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郑重考虑“全民发钱”了

财经

2023-09-21 04:09

这是我从疫情期间就开始唠叨的话题，去年今年经济周期中下行的趋势压力传导到微观端，我坚定认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为全体国民发钱的方法是可以慎重考虑的。

今天我看到了顶级智库论坛“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的关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报告，执笔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其中关于促进经济活力提出的建议中，直接提出了“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第一条就是“全民发钱”。

你可以不信我说的，但是智库专家的建议是不是可以仔细看看？其实专家分析的跟我历史一系列文章中所分析的结论一样：全民发钱技术上可以实现，且压根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专家的建议比我还具体还激进，直接把数额都算好了——一人1000元，而且可以作为推广数字人民币的重要手段。

所以今天我再强调一遍我的观点：为什么我建议全民发钱，是因为我们一直已经在大规模“发钱”刺激经济了，只不过这个钱没有发到全民头上，反而被各行各业呼风唤雨的“龙王”们截流了。

所以你以为的“全民发钱”是生产端：要印出来大批钞票，让我们每个人资产或多或少的贬值。

但当下真正的“全民发钱”是分配端：那么多钱早就都印出来了，只不过要施展“乾坤挪移大法”，把钱散到所有人头上。

刺激经济的金融手段被“龙王截流”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疫情之下全世界贫富差距达到一个新的极值的根本原因。

2020年疫情引发全世界经济动荡，那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应对办法就是一个：印钱。大水漫灌滋润的是精英阶层，普通民众那里依然“干旱”：资本家们有一万种方法截流住放出来的水，但是普通民众依然没有钱去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最后漫灌出来的水只是推高了有价证券和土地的价格，进而引发通胀，让老百姓更加艰难。

疫情一年间，美国最富有的2%人群，资产普遍增殖了20%，福布斯富豪榜上个名次的财富全部都创下了历史纪录——就是第一名是历史新高，第二名财富也比历史上所有的第二名都有钱，第三名也是历史上最有钱的第三名……感受一下美国放出水来就是这个效果。而最贫穷的10%人群中，负债率上升了40%。

我们的经济刺激体系与西方并无二样，或者准确来讲，当年我们就是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好的坏的一起学过来了。所以在我们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过程中（通俗讲：放水），也同样会出现大量社会财富被顶层精英集团“截流”的情况，最终只富了少数人，整个经济完全感受不到刺激经济的正向效果。

我举两个例子，根据权威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同样在疫情第一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将萎缩23%，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将逆势上扬48%，达到3460亿元。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其实2025年这个数据还是保守了，因为疫情之下，富人精英阶级出国消费成本较高，所以纷纷选择在国内消费。2021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作为一个刚刚脱贫攻坚胜利的发展中大国，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就”，不知道谁家欢喜谁家愁？

在全世界奢侈品市场持续高涨的助威下，2023年1月18日，世界首富易主——法国路易·威登集团总裁贝尔纳·阿尔诺替代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成为世界首富。在近三年中，LV集团的股价持续走高，分析人士指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强势效益，更让投资者们对奢侈品集团充满信心。不知道读者朋友里有没有为LV总裁登顶世界首富助力一波“拼一刀”的。

另一则相关新闻，今年以来北上广深相关优质资产持续走高，顶级高端楼盘与全国趋冷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只能说明顶级富人手中的钱骤然变多了，在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并未有如与其一样刺激到实体经济，而是形成了一种“富人通胀，穷人通缩”的奇怪局面。

究其原因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财富的增长就是符合“马太效应”的。就像两个雪球一大一小，同时从山顶往下滚，大雪球接触面积更大，会粘上更多的雪；当从山顶滚到山脚下后，我们会发现大雪球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是小雪球的几何倍数。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财富的边际收益递增”。

在现实中的例子就是：当你有一两万块钱，大概也就能放到余额宝赚年化2%的利润；稍微高一点收益的绝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都是有门槛限制的，平均3%收益的就至少5万～10万起购了；当你的资产超过百万时，就会有更优质的理财产品供你选择，包括房地产等实业投资——这在资本没有达到一定数额时是无法做到的。

当你的资产超过千万时，你就成为了银行尊贵的私行客户，就会有各种定制的高收益产品供你选择；如果再上一层楼，就会有专业的高学历理财团队替你打理投资，你甚至连思考如何投资这种事情都不需要做了，可以选择变成一个彻底脱离劳动的“食利者”；当你动用十几亿乃至几十亿资产去寻求收益时，全世界最优质的投资机遇都将摆在你面前，成倍的收益率绝不是空想。

一方面，这是理论上的规则；另一方面，富人精英阶层所掌握的信息、玩弄的规则、践踏的法律、侮辱的道德，远远不是普通民众所能想象的到的。就像我在《门阀、财阀、学阀……打倒他们的第一步》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真正平民和精英之间的差距，是信息差和权力差——

他们有一万种办法把“放出来的水”截流在自己的池塘里，然而普通民众对此一无所知。现在的剧情不是“龙王卖伞”了，而是“龙王截流”了。

信息差我来举个例子，疫情之下各地政府都会发放各种优惠券、消费券、抵扣券，然而据我观察，要抢到这些福利，操作非常之繁琐，使用条件非常之苛刻，还要提前从各种拐弯抹角的渠道提前获知发放的信息。

那么谁真正最需要这些各种各样的券？真正贫穷的人有没有一个适合抢券的智能手机呢？真正困难的群众是否有人通知到他们获取消费券的渠道呢？那些老年人、残障人士，有没有人贴心的教会他们如何抢券、如何在哪些苛刻的条件之下使用？

别说这些真正的弱势群体了，就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搞不明白，搞明白了也抢不过那些真薅羊毛的黄牛。同理，富人精英阶级跟我们的信息差、权力差，比我们跟这些弱势群体的还要大得多。这样类比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龙王截流”的现象了？

那么比烂而论——与其现在这样让北上广深顶级资产价格再创新高，与其让奢侈品销售额突破历史极限，那还不如把钱发到每一个人头手里。

就好像面对疫情，最理想化的策略是“精准防控，动态清零”，但是实践到三年之后，似乎很难做到真正“精准”了，各地无一不是“层层加码，一刀全切”。所以刺激经济，如果能“精准滴灌”，通过在生产端产业升级、增加就业岗位、以点带面盘活全局，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不是……

所以就算是大水漫灌，“灌”到所有人头上，也比只“灌”龙王要好很多。因此，我的建议是根据客观现实，所提出的改良主义解决方案。

很多事情都是达不到一个理想态的，我在第一次直播里就吐槽过：有官方背景和优质资源的城投公司、融资平台，不想着产业升级，不想着在高新领域破局，天天想着跟地方银行勾搭炒地皮；占据了先发优势的互联网垄断巨头，不想着技术突破，天天想着玩金融、小额贷、社区团购割韭菜……它们才是最“躺平”的典型！那些媒体有啥脸天天指责年轻人“躺平”！中国的打工人明明是最努力的好不好！

所以既然做不到那么“精准”，至少做到“善良”一点，按人头发钱，就比只给龙王放水，要善良得多。

关于全民发钱的问题，还需要再澄清三个问题：第一，按人头发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因为这点狗屁小钱根本不可能带来通胀，跟M2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货币增量相比简直如池塘之于北海。就比如说吧，今年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75.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假如给全国14亿人每人一次性补贴1000，不过1.4万亿，这样差不多发整整一年，才相当于M2宽松一个月的增量。

虽然不能这样硬性类比，但这个对比可以说明，给全民发钱压根不需要额外放水，只需要合理调整货币增量的分配，更细化、更妥当地使用金融刺激政策。

而且这是一个经济常识，怎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呢？比如互联网大厂，会给员工租房补贴或住房无息贷款，结果导致离公司近的区域房租房价全面上涨，员工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全让房东赚取了。然后员工还得谢谢公司，觉得这是我们大厂才有的福利。

这就是一个简单经济学的常识：供求关系不变，员工手里突然多了一笔补贴或无息贷款，那么注定引起价格上涨。我们现在供求关系是恒定的吗？完全不是啊！现在是消费相对不足，尤其是普通人、穷人的消费不足。

假如按人头发钱之后，张三决定下馆子搓一顿犒劳一下自己，李四决定再填一点钱换一个新手机，王五决定给自己爸妈买套新衣服，赵六决定攒一点假期出去旅游……消费市场如此多元化，这样有个屁的通货膨胀啊？太瞧不起我们的经济体量了吧？难道真以为每个人拿了笔钱，全都一心一意买猪肉去了吗？

所以拿通货膨胀忽悠人的，全都是“别有用心”的经济学家们，他们颠倒了产生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纵观人类历史，通货膨胀的起因从来不是老百姓手头的钱多了一些，根源而是在各种各样怀有各种目的的“龙王”们。老百姓手里多点钱能引起通货膨胀，这也太抬举我们了吧，老百姓才值几个钱啊，你把我们全卖了也通胀不起来啊。

还是那句话，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误导大众太深了！他们只会站在有钱人、有权人的立场上瞎BB。

大水漫灌是一种金融懒政，可以类比疫情一刀切的举措；全民发钱虽然离精细灌溉相去甚远，但至少不至于让刺激经济的部分在富人层面就被截流了，比推动“高端资产泡沫”和“奢侈品繁荣”，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理想态：把截流的龙王都清理掉，让刺激经济的手段真正能刺激到经济中，而不是让龙王的财产又上了几个台阶，回头还吹嘘自己勤劳致富。

不过这就是另一话题了，没有剧烈的社会革命，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吐出嘴里的骨头？所以本文就探讨一个可以实现的方式：全民补贴虽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比只给“龙王”灌水合理得多。

第二，全民发钱都全没发钱？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但偏偏就有人这么说了。

同样一笔钱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你给一个快要吃不起饭的穷人发了一笔救急的钱，他会因为另一个亿万富翁收到了同样一笔钱，就相当于没发？还是在胡锡进眼里，穷人不算是人了？

第三，福利社会不会养懒汉！福利社会不会养懒汉！福利社会不会养懒汉！

这是新自由主义四十年，对我们价值观根深蒂固的影响，已经在很多人脑海中建立了“巴普洛夫反射”效应——以至于一旦有人说什么发钱啦，多放几天假啦，就会有人嗷嗷跳出来：养懒汉啦！养懒汉啦！

我在讲王宝强的电影《八角笼中》的文章《王宝强的《八角笼中》，揭示了哪些残酷的社会真相？》中，分析过大凉山的问题：

彼时新闻一火，就有无数网友指出，该地区穷，是因为某些“贫困山区民族劣根性”，比如不劳作、吸毒、犯罪等等。有网友说“当地人连赚钱的欲望都没有，稍微有点钱就在城区干道上三五人聚在一起吃土豆喝啤酒”；有网友说“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于领援助，不愿外出打工，反正躺着也能有饭吃。懒惰还滋长了吸毒贩毒、拐卖儿童的恶习”；更有网友直呼：“你的钱都捐给懒人用来买毒品了！”

客观来讲，大凉山的人民生活在封闭、交通不便的山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封闭，确实跟所谓的“文明社会”有很深的隔阂，也因为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甚至陋习，加深了外界对他们的误解。

但是，一旦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凉山的人民绝不是网民口中的“不愿外出打工、躺着过日子的”形象。据2010年的数据显示，仅珠三角地区，就有超过三十万的凉山彝族人务工，每年在东莞都有彝族人火把节活动，这就是他们背井离乡努力追求新生活的证明。早在2008年舆论风口浪尖的“东莞童工”事件，就是用的大凉山的孩子们。

然而“肯工作”从来不是和“能脱贫”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我们对于大凉山等贫困地区的支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在东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是四十年来最恶毒的一句话——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

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

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

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es）一书作者，美国学者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调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济生存的失业者。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诸国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失业和失业人口的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她的结论言简意赅：“在我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存在‘底层阶级’的独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绝工作的文化）”。她的调研证明，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并没有满足于社会救济，只不过难以找到——因为他们要么缺乏相应的技能，要么没有能让他们找到工作的社会关系。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欧美国家两个时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献研究，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一项名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调研和欧共体入户抽样调查(ECHP)。他的结论和莉迪亚·莫里斯相同：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寄生虫”——也就是长期失业群体，在对待工作态度上与工薪阶层没有任何区别，长期失业群体只有两大特性区别于主流群体：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的朋友圈与交往对象也同是失业者。加力同样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底层懒汉文化”，因为调查显示失业者对于工作的渴求与一定要参与工作的决心甚至远超工薪阶层，只是上面的两种特性限制了他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

英国学者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从来没有普遍证据证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撇开那些引起轰动的报纸头条，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依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选择。”他用一句话形容那些道德败坏、靠欺骗来获取社会福利的“懒汉”在失业大军中的比率：非常极端，忽略不计。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则从女性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而认为单亲母亲更乐意于依靠社会救济而生活——这一社会普遍观点，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必须要为单亲母亲澄清这一污名。

华威大学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学出身，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不能失业，一旦他失业一年以上并领取救助金，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从而影响他再找到工作。

展现类似问题的还有日本NHK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其中一位女性失业者，连续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领取救济的身份遭到了歧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一旦失业者领取救济，他们就被打上了“自甘堕落的懒汉”“福利社会的蛀虫”等符号，于是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成为一个荒谬的死循环。

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中，通过贫困家庭被社会排斥的各项指标，提出了“被剥夺指数”的计算方法。他认为，政府给予长期失业群体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据他的计算至少低了50%以上。

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过上不被社会排斥的生活，才能让他们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轨，才能让他们的子女顺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让贫穷代际相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拆除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裁员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国家福利的失业群体，受到了就业市场严重的歧视与排挤，更重要的是这种排挤并非“天然的”或“必然发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没有到位导致的。他们即便是国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时依然远远不如其他阶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会受到边缘化排挤。

我们固化印象中，“福利社会养懒汉”的概念很多源自于欧美国家街头的流浪汉群体，看他们每天晒晒太阳，领领救济，似乎优哉游哉没有任何工作的动力。但是，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的美好。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调查了本国流浪汉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调查显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中，有超过25%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过一段时间；80%的街头露宿者都至少成为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过莫名的暴力袭击——可能仅仅来自于路人的仇恨，但这其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选择向警察报案。

同样，调查的结论还是，政府对于这些边缘群体的福利与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还不仅如此，贫困哺育着贫困，底层深陷于底层：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追踪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儿，并把他们的父母财富和地位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等到了1996年，这些新生儿们26岁的时候，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属于第一阶层或第二阶层的年轻人群体，失业率远低于其他三个阶层；而父亲属于第五阶层或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年轻人，有着最高的失业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工作。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项研究成果能够支持“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严谨一点说，“高福利导致底层人民普遍丧失工作的动力”这一观点。与此完全相反，从欧洲到美国，从80年代到21世纪，涵盖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所、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政治学家、左翼学者、媒体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研究，反驳此观点的研究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