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时代下的中产阶级
导读
1989年，日本三菱集团旗下的“三菱地所”，斥资2200亿日元（约合当时的14亿美元）天价，买下了纽约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这座坐落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巨型建筑一度被许多美国人视为“美国精神象征”的符号。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事件甚至被看作是日本兴起、美国衰落的象征。
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界活跃数十年的王牌记者永野健二看来，这一事件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癫狂时刻中，日本经济出现巨大泡沫的象征符号。在拿下洛克菲勒中心大厦之前，“三菱地所”一直是日本三菱集团的“房东”——因为其长期持有大量土地，“三菱地所”进而成为日本地产的“带头大哥”。
极富讽刺意味的一幕是，“三菱地所”在当年的日本泡沫经济时代里属于后知后觉者，这家三菱旗下经营地产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日本房地产的龙头老大哥，彼时偶然因为永野健二所在的日本著名财经媒体《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本来以为自己账面上所持有的土地与房产的评估值几乎是零，然而在疯狂的1986年以后（日本经济泡沫最疯狂的时刻），其地产的时价估值就达到了惊人的7.75兆亿日元（约合当时的5300亿美元）。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当年一位投资者以当时三菱地所股价的双倍对其进行公开收购，那么，除了获得这家王牌房地产公司的所有资产外，这位有洞察力的投资者还能为新东家留下3.5兆日元（约合220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
作为一名日本证券界的明星记者，永野健二在他的回忆录《泡沫时代——日本迷失的原点》中见证并记录这百世难见、百思难解的奇特一幕——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在忙着联合各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土地融资服务，在银行这一资本媒介的催化下，日本东京的“地价与股价相互影响、交错攀升”这真是人人为之癫狂的财富天降时刻，也是永野健二称之为所有日本人都迷信“土地神话”和“银行不倒神话”的全民暴富之狂欢时刻。
等到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就跌入了上世纪90年代的“失去的二十年”，人们才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泡沫的推手和炮制者：从政府决策者、大企业高管、银行白领到每一位中产阶级。可是当泡沫散尽，输得最惨烈的，依旧还是无法中途离场的中产阶级。
见证日本财富神话和泡沫奇迹的，远远不止忧国者永野健二，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异国情调”生活研究者——傅高义。当然更包括每一位日本中产阶级。
1957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准备开展博士后研究，他的老师、美国杰出社会学家佛洛伦斯·克拉克洪谆谆告诫他：别看你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学位，其实本质上你“完全是个乡下人”——“你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过。未在另外一种文化生活中的你，如何理解美国社会？”
异质文化中的他者效应，要求研究者必须找到一种历史或者现实中的截然不同的参照物，才能反观诸己。1958年，“乡下人”傅高义牢记导师嘱托，带着妻子和一岁多的幼儿来到日本东京涩谷，第二年又搬到东京的乡下千叶县，两年后，傅高义的成名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完成初稿，并于1963年正式出版。
这一次，傅高义踏准了节奏，赌对了自己的学术命运。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观点，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日本、美国连同欧洲大陆都迎来了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辉煌30年”，这段自工业革命以来呈现加速度最快的经济高增长阶段，在人类社会还是第一次，在“辉煌30年”中，美日欧等若干发达工业国家人均产值增长率每年都超过了4%，从而带来了重大而惊人的社会变革，而中产阶级的浮现，就是这重大变革中的一个显要结果。
经济高增长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大范围内的扩散，促进了社会平等，还带来了人口激增、传统方式继承财富的人社会地位和权力下降，当然还有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当小业主和依靠遗产讨生活的没落贵族渐渐黯然褪去，在大公司和政府机构谋得一份稳定而光鲜工作的白领们被称为“时代之选”，中产阶级也就从这里出发，闪亮登场。
从1960年-1975年的15年期间，傅高义几乎每年至少会去一次日本，一般都会待上一两个月。他不仅第一次以民族志的方式“深描”了当年日本社会正在浮现的新中产阶级这一崭新群体，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更成为他第一手的研究案例和灵感来源，1979年他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其后又将就研究视野扩展延伸到中国，分别于2002、2011和2019年出版了《中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傅高义以其一以贯之的勤奋和敏感的专业精神，及时捕捉到了东亚社会变迁中的诸多富有深远意味的珍贵图景——有关于日本刚刚出现的新中产阶级的、日本经济泡沫之前正经历增长奇迹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持续了“失去的20年”间困顿挣扎的，以及21世纪中国作为追赶者和超越者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重重叠加在一起，正好构成了20世纪中、日、美三个不同国度中城市中产阶级的命运变化和社会角色变迁的大宽幅实景画面。
傅高义对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社会经历二战败局后重建新秩序的研究，明显受到美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代表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出版于1951年）的影响。傅敏锐地发现，日本社会在战后重建新秩序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就是“新中产阶级大规模出现”。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他遵循了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的严格定义，将日本社会旧有的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派的中产阶级，而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催生的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则被统称为“新中产阶级”，或者叫做“工薪族”（salaryman）。
日本新中产阶级区别于老派社会阶层的典型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工薪族的崛起，不仅仅在于其薪水的多少，而是雇佣他们的超级专业复合体大公司这一新型社会组织；其次是在新的社会网络中，日本战后出现的新中产阶级不仅意味着一份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普通大众们所向往的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第三点更加带有日本社会的固有传统和文化价值——日本新中产阶层的出现，非但没有带来严重的阶层对抗和冲突，反而以一种文化扩散的方式，成为了社会底层民众人人渴慕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
如同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增长一样，日本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也受益于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巨大社会变迁，第一次是自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以来——日本下了20年功夫，主动仔细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和文艺等领域最好的制度，并在结合日本社会传统和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加以引进和改良；第二次改革是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下的日本，不得不被动地启动了民主化大改革。两次深入持久大规模的社会重大改革，为日本中产阶层的浮现提供了最佳的“时与机”。
在更大的社会图景中，在欧洲，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欧洲中产阶级跻身历史舞台提供了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在美国，战后奠定的新国际秩序和自由市场竞争，为美国中产阶级出现提供了社会土壤；在东亚社会，近代以来向西方社会的全方位学习和主动融入国际市场，相继成为日本和中国中产阶级浮现的最佳时机。
作为工业社会的宠儿，中产阶层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象征，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形态，中产阶级群体都扮演了社会发展繁荣的“压舱石”或者“稳定器”之类的重要角色。毋庸讳言，今天中产阶级群体的命运已经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了，而更加像一种由他们所主导社会的，未来发展图景的预言。
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和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年出版）中，对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状态都曾有过非常精彩的描摹。与权贵精英和底层民众不同，20世纪以来的经济寡头化和管理组织愈加金字塔式的科层化，使得小商人、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们备受冲击，而中产阶级则依附于更大的资本和权力而异军突起——对于后者来说，中产阶级作为高级雇员，失去的是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得到的却是在大都市高大宽敞明亮办公室里从事越来越异化的专业化劳动的工作机会（也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劳动的新“枷锁”）。
鲁迅从早年的公务员、大学教师到1932年在上海从事自由撰稿人，就一直是个入不敷出的“月光族”（随着30年代国民党的党禁宣传越来越禁锢，鲁迅晚年生活变得愈加窘迫，以致他后来在上海出版的大部分作品几乎被全部查禁，继而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来源），而民国乡绅董士沅更是备尝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之辛酸，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和时局动荡，一下子将其拉入到险些堕落底层社会的危险境地。
“中间阶级”的命运大抵如此。用热衷于冷嘲热讽、冷眼观察的《有闲阶级论》作者凡勃伦的话来说，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寄生的专业复合大工业化组织，如同一奇怪的庞然大物，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正在使白领的工作失去意义，中产阶级对于地位升迁的过度追求，以及希望通过消费来维护个人声望的常见手法，已经使得这一阶层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
在这场事关自身脸面尊严和生活品质的斗争中，无论战争、时局动荡，还是像日本在上世纪80-90年代经历的经济泡沫时代，对于夹缝中无法独立的中产阶层而言，稍有不慎，便是灭顶之灾。
永野健二援引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其作品《赌场资本主义》的说法，日本中产阶级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中遭受的掠夺行为，就是一场类似“赌场浩劫”：美国样式的金融自由化在东亚、欧洲和全球的席卷，以及全球化经济浪潮引发的资本大规模流动，使得中产阶级寄身的社会生态如同身处一个庞大无边的赌场，要么是赢家通吃，要么是输家全盘皆输，而这背后就是庞大无边的资本意志和权力意志操控播弄之手。
中产阶级的“宿命”几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的。按照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观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中产阶级就占到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其年薪大约在2万-7.5万美元之间，他们在过往的100多年里“一直遭受着财产的慢性剥夺，最近20年中更是饱受失业这一幽灵的困扰”。
东亚中产阶级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永野健二认为，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一直在资本主义与日本文化之间巧妙地寻求平衡，并构建了一整套能够兼容并包地学习西方各国经验、并且能因随日本社会传统和文化价值而随需应变的制度框架。对于当时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日本来说，明治以来的日本社会如何平衡资本主义的理性竞争，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又能减轻社会阶层急剧变化带来的阶层冲突和社会矛盾激化，这一现代化路径选择和过程的确是称得上是苦心经营。不过关于日本社会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相，傅高义和永野健二，一个从试图外部深描，一个事后从内部自省——傅高义看到了日本作为美国社会的“他者文化”身上寄寓的诸多“异国情调”和制度优越性，而永野健二却发现了美式资本主义的侵入、异化和带来的严重社会价值扭曲。
在后者看来，战后日本经历的中产阶级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时代，分明是20世纪日本盛行的三种资本主义思想相互抗衡斗争的结果:第一种思潮是明治以来继承了福泽谕吉的思想与行动，倡导“世界通用”的欧美资本主义为范本的全面维新派主张；第二种流变则是以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代表的，追求垄断目标的“财阀资本主义”思想；最后才是战后诞生的日本兴业银行、大藏省和新日本制铁公司所代表的“涩泽资本主义”——通过日本独有的现代化路径和方法来抑制资本主义的贪婪之恶，如利用“义利合一”、“论语与算盘”的日本传统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来消弭社会矛盾等等。不曾设想，三种社会思潮交错颉颃的结果却是，最终意外引领日本社会走上了泡沫时代特有的，支撑日本经济走向日益强大的“政、官、民这一铁三角构造腐败过程”（永野健二语）。
中产阶级将向何处去？恩师乐黛云先生作为年逾九十的“过来人”，曾经以“命、运、德、知、行”五个字，依次标注它们对于每一个个体不同的权重和施加的影响力。在笔者看来，中产阶级的群体命运也大抵如此。米尔斯早有预言：“无论他们有过怎样的历史，这历史没有任何波澜起伏之处；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共同利益，这利益都未能将他们结成一个整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都不是经由他们自己之手缔造的。如果说他们渴求的终究只是一条中间道路，那么在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寻的时代，这最终也只能是一个虚构社会中的虚幻之路。”
中产阶级对内要承受教育医疗带来的社会性系统压力和向上流动的巨大天花板，对外还要面对政策风险和制度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在一个难以主动操控自己命运的大时代里，可谓如履薄冰，步步惊心。而放眼动荡时期同此炎凉的全球化资本社会，泡沫时代里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的命运，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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