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夏令营，容下了不被认同的城市人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一场特殊的旅行，即作为讲师参加了一期位于南方某乡村的“野生”夏令营，在九天八夜的时间里，40名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学生、大学生、工作党聚集于此。我发现，这些学生们参加夏令营的动机远不仅仅是学一门课，在这个暂避现实的空间里，他们将标准化的生活撕开了一道细长的裂口，让压抑在内心的隐私与困顿滚落而出。
文｜西洲
一
火车门打开的时候，南方特有的濡湿潮热扑面而来。7月中旬，我们两名讲师与六名学生从北京抵达了南方地区某座距离城市40公里的一处村落，开始了这次人文社科课程的夏令营。
大多数的暑期学校都是大学或教育机构主办，但这一夏令营是一群人文社科爱好者自发举办的，开设的是各类人文社科入门课程，讲师则大多是在读或已毕业的硕博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兴趣旅行小组。
夏令营的招生对象一般要求是16到24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但营员的实际构成更多元，比如我参加的这期，共有40名学员，女生的数量远多于男生，有国内普通高中和国际学校的高中生，海内外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几位已工作人士，包括连续报名的中学数学老师，请年假的上海金融从业者。
柯安正在美国读高一，是6月底看到的招生简章，招生简章5月底就发布了，当时已经满员，柯安只能排队，直到到有人退出后才报上。不过，火爆的不仅仅是这一间夏令营，根据携程数据，今年“暑期研学游”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超过30倍，市场规模达到1469亿元，同比增长61.6%。
即便如此，我加入的这个夏令营仍然引人好奇：年龄和履历跨度如此之大的一群人为什么能聚在一起，他们各自想从夏令营中得到什么？
不同于高校暑期项目里窗明几净的教室与舒适的校园环境，这间夏令营开展于一座山村，学生们分散住在四间村民经营的民宿中，去教室时要走过窄而起伏的村道，穿梭在广阔稻田与青山白云之间。集中上课的教室，是一家民宿后院的平房，外面就是树林。
夏令营开始前，同学们在微信群发自我介绍，大家用的都是网名，学业经历写得有繁有简，但展现性格特点的MBTI类型，几乎没有一个人漏掉。更引起我注意的是，有几名同学毫不讳言地介绍了自己复读、抑郁症、酷儿等经历。
夏令营一共9天，开闭营两天，剩下七天要上五门课，三小时一节，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课。因为专业所长，我开设的是一门有关亲密关系的课，备课时，我重新翻阅了上学时的专著和文献，想用学术理论，把每节课都塞得满满当当，以防冷场。
但实际上，作为最受追捧的一门课程（有30多人选课），从第一节课我抛出引子暖场开始，学生们的讨论热情就超乎了我的预期。我先是欣喜，但很快发现，大家的话题迅速转移到零散的个人经历，如对恋父情结的困扰，如面对开放式关系时的无措，如有的男性说“不能理解女性主义”。 几乎没有人想讨论别人提出的问题，大家都是不断另起炉灶，抛出自己的故事，让课堂上的问题一个叠一个。
45分钟过去时，我刚把PPT的序言讲完，我心里焦急，加快了讲课速度，想压缩讨论时间，结果我明显感到，学生们开始躁动不安，注意力也从PPT上游离。下课后，有学生找到我，说第一节课的发言很尽兴，第二节课却总在听学术理论，有点遗憾。
当天晚上11点，课程助教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学生们觉得，老师“太想把课讲完了”，但他们更想多花时间讨论。后来另一位讲师章菱告诉我，她也收到了相似的反馈，只好在第二天的课上调整比重，讲了1/3的课件内容，剩下的时间都留给营员自由讨论，结果学生们聊天聊得很开心。
作为讲师，我和朋友在微信上倾诉自己的沮丧，朋友安慰我说，有些营员也许来报名暑期学校只是想和同龄人多聊天而已。
二
其实进入营地之前，我设想过，自己的职能就是讲课，每天三个小时，剩余时间自己支配。结果真到了营地，我发现自己自由行动的时间甚少，因为总被拉去加入一场场聊天。看起来，这些营员太渴望跟人自由讨论，自由交谈了。
和很多的暑期项目一样，其实这次夏令营的课表安排得非常严密，但很多人好像并不打算执行课表。有一天在我上课结束后，两名同学拉住我闲谈，眼看下午的课程就要开始了，但他们聊天的兴致正浓，于是果断决定：“不去上课了，还是聊天更有意思”。
拉我聊天的营员中，有一位是程黎，她刚刚从北方的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即将去中部地区的一座五线城市担任高中政治老师。她说自己来参加夏令营，并不完全是对课程感兴趣，而是想认识“也对这些课感兴趣的人”。
程黎说，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发现，自己与周围许多人的想法格格不入。比如她毕业的高中，每个年级有20个班，一个班最多有96人。学校曾有学生自杀，连续几天有家长堵到校门前讨说法。学校因此放了几天假，复课时，程黎处在死亡带来的震惊中，却听到同学说，怎么不多闹几天，真不想来上课。
这种无法找到共鸣的孤独感，在程黎的大学生活里延续。她是定向师范生，90余人的大学班级里，大一自我介绍时，包括她在内，有5名同学说喜欢看书（除了她，其余4人爱读的是网络爽文），其他人则是爱打游戏，要么“没有兴趣爱好”。程黎说，她太想找同频的人说说话了。
我和程黎交流时，邻座的一桌桌，都是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在交流的营员，大家的对话都持续得特别久。看到这个场景，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准时出席课程的营员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散落在村庄的各个角落，进行着在各自在现实生活里无处可寻的对话。
我回想起在夏令营第一晚，当时我带领八九个同学，围坐在民宿的客厅里破冰。最初，我试图用“聊聊为什么来参加这个项目”简单暖个场，并猜测着会是一场众乐乐的礼貌社交。但他们很快进入了一种惊人坦诚的状态，向几乎还是完全陌生的彼此，展现出了自己脆弱的一面——比如离婚的父母，多胎兄妹中的边缘女性，强调实用性的学科与行业中的人情冷漠，被看成是“矫情”的心理健康状态。
另一位讲师葛萱有一天也被拉入一场夜聊局，她性格活泼，成长经历简单，也许是因为烦恼相对稀少，她的自我叙述被快速跳过，而后无人问津。她后来感慨，与营员的交谈，颠覆了她对“当代年轻人”的认知，“没有想到大家的经历这么多元，也没有想到，大家这么不快乐。”
夏令营结束后，我重新复盘，才意识到，在夏令营里，尽管每个人都见到了真实的对方，但对彼此的了解却是网名与选择性讲述的身份。在“网友”身份下，许多人愿意坦诚地讲述隐私与苦痛，以此寻找真挚的共鸣，这是他们在“礼貌”的现实社交中和日常生活中无法找到的东西。
我想起，我的课件里有一节讲到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的伦理。美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陌生人身上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既似近实远、又似远实近的社会关系。当个体之间非常熟悉、或素不相识时，羞耻感不大；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处于中等距离时，最容易产生羞耻感。
除去线下营地外，组织方还会在平时开线上课程，不过线上课的学员满意度不及线下。原来除了网课本身的低效，对这些营员而言，能与其他人共处更加重要。大家不问来路，不问归处，在一期一会间，倒是获得了短暂倾吐烦恼，而不被现实生活的条条框框苛责的空间。
三
柯安最初报名时，是想初步了解营地开设的人文学科，为将来报大学专业作参考。闭营后，她感叹学术收获有限，倒是非常满足于与许多人真挚地交流过，说没想到短短一周，能认识如此多愿意敞开心扉的人，“在以前参加的大学夏令营结束时，我只会想‘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但我也不会想你的’，但现在我很不舍。”
程黎则觉得，这次夏令营的经历，让她确认了，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坚持生活下去，即可以继续爱读哲学、读社会学，关心人文艺术，因为结识的很多有同样想法的人给了她勇气。
但并不是所有人的体验都很好，前面提到的讲师章菱在课程结束后就说，今后不会再考虑参加这种类型的暑期学校。她是一名准博士生，看重学术的交流和碰撞，因此对这次夏令营之旅感到有些遗憾，“有些时候他们（营员们）太在意自己的世界了，但如果你不去感知外面的世界，是没有办法去很好地理解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
我大致能理解章菱的意思。这次夏令营驻扎的地点，是一个正在转型的村庄，因为空心化、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等危机，几年前，村子试图转型，吸引艺术家和展览前来驻扎，也在发展如观虫鸟、工艺手作、农事采摘活动等类型的产业。
看起来，村子已经转型得比较成功了。村子东边有咖啡馆，装修得文艺精致，一杯拿铁卖28元，还卖25元的冰箱贴，是营员们最爱聚集聊天的地方。此外，村里还有新建的图书馆、自然学校、访客中心，这些地方经常能看到化着精致妆容的女性和胸前挂着相机的男性走过。
但进入村庄更深处则会发现，这里白天的道路上总是人烟寥寥，因为本村青壮年大多已外出务工，只留老人在村中留守。村庄的中心地带，虽然挂了“CBD”牌子，但面貌与热闹的“网红”区域截然不同。这里的超市和饭馆都很陈旧，雪菜肉丝面10元一碗，顾客绝大多数是本地中老年男性，他们穿着久洗的汗衫，面部布满沟壑，点满一桌的菜和酒，大声地攀谈。
组织方一开始鼓励我发动营员们去村子里进行田野调查，比如问询这里的数字游民如何关注亲密关系，村子里的老人们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但营员们看起来对此毫无兴趣，闲余时间，大家更爱去看水边的青蛙和萤火虫，看艺术展上的编织和竹艺，几乎无人谈及这里的本地村民。
在夏令营的特殊环境下，人和人的关系曾经无比亲近。而当我一个月后再找部分营员询问时，得知大多数人之间已经鲜有联系，仅余下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不是在那种非正常的生活环境下，很难继续保持交流。”柯安说，随着时间的冲淡，她体会到这种交情很难刻意留住，尽管仍有不舍，却勉强不来。“大家仍是要回到各自的人生中，继续做各自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柯安、葛萱、章菱、程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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