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大国文脉：他在故纸堆里缝补千年

公众号新闻

2023-09-25 13:09

全文共6782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编者按：时间的长与短、慢与快，在不同的个体之上，似乎不是同一种计量单位。过去四十年里，经邱晓刚之手“起死回生”的古籍大大小小有成百上千本。古籍修复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很长，望不到尽头。和流传千年、浩如烟海的古籍总量相比，放在一千年的维度中，四十年的时光只是一瞬间，是历史长河中河床沉淀下来的一粒沙。
可是，对于邱晓刚而言，四十年的沉淀是什么呢？它造就了大国工匠的精妙技艺、古书“全科医生”的品格和医术，让21世纪的文明和工艺打破了时间的次元壁。在故纸堆里，他围着那块四四方方的桌案打转，凝神静气，修旧起废，缀连古今，在指尖的毫厘之间守望文明，对话千年。
邱晓刚想要成为那粒沙子。古籍修复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大概就是明知“生也有涯,而古籍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文由厚工坊、南方周末、优酷联合呈现，讲述古籍修复师邱晓刚修书也修行的故事。泛黄的旧纸张里蕴藏着千百年来的积淀，属于厚重静谧的、中华文字的力量。时间可以让生命共存，让传承丰厚，让力量永恒，而后，生也无涯。

文｜林艾

编辑｜田淮南

大国厚工守护人保剑锋，带你了解匠人的世界。

邱晓刚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一眼望去，一张巨大的桌案算是最占据视觉重心的布置，身后是一幅写着“厚德载物”的书法，其中“厚”和“物”二字的笔力格外遒劲。

63岁的邱晓刚坐在大方桌的正中间，屏息凝神，伏案拨弄着泛黄的纸张，镊子在指尖轻捻，游走于破损不堪的书叶竹纸之间，薄如蝉翼的纸屑被层层揭开，纸浆从滴管中有节奏地往下落，嘀嗒、嘀嗒、嘀嗒，提醒着人们时间仍在流动。

那张案几见证着岁月，也像是古籍修复行业的隐喻，他在故纸堆里日复一日，埋头一坐就是四十多年。

邱晓刚有很多身份，他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江苏省非遗传承人，同时兼任着南京非遗专业学院纸质文物修复课教师。

文以载道，卷帙浩繁的古籍之于人类文明而言，不仅是前辈书写的翰墨精魂、历史积淀，厚重的中国文化凝练于宣纸书叶，也是绵延千年以飨后人的悠久记忆和文明脉络。

时间流逝，历经岁月风刀霜剑的磨洗，书籍、纸张也会衰老、生病，渐渐残破不堪，于是古籍修复师选择负起千钧重担，把尘封了漫漫岁月的古籍，一本本修缮完备，赓续中华文脉，在毫厘之间，让历史重现于世人眼前。

一本受损的古籍从开始修复到完成修复工作重新入库之间隔着数十道工序，这意味着修复是慢工、细活，急不得。

在快节奏和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他们选择了慢下来，一点一点地修补文化记忆。当然，在一切实体都在数字化、虚拟化、电子化的当下，这免不了招致许多外界的质疑声——如果我们有了可以留存、记录、流传古籍文本内容本身的方式，它的有形实体是否还有必要花如此大的气力去“还原”？

——为什么没有呢？

邱晓刚觉得，它是一种文化载体的延续，对后来者而言，书上一次次被前人修复过的痕迹都会在那里，留下文明原来的样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传承？

初识古籍保护，片纸只字皆是生命

古籍修复是一项技术活儿，“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是古籍中书写和流传下来的对于修复师的标签和要求。

古籍修复师不仅需要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典籍版本和装帧形式熟稔于心，还需要了解各个时期的典籍所用的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娴熟的技艺、高超的手法更是重中之重。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起手落笔皆是学问。

在他们眼里，片纸只字皆是生命。而他们则像是古籍的“全科医生”，妙手回春，为古籍续命，让沉睡的古籍“起死回生”。

受父母工作的影响，邱晓刚从小便在潜移默化中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爱与人打交道，古籍修复的工作正好能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修圣贤书”。1979年，21岁的邱晓刚如愿来到图书馆工作，从装订厂的切纸、切书工作做起，逐渐熟练掌握了精装书修复成品前的每一道工序。

1980年，邱晓刚（右一）与在上海图书馆一起学习的老师与同学

1980年，通过一个契机，邱晓刚跟着老师潘美娣在上海图书馆学习了半年，算是初初入了门，回南京后便开始从事古籍修复工作。1982年，当听闻行业内名声赫赫的张士达先生开班授课——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记得，从上海培训回来后他向馆里作汇报，馆长拿出一本书来，“这本书是你师父（潘美娣）的师父修的，上面有他的签名。”

他还记得那是部宋刻本，按理说，存世极少、寸纸寸金的宋刻本是尤其不允许随便签名的。

“其他人不可以，但唯独修复人员是可以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的。但不是谁都可以，你要达到那个水平。”馆长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什么时候能把名字留在书上面。”

那个名字便是张士达——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被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

邱晓刚听到培训消息的时候，培训期只剩下最后半年，但他还是即刻动身前往江西，申请加入学习，成为了张士达的关门弟子。

邱晓刚（右一）与被誉为“一代国手”的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左一）

他是带着很多困惑来的，比如当时行业内意见分歧正盛的问题 ——“选择用传统手艺的面粉浆糊还是化学浆糊？”

选择传统浆糊的认为化学浆糊会对古籍本身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且传统技法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比起化学浆糊，更重要的是它操作可逆，未来若是有了更好的修复材料，随时可以揭裱后重新来过；选择化学浆糊的则看到了“甲基纤维素”本身的防霉防蛀特性。两派之间各执己见，业界多年未有定论。

他主动承包了每天送老师回家的机会，想要“近水楼台”地在紧迫而有限的时间里从老师身上多学到些什么。他确实学到了很多，虽然关于那个萦绕心头的问题，张老师也并没有传授给他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从张士达先生身上，他看到了老一辈人中稀缺的品质——先生已82岁高龄，却还能接受很多的新鲜事物，思想开放、包容、不固执，敢创新，无论是“蝴蝶装金镶玉”的修复装潢技艺，还是“纸浆修复法”的思路发明，都在不同时期对古籍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浪漫的日常里，与厚重的历史对话

明代周嘉胄曾有著作认为“古籍重装如病延医”，其中记载：“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也因此，直至今日，古籍修复领域也遵循着这一原则，如果没有切实有效且可靠的技术和手艺，宁可保留原样不动，也要避免破坏性修复。

古籍本身就有文物属性，相比文物而言，它又多了份文献价值，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然而，在岁月的侵蚀下，因为不恰当的湿度和温度、光照辐射、空气污染、微生物和虫害等，保存下来的古籍大多伤痕累累，出现书口龟裂、酸化老化、污渍水渍、缺损破洞、虫蛀鼠啮、焦脆发霉、表面污损、断线破皮、使用磨损等等“常见病”，让它们危在旦夕。而通常来说，一位有经验的修复师大致瞄一眼，“望闻问切”中只需“望”一眼就能判断出古籍的受损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修复方案。

在旁观者看来，在文化纪录片里，在人物专访里，古籍修复师顶着“大国工匠”的光环——匠人、匠心、文化传承者，指尖有绝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淡泊，修复旧时光，让历史重生。但事实上，古籍修复工作仍是冷门行业，大多数人打量这一切的眼光是复杂的，混杂着仰望和躲闪，选择敬而远之。

实际上，从业人员的生活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背后的某些艰辛处境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没什么“钱景”的行业，从业人员待遇不高，一生清苦无闻，也不容易出成绩，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纵然有前来体验、实习者，能够留下来的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一部古籍便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光景。书要一页一页地修复，普通线装书的缝线可以用剪刀，古籍善本则要手工拆。虫蠹的书叶千疮百孔，被水浸透的古籍抽去积水后犹如一块块“书砖”——霉变严重的书可能是粘连在一起的一坨，拆分书页之前要包上毛巾，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蒸笼里蒸，再揭开、晾干，才能把整册书籍分解成单张的书叶。

还有更多的艰辛不为人知：古书拆装过程中会遇到大量的陈年霉菌、灰尘、微生物虫卵等，却不能戴手套，很多老师傅赤手接触多了，打喷嚏、犯鼻炎、过敏都成了职业病，胳膊上一层层蜕皮；有些古籍用朱砂墨写就，挥发后进入呼吸道，便会积久成疾；因为需要长期保持伏案的姿势不变，几乎所有的修复师都有颈椎和腰椎疾病。邱晓刚也不例外，年轻时体质好不觉得，而今各种疼痛都找了上来。

这份高风险、低回报的工作，若非真心热爱，少有人能坚持下来。而邱晓刚是个执着的人，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切书切掉了“一个半字”，从上午8点找到下午，在垃圾堆里面翻，找到后再把它拼接成原样。

他笃信着“干一行专一行”、“择一事爱一生”，从清晨枯坐至黄昏，只沉浸于古籍的世界里，数十年如一日。

将耐心赋予时间，用时间踏出创新路

受两位老师的影响，邱晓刚有个工作习惯——“回头看”，修完的书，他会在三五年后再调出来“复诊”：之前的修复是否还有效？有没有新的虫蛀、霉变现象出现？

细究发现，那些新的虫蛀都集中在了用到糨糊的地方，且非小概率事件。这不禁让他对之前的修复方法产生了怀疑，也开始反思：如果行业内普遍适用的方法被证明有缺陷，那每隔三五年，修复过的古籍都要面临再次修复，这样无休止的无用功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他开始把这件事和之前毛俊义先生在做的纸浆修书实验联系起来。毛与潘美娣同届，也是张士达的学生，其实早在60年代他们参加学习的时候，张士达便在课堂上提起过“纸浆修复”方法的可能性，只不过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这一方法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和实践投入。

想起来这件事，邱晓刚致信请教张士达，老师在信中明确回复，“这是个很好的思路，希望年轻人能把这个做起来。”

事实上，纸浆修复就是通过模拟传统手工古籍的纸张，在破损处重新制一张纸填补，原理并不复杂，但需要大量的实验、时间的验证和资源的支持。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需要分析原书纸张的成分。

古籍破损后要用新纸粘补，选择新的配纸时需要与原纸的原料相同、颜色相合、厚薄相宜、帘纹相近，有时还需自己染色。在缺乏科技仪器和分析手段的当时，邱晓刚只能凭经验，通过肉眼识别、手摸的办法来判断纸张的纤维成分。

从1983到1992年，张先生回信中那句话带来的巨大鼓舞，促使邱晓刚坚持研究了十年，终于将纸浆修复技艺落地实践，并通过了江苏省文化厅的鉴定。

而今，纸浆修复并没有被大规模推广成业界的普遍方法，但每次当传统方法可能走不通时，尝试纸浆修复，或许能豁然开朗。最近，邱晓刚把纸浆修复引入到民国文献的修复保护中，他手上这些民国时期的报纸双面有字，但因受潮霉变而变得无比脆弱，一触即碎，如何在揭开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减少破坏？

这时，纸浆修复不仅可以控制“厚度”，还可以省略“敲平”工序而避免古籍的二次损伤。在邱晓刚看来，纸浆修复法很多时候是兼具了效率和成本的最优解，这是老工匠人凭借多年的沉淀和岁月的雕琢，在漫长时光里积累起一摞摞厚厚的实验败绩，又用它们一点点铺垫成了这条最终被证实的创新的路。但古籍修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过程。自90年代至今，邱晓刚在不断地寻找纸浆修复法的更多可能性，也做过很多神奇的探索——比如，用什么机器来打纸浆最好？

他试过打蛋器、搅拌机、豆浆仪等，最后发现，榨汁机最好用。

但机器不是最核心的要素。古籍修复是讲究分寸、尺度、经验的艺术，书页似有千钧之重，火候差别却只在毫厘之间。机器无法完全模拟人的手感，只能依靠一代代的修书工作者言传身授。

在更多可以实现技术工具替代的细枝末节中，这些年邱晓刚见证了实践中的技术进步、古籍修复行业的承前启后——技术终究为人服务，如今已经有了可以实现外部环境恒温恒湿的机器、纸张检测设备仪器等。把破损的书页放在里面，原材料、品种、颜色成分、耐折度、长度、克重等，就能一目了然。机器对纸张的精准分析，让古籍修复师们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形成对纸张的认识、需求和选择方案。

采用纸浆修复法在90年代修完的一部古籍至今已有三十余年，邱晓刚仍然在不断地“回头看”，以时间的轮转验证着方法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地向前看。他没有停滞不前，没有寻求捷径，而是希望不断地超越自我，纵向升级。

实现了老师当年未曾完成的设想，邱晓刚觉得这是一种传承；而他的学生举一反三，提出用钱币的纸浆来作修复，这也是一种传承。传承和创新相生相伴，始终是一路走来需要不停琢磨的事儿——这其中是一种大国工匠的敬畏感。他们专注于打磨、修正，需要谨慎、精细、经验、远见，将耐心赋予时间，用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秉轴持钧，“压金线，做嫁衣”，以时间的淬炼换来“厚工”二字。

守护文脉，予岁月千钧使命

眼下，邱晓刚工作的一大重心放在了培养学生上，把拿手绝活儿教给年轻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古籍修复行业，以创新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发展来守护古籍，守护文脉是他的愿景。

令邱晓刚忧心的是，古籍修复动手能力和就业市场需求的脱节，学生们需要能力，需要学历，也需要一个平台。2001年，邱晓刚与其他两名发起人在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设立了古籍修复专业，使古籍修复技艺从传统的师徒传承走上规模培养之路。

一批批年轻人确实从这里走出来，走上了古籍修复岗位。许继香是莫愁中专第一届古籍修复专业的毕业生，如今已选择回校，成为莫愁中专古籍修复中心的技术负责人，将古籍修复的专业知识传递给更多有志于此的后辈。

二十余年间，古籍修复行业的状况也有了不少改观。

有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280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古籍超过5000万册，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但全国范围内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士不足100人，学历以高中、大专为主，年龄多在40岁以上。按照专业修复师的人均效率，一人一年可修复100册/件古籍，加上古籍一次修复可延长的“寿命”，好像永远也修复不完。

同年，由国务院办公厅主持开展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被提上官方议程，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事业迎来了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

2008年以来，保护中心已经举办了多届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提高班、研修班，培训修复人员近千人次。通过在职培训、师徒传承、高校教学等多措并举，古籍修复师的队伍中，年轻人已成为主力，人数激增了10倍，且半数拥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过去几代古籍修复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出完善的修复理念，2012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古籍修复案例评述》将它们作为古籍修复工作者应当遵守的规范、原则和标准，以文本的形式明确了下来：“修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

2016年，厚工坊薪火文化公益基金会联合南京大学图书馆，捐建了薪火古籍与民国文献修复工作室暨薪火历史文献修复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让高校古籍修复的师生可以拥有更好的环境和设备，为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其核心精神，“薪火是一种态度，一种虽渺小但尽我所能的态度，我们依托于中华传统文化而生，就需肩负承前启后传递薪火的责任。”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从曾经的学徒成长为如今的师者，像邱晓刚、许继香一样的古籍修复师还有很多，也正是这些大国工匠的坚守传承和锐意创新，终究让文脉流传，让古籍修复和保护行业等来了柳暗花明，也让中国的古籍修复被国际认可、学习和效仿。

古籍修复，是快与慢、速度与时间的拉锯战。一方面是大量等待“抢救”和“治愈”的古籍与人力修复效率之间的矛盾，修复就是与时间赛跑，古籍修复需要快一点，更快一点；另一方面，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修复工作本身，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急不得，古籍修复需要慢一点，再慢一点，需要耐心和时间，静下来才能与岁月交手。

我们通常可以用“厚度”来形容什么？它是一种尺寸和丈量单位，一本书，一沓纸，一款手机，一次降雪；也是丰富性的意指，一个人物角色，一个故事背景，一份历史记录，是时间来过、投入、留下的证明。

在历史的刻度里，时间是让古籍愈发珍贵的东西，但古籍的留存过程同时也是与时间对抗的过程；时间让邱晓刚有了更多机会与古籍相伴，但同样也是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间本是无形的，它没有厚度，亦无重量。但那些手工修复的古籍，因为修复专家们的投入，被倾注了独一无二的温度，便有了分量、力度和厚度。

创新与沉淀并非反义词。秉持初心，不负厚工精神，四十三年如一日地扎根于一个领域深耕，纵然再难，再慢，对于邱晓刚等古籍“全科医生”而言，也是要做的。他把自己积累了半辈子的经验和技艺倾囊相授，如果把眼光视线放得更远一点，而今所做的似乎只算得上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但后来的年轻人都能通过这个平台，打下良好的基础，接过这一棒，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并锚定更雄伟的高峰，拓深历史的纵深，垒出隐蕴于时间背后的隐秘而伟大的厚度和力量。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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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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