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世界第二，竟然在一个非洲国家！

病毒式传播

与好莱坞几大制片公司的垄断式经营不同，也与欧洲国家健全的财政支持不同，诺莱坞由小公司和小成本电影构成，很难从政府得到补助，也没钱分给发行公司，只好勒紧裤腰带拍片，能省就省，拍完直接卖给消费者。

西方世界对诺莱坞的认识最初来自《纽约时报》2002年的一则报道。在这则报道里，诺莱坞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商人的头脑发热：

1992年，一个商人从台湾购进了一大批空录像带却卖不出去。某天，他对着这批赔钱货发呆，灵机一动，找了个导演拍了一部廉价电影《奴役生活》（Living in Bondage）。这部电影迅速席卷了非洲，也迷倒了生活在其他国家的非洲人，几个月就卖出50万份录像带。不说电影里的，光是那口熟悉的伊博语（Ibo），就足以让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人思乡情动了。

关于病毒式传播的录像带，有很多流传甚广的故事：当录像带从尼日利亚的拉哥斯经船运到达科特迪瓦，连叛军也不打仗了开始观影；一位诺莱坞明星加入了塞拉利昂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后者瞬间人气爆棚……

这个“灵机一动”的故事并非杜撰，但它把尼日利亚电影业的诞生叙述为一个偶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电影是这么一种媒介：你甚至不用听懂每句话，却会被那会动的影像吸引。它天生有一种煽动、团结和动员的能力。20世纪初，一些早期电影在非洲巡回展览时便在黑人中引起骚动。警觉的英国殖民者在1933年便成了审查委员会，随后又通过了电影法，来削弱电影在殖民地的影响。

直到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和1963年共和国成立，独立的电影生产才成为可能。早在1970年代，就有用赛璐珞胶片制作的影像，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电影在尼日利亚盛行。

到1980年代，录像机的出现则大大降低了电影制作的成本。即使是《奴役生活》的导演本人在那之前也生产过一些电影，只是未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关于诺莱坞电影起源的故事，甚至“诺莱坞”这个名字，都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西方中心主义。

现在，诺莱坞电影在非洲如日中天，如火如荼。非洲几家大航司的机上娱乐都是诺莱坞电影。餐厅、医院、机场等公共场所播放的也是诺莱坞电影。

在大量非洲人还需要自行取水、发电的现代世界，诺莱坞的影像犹如上世纪中国的露天电影般，成为人们文化生活和记忆的组成部分。

诺莱坞没有好莱坞的融资机会，一部电影的预算从10美元到15000美元不等，拍摄周期不超过两周，制成DVD和VCD后，由零散的分销商大量复制和销售出去，一些学者称其为病毒式传播。

“怪力乱神”的真相

现在的诺莱坞电影主流仍然是家长里短的肥皂剧。一方面，肥皂剧大量的室内场景能有效省钱；另一方面，肥皂剧狗血但吸睛、吸金、吸流量的魅力毋庸置疑。屏幕上充斥着霸道总裁、私生子和排列组合谈恋爱。

但诺莱坞电影类型日益多样，内容日益丰富，而且在各方面不断革新，焕发勃勃生机，也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人们对诺莱坞电影乃至非洲电影最典型的刻板印象之一便是怪力乱神。一群人围在一起，双眼“囧囧”有神，口中振振有词，肢体蹦蹦跳跳，头脑昏昏沉沉。

在诺莱坞电影里，“朱朱”（Juju）反复出现。朱朱既可指被施了魔法的物体，也可指魔力，还可指应用魔力的仪式。尽管它主要流行在西非，但类似信仰在整个非洲大陆十分普遍。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因而一件物品也可附着魔力，而举行仪式则是为了召唤附着其上的神灵及其魔力。

当近代的殖民者将基督教带进非洲大陆，西非人发现基督教的多种元素都在本土信仰中有所对应。尽管基督教的一神论和朱朱所基于的多神论势不两立，人们却在生活中奇妙地将宗教信仰和巫术仪式杂糅起来。

尽管这些仪式在非洲以外的观众看来可能滑稽，但他们曾经是，或许现在仍是非洲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因此，婚礼跳，葬礼跳，无缘由也要跳。

一些非洲学者把非洲电影里的巫术元素类比为中国电影里的功夫元素，认为它有助于反映非洲本土的真实视角和经验。

2020年的《朱朱的故事》（Juju Stories）便将朱朱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书写了三个现代我们看来是“聊斋”，非洲人看来却不稀奇的都市故事：希望用朱朱拴住情人的女作家；希望用朱朱让怀孕女友流产的穷苦洗车小哥；希望用朱朱离间闺蜜和她男友的嫉妒少女。中产和底层，学生和社畜，朱朱寄托着不同人对于生活的期待。

非洲的，也是世界的

2013年的《B for Boy》讲了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故事：即将40岁的女高管Amaka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产。她和丈夫结婚八年只有一个女儿。然而意外发生了，因为胎盘早剥，她失去了这个孩子和生育能力。以Amaka的婆婆为代表的丈夫一家和邻居都竭力劝说她接受丈夫再娶个小老婆以生出男孩。

看到这儿，我竟然油然而生一种“中华正统在西非”之感。Amaka一再拒绝。丈夫也力挺她。但电影的结尾，Amaka从一个贫穷孕妇那里抢走了男孩，来挽救自己的家庭——被宗教、传统和父权社会剥削的Amaka凭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优势，最终挥刀剥削向更底层、更弱势的女性。

电影在批判陈规旧俗的同时，同样批判当代社会的资本逻辑。这样的双重批判，以及频繁的手持摄影，甚至让我想到娄烨的《浮城谜事》。

又如2017年的温情喜剧《择爱》（Isoken）的女主角Isoken——34岁，事业有成，脑子里想的是去耶鲁或哥大读MBA提升自己，她的父母想的则是“MBA并不能给你带来一个丈夫”和“女人不用读太多书”。这样的话语对中国人来说，又熟悉得令人想哭。

2018年的《铁血女王》（King of Boys）则刻画了一位尼日利亚当代女“教父”Eniola，而电影也用一个和《教父》如出一辙的生日宴会开场。电影看起来浮夸——Eniola没有马龙·白兰度的西装，而是裹着亮色大裙子，穿金戴银，浑身blingbling，却抽丝剥茧地揭露了尼日利亚当代社会根深蒂固的腐败、黑暗和混乱。

它和《教父》的不同之处，除了更直白的政治刻画和现代科技的痕迹（iPhone，视频会议，监控等），就是这位“教父”的性别。

当比她高出一头的男性骂她是贱人（bitch），她大骂回去时；当她在监狱叉着双腿大骂把她送进去的仇家时；当她用政治家般的智慧化解危机时；当结尾处一群西装男等着和她开会，而她悠然点烟时……电影俨然是一种宣言。

2021年的《这是我的欲望》（Eyimofe）的导演则完全不掩饰模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关切和雄心。电影讲述了两个生活在拉各斯的年轻人的移民梦——他们想去西班牙做清洁工这类低门槛的工作，为此，他们将出卖自己和家人。

这正是全球化下的现实：非洲人绞尽脑汁去南欧当清洁工，东欧人正蜂拥去北欧当清洁工。导演在采访中坦言，拉各斯就是纽约，就是上海。而下一部，他们计划将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的故事从伦敦搬到拉各斯。

众所周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在向全球疯狂输出，而处于经济、文化弱势的国家并无招架之力。

比如，德国本土的电影市场几乎完全被好莱坞电影占据。只消看几部德国电影，便会发现永远是那几个演员。好玩的是，德国影视业又被北欧市场“挽尊”——大量北欧人能说流利德语的原因，不仅是高中必修一门二外，也因为北欧本土影视节目稀少，他们从小便看德语节目。

在这一大背景下，宝莱坞、诺莱坞这样的“异军突起”，便意味深长。

但诺莱坞电影的火爆，也让一些人担心尼日利亚的“文化输出”。邻国加纳的保护措施简单粗暴：从2016年开始，对在加纳拍片的诺莱坞影人收钱。刚果民主共和国则一度禁止诺莱坞电影进入本国。

但诺莱坞势不可挡。尼日利亚有500多种语言，非洲大陆更是语言上的“十里不同天”。而诺莱坞电影以英语、伊博语、豪萨语等发行，则能超越语言、地域、宗教和文化，畅通无阻。

近年来，Netflix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持续买下受欢迎的诺莱坞电影，将其推向世界。在掌声和骂声中，在不屑和鄙夷中，尼日利亚人正在书写尼日利亚的故事、非洲的故事——或许也是世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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