民们一家家收购辽参。而多数时候，主要依靠村里一位早年离岛的采购商。往年，他会在辽参成熟的季节回到岛上，而今年的8月24日，他只通过微信向李贝贝的父亲告知了秋参的收购价：每斤下调了200元，比往年的成本价还低。

当天晚上，李贝贝隔着房门听到父母在争吵。母亲担心秋参砸在手里，想要直接交给采购商销售，父亲则不愿蒙受几十万元的损失，决定自己想办法。

海边的日出比内陆更早，四点五十分已经开海。李贝贝的父亲拿着工具上了渔船，他听说有餐厅需要鲜活的海参。而李贝贝听着海潮声，一夜未眠。

排海事件当晚，从事辽参养殖的李贝贝一家人低头吃饭，谁都没有说话。

这次事件对我国渔业也造成了直接影响。捞海参离不开大海，作为养参人，李贝贝父亲通常的一天是，穿着塑胶衣，背着半人高的氧气罐，戴上面罩，走向海边。海水的寒气依然紧贴皮肤。他需要下到30米左右的海水深度，把胸口的袋子装满，然后再浮上海面。一天往返十余次，20天才能完成一片海域的打捞和播种。

而接近傍晚，渔船需要立刻返回岸边，海参中含有的自溶酶让其不能离开海水太久，所以李贝贝的母亲需要开始煮海参，工作持续到深夜，而父亲则褪下那身在船上吃饭都穿着的潜水服。

住在海边，靠海为生，这句话形容李贝贝一家再恰当不过。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人口为1619.45万人。他们中的不少，是整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从事整个行业。

早在1999年，李贝贝出生后不久，她的父亲就跟着朋友来到长山岛学习海参的打捞和种植。五岁那年，父亲的生意渐渐稳定，她和母亲被接到岛上。在那之后，她见到的永远是黝黑的父母，他们的皮肤被强烈的日光晒得红肿而脱皮。

在这个全靠海参撑起来的小岛，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独自上学。大人的角色是缺失的，李贝贝说“这里的孩子总是互相玩，或者和狗玩”。只有每天晚饭的时候，她才能和父母说上两句话。聊着聊着，父母会突然对她说“对不起”，就像挑起了指尖上的一根不起眼的倒刺。

没有收成的时候，李贝贝的父亲会整天不说话。而捞海参的那几天，虽然掩饰不住疲惫，丰收的微小快乐却在父母之间弥漫。那时候，父亲会久违地喝上一杯小酒，然后哼起她从未听过的歌。

排海事件之后，李贝贝觉得，这片海又变成了她年幼时的海，海潮声像是巨兽的咆哮吞没她。一个人的晚上，她会感到害怕，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海参的捕捞季本来就不长，一年只有两季，一季持续约两个月。相比之下，等待收成的时间显得漫长，至少五年才能一收。台风和海上多变的天气可能让时间延长。其余的时间也并不空闲，李贝贝的父母会把煮熟的海参晒在院子里。为了减少开支，晒海参的工作由他们两人承担，全家人一年的吃穿用度都来自70亩的海参种植场，如今，又新增加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核污染水。

同样有此感受的，还有郑南露一家。他父亲是山东威海的渔民。排海第二天，郑南露的父亲依然准时出海，他显得很平静。在他的朋友圈里，一艘船孤独地行驶在大海上，签名栏写着“大海你真好”。

小时候，郑南露不喜欢大海。父亲总是在凌晨三四点起床开始准备，晚上七点再脏兮兮地带着海腥味回家。从三月份到暑假，再从八九月份持续到过年，她觉得海浪仿佛无形的锁链，拴住了父亲。

直到八岁那年，郑南露随父亲第一次出海。鲸鱼跃出时激起浪花，父亲的手臂替她挡住寒冷的海风。她突然明白了父亲迷恋大海的原因。

但现在，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正在黯淡下去。

这次事件，也推动着产业链上每个环节上的人们作出改变。

多年前，为了拓宽销路，“去日本化”就被唐凌雪加盟品牌的总公司提上日程，排海事件则向这一进程投下了催化剂。8月27日，公司临时决定将九月的研讨会提前，并增加一项议题专门讨论未来的转型方向。

在公司提供的备选方案中，唐凌雪的日料店可以转型为融合料理餐厅，不再售卖日料的单一品类，而是加入各种异国料理。这样的突围之路充满挑战，小到菜单类目，大到厨师培训，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目前唐凌雪已经将店内的生食下架。而无论是否转型，矛盾的情绪始终纠缠在心头。作为生意人，她盼望着店铺有能尽快回暖的那一天。

而如同唐凌雪一样的日料店的经营者，遭遇的事情也大同小异。在他们背后，也有着共同的背景——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日料店最多的国家。根据大众点评2023年6月的数据，中国内地有79324家日本料理店，是排名第六的菜系。

在唐凌雪店里的日料受众中，平时来店里用餐的顾客大多在25到35岁。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240天”。这是清华大学模拟出的福岛核污染水扩散时间点：在排放后的第8个月，放射性物质开始出现在台湾东侧海域，之后迅速覆盖我国东南沿岸海域，并向东海和渤海扩散。

到了那一天之后，人们不知道还会有怎样的变化发生。毕竟，按照央视新闻报道，在国际上，这类核电站事故后的废水排海事件还是首次。而海洋究竟要面对怎样的未来，国际社会上也有剧烈的争议。

然而随着时间迫近，人们的担忧会愈发强烈。因为核污染水，北海这座旅游城市可能受到冲击，谢晓兰一家的生活将会更加艰难。她也担心家人的健康受到影响。对于更多渔民来说，捕鱼是半辈子唯一的技能，往常，就连做饭都在船上做。如今继续出海也成为仅有的选择。比如，在郑南露的母亲决定辞职帮父亲卖货后，一家五口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维持，她们一家无法离开大海。

但这一次，也有人想出新的自救方法。在李贝贝家里，父亲第一次主动询问她的意见。她决定将自家情况发在社交平台上。在简介里，李贝贝的语气颇为悲壮：“排海后，对我们渔民是毁灭性打击。只能自救，扩大自家销路。”

帖子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有人询问应该如何购买。第一波海参是李贝贝借同学的闲鱼账号卖出的，当晚就售卖了一两斤。在网友的教学下，她拥有了自己的店铺，之后平台又拓展到别处。当地的加工商以成本价为李贝贝提供了包装，海参零售也逐渐步入正轨。

这几天，她频繁做梦，梦到有人上门收货，她和母亲正把院子里的海参打包起来。

在她的梦里，大海没有抛弃她。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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