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姐姐与蚂蚁——张楚音乐随记

2023-09-17 10:09

（插图：老牛）

2023年5月19日夜，南京稻香音乐空间里，54岁的张楚跟近千名歌迷一起，共同高歌其成名作《姐姐》。我作为这近千名歌迷中的一员，此时距离在电视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长河，足以改变很多很多；而庆幸的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张楚仍然在唱歌，而年过不惑的我们也仍然在听歌。这长达三十年的歌唱与聆听，共同让张楚这个名字，成为中国摇滚乐史和流行音乐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请允许我用一些由记忆、感动与呓语组成的片段，来诉说张楚之于我、之于音乐、之于时代的独特意义，希望能谋取有缘人的些许共鸣。

「游」

那是三十年前的初夏，我生长的小镇上刚通有线电视不久。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在来自西北的电视台节目中，第一次看到了张楚，并以相对模糊的画质领略了他的成名作《姐姐》。“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对于当时沉浸在温兆伦、张宇等港台歌手的情歌中的少年来说，《姐姐》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声，都可谓不甚动听；然而其大胆而直诉心声的歌词，还是将我深深击中。无论是“混球”的父亲，还是温情的姐姐，都给身处动荡家庭漩涡中的我带来了深深的共鸣。从此，“张楚”这个名字，便印入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一转眼就是1995年的又一个夏天。在小镇新华书店的音像制品架上，我用9块8的不菲价钱，购入了《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正版磁带。在这场已经被写进中国音乐史的香港红磡演唱会的实录专辑中，我听到了张楚的其他几首代表作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厕所和床》《蚂蚁蚂蚁》。《摇滚中国乐势力》这张专辑，不只成为我之于中国摇滚乐的重要启蒙作品，相信也是开启很多跟我同龄的70后、80后的摇滚音乐之旅的起点性作品。“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样的歌词，对于一位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小镇少年来说，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更不用说《蚂蚁蚂蚁》里的另类诗意与特立独行式的生活姿态。在小吃店、中学教室和自己家的客厅里，我抓住一切机会播放这张磁带，跟着磁带里张楚嘶哑而略显笨拙的歌声一起，且歌且唱。很多年之后，我在苏州跟初中同学聚会，同学见面时的开场白就是：“老许，现在还会再唱《蚂蚁蚂蚁》吗？”二人相对一笑。

现在回想起来，张楚在这张专辑里的三首歌，之所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无非它用奔放的想象力、意象丰富而直抒胸臆的歌词和不加修饰的肆意歌唱，道出了类似我这样的小镇少年在青春期的所有困惑——成长、孤独、梦想、独立、欲望、爱情……正基于此，张楚不只是我的摇滚乐启蒙者，也同样是我的青春引路人。正是因为有张楚、窦唯、黑豹、唐朝、Beyond等歌者的陪伴，我们才得以在交织着梦想与挣扎、好学生与自由梦、未来之梦与撕裂前行的青春岁月里，走出一条既符合老师和亲友期待、又遵循个人心灵成长的蜕变之路。

（插图：老牛）

「诗」

撰写这篇随记时，我在家里的电脑上，反复播放张楚的老歌；身为文学编辑的爱人小鱼从未听过张楚的音乐，经我反复播放之后，无意间说出了这句话：“歌词很有诗意，比现在绝大多数的诗歌作品好太多了。”由是可见，张楚作品的强烈诗性，直到当下都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同样拿《蚂蚁蚂蚁》这首歌来说，张楚用“蝗虫的大腿”“蜻蜓的眼睛”“蝴蝶的翅膀”等不同昆虫的躯干意象来形容蚂蚁，这种拟人和通感式的表达，即便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诗坛中，也是丝毫不逊色的。而就当下文坛而言，最擅长运用自然与动植物意象记述人间寓言的作品，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臧棣的最新诗集《诗歌植物学》，臧棣刚刚凭借该书荣获“鲁迅文学奖”。考虑到张楚的创作初期正是长期生活在北大校园里，跟臧棣共享同样的文化资源与精神滋养，我们就更应该为这一跨越三十年的文艺创作的互文式对话感到欣慰。

《蚂蚁蚂蚁》副歌部分唱道：“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在土里……”如果说泥土意象指向家乡、家园的此岸局限的话，那么“邻居女儿”和“收音机”，则分别指向与他者的连接愿望和现代媒体背后的广阔四方。从这首歌问世时的1994年，到当下的2023年，这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和流动性发展最为迅猛的三十年，无数的乡村青年与小镇青年，以打工、求学、游荡等不同方式，走进中国的各大都市，在编织个人人生梦想的同时，实现了自己从村镇人到都市人的转变。这样的社会经济生活背景，为《蚂蚁蚂蚁》三十年来的持续流行，创造了社会心理与文化基础。

今天回过头来探讨张楚的音乐，在其成名作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外，还应该关注他在这张专辑之前一年推出的真正处女作《一颗不肯媚俗的心》。这张专辑里的第一首歌，就是至今张楚仍然会在各类演出中去演唱的《西出阳关》。“西出阳关”的歌名本身出自唐人王维的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指向的是张楚在家乡陕西孤独无依的意象，直到今天仍然能激起每一位在家乡与“北上广”之间反复徘徊的追梦青年的共鸣。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古城西安的孤独感与文化中心北京的不断追梦，是理解张楚音乐作品的核心双城意象，至今不变。

我坐在土地上　

我看着老树上　

树已经老得没有模样

我走在古道上　

古道很凄凉　

没有人来　

也没有人往

……

我读不出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

我站在戈壁上　

戈壁很宽广　

现在没有水　

有过去的河床

我爬到边墙上　

边墙还很长　

有人把画　

刻在石头上

……

风吹来　

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今天再来聆听《西出阳关》，仍然会为其中丰富的“废墟”式意象和深切的文化反思所深深震撼。张楚的《西出阳关》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同样问世于1993年的西安，这两部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一直少有人探讨；然而如果对以电影《黄土地》、纪录片《河殇》等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做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与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国族文化反思的问题意识与创作自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绵延不绝的。张楚作品里的诗性与思想性，及其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的确应该被放置在更广阔的文艺与社会文化场域里考量。

而这种张力，在张楚的音乐创作中从未消退。以他在2018年底出版的最新专辑《一部分》里的主打曲《佛国记》为例——一首描述佛国极乐景象的作品，却在音乐现场演绎时采用了类似英国殿堂级摇滚乐队Pink Floyd的经典专辑The Wall里排山倒海式的激烈摇滚间奏——一边是佛国的圣洁安乐，一边则是这些国度被战争与杀戮、仇恨与贫困缠绕的不堪现实，张楚之于理想的坚守与其之于不堪现实的愤怒感，仍然清晰可见。

（插图：老牛）

「行」

一位创作者与时间之间的张力，早在数千年之前，就被那位被尊称为“孔子”的先贤一语道出——“逝者如斯夫”。时间的亘古流淌与滚滚向前，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身处时间长河之中的创作者，如何一直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如何持续推出记录时代之声的优质作品，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考验。

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创作步伐明显放慢，但跟早已偃旗息鼓的何勇和解散多年的唐朝乐队等红磡演唱会的同行者相比，仍然在创作一线奋战的张楚，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奇迹。至少在距今不久的2018年底，他还推出了由十首歌组成的标准专辑《一部分》，而在这之后，他还跟新工人乐团等后起之秀合作，持续推出单曲类作品。所有这些创作成绩已经着实难能可贵。

实际上，“逝者如斯夫”的时间定律，不只在考验张楚这样的创作者，也同样在考验如你我一般的聆听者。在追问张楚有没有创作出足够分量的新作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追问我们自己这样几个问题：你是否能在繁重工作和家庭负担的中年岁月里，一直保持对独立音乐的持续聆听与旺盛激情？你是否仍然还在关注热爱的音乐人和新兴的优秀音乐人？你是否能在音乐的聆听中保持青少年时期的感动、愤怒与热血？

有了这样的对照式反思，我们就应该对每次张楚的演出中仍然是《姐姐》《蚂蚁蚂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等老歌的反响程度最为热烈的状况保持几分包容与释然。很多时候，或许不是张楚这样的创作者自身没有新作，也不是新作不够精彩，而是跟张楚的日渐老去同时进行的，是我们这些听者的年轮渐加。跟着自己热爱的音乐人一起老去，这既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不也同时是一种可以珍惜的感动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或许无须去追问为什么《一部分》这样的新专辑没能取得它应有的影响力。单从作品的品质上来说，张楚在新专辑里的歌词表达比当年要直白和明亮得多，不再会运用太多朦胧而意蕴丰富的意象，而专辑的编曲也显得更加主流和保守。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新专辑反响平平的主要理由。新一代00后少年拥有比我们当年多得多的音乐与文艺休闲选择；跟我们当年聆听张楚、多少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认同取向相比，这张中规中矩的《一部分》，在文化取向的辨识度和音乐的独异性等方面无法再赢得新生代听众的关注与反馈，几乎也成为一种必然。

尽管如此，作为聆听了张楚作品三十年的听者，我还是会为张楚之于专辑《一部分》的简单阐释所深深打动。张楚如是说：“音乐的美使人难忘，音乐的诉求却充满矛盾，在没有解释出的那个空间，愿悲伤永被欢笑打败。”是的，当肆意歌唱《西出阳关》的青年张楚，在中年之时也需要以音乐之美迎合年轻听众的时候，这种“充满矛盾”的音乐诉求与用“欢笑”打败“悲伤”的心理平衡取向，不正是我们处处中正祥和、以“岁月静好”的心理暗示抵御中年困境中的“一地鸡毛”的最好表达吗？

如此，仍共鸣满满；如此，仍要对张楚充满背反性的创作努力，保有一份起码的尊重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