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前，老百姓不过中秋节？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每当节日将近之际，人们互访馈赠桂酒月饼，筹办置备各项活动，一直到中秋当日夜深，花灯斗香、团圆家宴，各地风俗盛况不胜枚举。
唐代开始，夏历八月十五这一天便成为文人赏月吟诗，饮酒抒怀的日子；渐至明清更是万人出动，老少咸集，彻夜狂欢。翻阅史料，唐以前并无八月十五“欢饮达旦”的相关记载，魏晋、秦汉乃至上古三代，秋祀、祭月等活动并非民间风俗，而是统治阶级举办的重大祭礼。
是什么原因令唐之前后的中秋风尚发生了重大转变？考虑到八月十五日这一关键信息，历法似乎是首要因素。
作 者：钟超超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馆员
来 源：瞭望智库（ID：zhczyj）
2018年9月24日在江苏南通拍摄的圆月。当日是中秋节，人们共赏明月，庆祝佳节。（许丛军 摄）
从“平朔”到“定朔”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夫民之大事在农”。授民以农时，是历代君王的要务。颁布历法，是君权统治的象征。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历法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天文图碑拓片》，南宋，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
中国古代历法为阴阳合历，即把朔望月和基于太阳年而划分的节气结合起来考虑历日安排。这种历法体系殷商时期就已初见（殷商以干支纪日，朔望纪月，四气纪年），至汉代历法已有定型的文本并流传至今。
刻干支表牛骨及其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此骨正面刻辞共三列，自甲子至癸巳，为完整干支表的一半。干支纪日法从商代后期一直持续使用到今天。
纵观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先秦至南北朝，以“平气平朔”注历；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朝，以“平气定朔”注历；第三阶段从清初至今，采用西方天文学研究成果，以“定气定朔”注历。
制定历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什么？历法以“合天”为本，也就是以正确反映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基本遵循，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流思想，是历代帝王、历家的不懈追求，也是一种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立场。“历法疏密，验在交食”，判断历法是否准确，日、月食是特别被看重的标准。
日月食卜骨及其卜辞，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卜辞记录了商代晚期于两地接连发生了日月食，卜问此天象是否吉利。
中国古代历法中，朔日为每月初一。“平朔”之朔，是在假设日、月均作匀速运动的前提下，以朔望月的平均值计算得出，不能反映日月真实的运行轨迹。“定朔”之朔，是在认识到天体运动的不均匀性之后，通过计算日、月的真实运动位置而得出的。
用定朔法，日食必在朔日，月食必在望日。相较之，平朔法有着较大的误差，日月食徘徊在朔、望日的前后。《元史·卷五十三》载：“古人立法，简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后者。”
月球运动不均匀性在东汉时已被发现。《续汉书·律历志》载，贾逵在论历中说：“梵、统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当有疾迟……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他推算的汉初以来的38次月食，与史官的记录相差很小。可惜他的主张并没有实行在当时的历法中。
100多年后，东汉刘洪在贾逵“月行疾迟”的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编制乾象历，首次在历法中用定朔推算朔望的交食时刻。不过刘洪在安排历日的时候仍然使用了平朔。
南朝何承天首次倡议使用定朔注历，但鉴于朝内重臣一致认为“皆用盈缩，则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异”，也无奈作罢。月行疾迟虽久已知晓，定朔历法却是遥遥无期。
东汉灵台遗址，灵台是古代天文观测台。
公元618年（戊寅年），李渊迫隋恭帝禅位。东都洛阳道士傅仁均以戊寅岁时正得上元之首，奉旨造戊寅历。该历于619年启用，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历法，它将历元与上元同定在武德元年（即戊寅年），第一次使用了定朔注历。
不巧的是，620年的正月发生了肉眼不可见的月食，二月、八月又相继发生了只能在低纬度地区才可得见的日环食和日全食。唐高祖以此历“不能合天”，命考其得失，校订重造。
虽然未能找出戊寅历的差错，但唐朝统治者还是以该历“不能合天”，于645年换回了平朔。此后，历法验食更加不效。用平朔时，皆将大小月相间安排，两月连大已是最甚。而定朔的朔望由天，出现四月频大是自然规律所致，因是被废，可感知积习惯性之沉。
天文历算家李淳风于664年（麟德元年）造麟德历，重用定朔。机谨的李淳风为了避免历法再度被误弃，将日食发生在晚间的朔日虚进为上月晦日（进朔法），以迁就皇室对“数月频大或频小”现象的不解。
进朔法固然敷衍了自然规律，却不失为智慧，后来唐一行、宋周琮虽然都指出此举无甚必要，也都未将其改革。此法一直沿用至元代授时历才彻底废除。定朔法自麟德历后固定成式。
敦煌紫微宫星图，年代约为唐初期，已从古代盖图发展为北极紫微区加赤道分区的新型天文图。
“定朔”的使用是中国古代历法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正如《隋书》所载，何承天言：“月行不定，或有迟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历之意也。”
汉魏使用平朔注历，历不能合天，是十五之月望不被确认的重要原因。唐代的八月十五，乃真月望。是故唐改用定朔注历后，阴历八月十五可以被确立为中秋节。
从唐初戊寅历使用定朔的创举，到遭遇四月连大时被废，再到李淳风造麟德历，以进朔法妥协于陈习，终使“定朔”得以固定的历史，说明至少在麟德历颁用之前，朝野上下对于“平朔”的历日安排，仍有着深沉的惯性认同。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渊听道士傅仁均之言创制新历，着实令人疑思。是什么力量给了他如此的魄力，让其疏于顾虑朝野积习？精于智谋的开国帝王，必不会沉陷于宗教玄学。
即便是在谶纬之风盛行的汉代，天文历法的工作也大多为王室宗亲或世家子弟所任职，偶有例外也都先履任官职。
而无权无势无家世的道士，如何可以得到身份认同，直接因其擅长历算而被举荐，又何以有勇气开创性地请用定朔制历？其实傅仁均得以被举荐，离不开两位前辈知识分子的铺垫。
水运浑天仪，最早发明于唐代，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
归隐处的真理
北齐张子信是一座耀眼的高峰。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天人感应的传统，北魏孝文帝认为：“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据仅有的资料，张子信为北方汉人。他一方面对天象观测有着持久的恒心，另一方面或许受到过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隋书·天文志》载：“张子信……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积三十许年。”在三十年的潜心观测和研究中，他发现了太阳、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以及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
这些发现令中国历法发生了巨大变革，从此历法体系中相关数据的计算与数学方法的应用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几千年前就以日月、五星运行规律进行观象授时，对天象之玄奥极尽崇拜的人们来说，交食计算的精密度与天人感应是解释交食现象的互为补充的工具。交食预报越为准确，天人感应的思想越为退后。
天文规律的不断发现，天文计算的不断精密，是对固有思想的渐次洗涤。汉代以后以定朔计算的日食预报不断趋于精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农耕文化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冲击，在战乱之中频繁易主而无暇顾及文治的政权统治下，一个隐居于海岛、凭一己之力观测钻研三十年的书生一语道破天象规律。
乱世内外，朝堂上下，都经历着因天文科学的传播而引发的文化变革。无论在统治者还是知识阶层眼里，来自于上天的神秘力量正趋于消解。
隋代的刘孝孙、刘焯、张胄玄继承了张子信的发现并各自创制历法。为了将更为精密的历法颁布于世，刘孝孙、刘焯于朝堂之上驳斥宠臣张宾，因遭诬陷而均被罢官。
至刘孝孙死，其所创历法也未能施行。张胄玄创《大业历》并得以施行。刘焯闲居家中，创制了著名的《皇极历》，但遭张胄玄等排斥，焯又罢归。后因《大业历》测日食无效，《皇极历》被帝召启用，却又因张胄玄等重重阻挠，再度未果。不久，刘焯逝世。
《隋书》载皇极历，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
张胄玄的《大业历》全面考虑了日月、五星的盈缩，其五星会合周期的精度冠绝诸历，但因在日行盈缩、月行疾迟上仍使用旧的计算公式而显粗疏。
刘焯《皇极历》创立了新的计算公式，首用定朔注历，首用定气并首次推算了一系列从未有过的交食位置、起迄、食分等数据，皆为后世所效法。
《皇极历》虽未颁行，却以其卓越的成就被历代称道，也被完整地著录保存。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李淳风的《麟德历》，便是以《皇极历》为基础编定的。
刘焯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刚直、执着、超脱于一身。他身为博士，在朝时直言不讳，黜隐于家后著成《皇极历》。有传刘焯性情傲孤狭隘，拒收门徒，以是抨击其道之不传。若观其敌友，爱恨之情，毫无遮掩。
与刘孝孙同道，为其执言一生，又唾弃张胄玄为夺名逐利抄改刘孝孙历法。观其内核，惜道之真理胜于斟酌利弊。不授道，或是性格使然，也确实避免了其“知识产权”被“张胄玄式”的侵犯滥用。
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历法史对其作为评价甚高，而对其孤傲避而不谈的主要原因吧。
科学之真道，历法之灼见，携带着张子信、刘焯两位天文学家的传奇传于后世。他们于归隐处参悟天道，一个避于乱世，一个败于纷争。张子信的科学发现被后世刘焯等人坚守一生，刘焯的《皇极历》未曾施行，居然也被详细著录于正史。
以稍晚时代的人对二者的极高评价看，其出身与经历对同阶层知识分子的触动与影响应该是巨大的。身心之归隐与道业之精专，在冥冥之中有了联系。
唐代道士傅仁均得以被举荐，上任即可大力推行新历，这来自朝堂上下的全面信任，与过往的历史铺垫是不无关系的。
清欢与团圆
天人感应信仰的消退、归隐处的执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真知者的孤独，这一切令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使用定朔注历后，唐代的文人阶层开始踊跃创作中秋赏月诗歌，留下的诗作内容也大多借旷冷的自然意境表达孤清的心境。
归隐之归，也是归家之归。知识阶层对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追逐，对现实的愤懑失落，精神上的清苦孤寒，转而化为对家的思念、对心灵共鸣的渴望。家之温暖，心灵之归宿，灵魂之契合，在这些清冷孤单的意境中，已经呼之欲出。
唐代中秋节的形成见证了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改革。中秋节从此成为秋天居中月份的居中之日，也拥有了特殊的月望符号。
月亮阴晴的诠释终于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属，它走下祭祀的神坛，开始疏达知识分子的内心，经由文人之笔墨，传诵至更为深远的民间。
自此以往，灯火光华，丝竹沸扬，锦食誉享，只为相聚时的珍惜与铭刻。阖家团圆也渐渐成为此日最为广泛沉厚的习俗。毕竟，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温暖的归宿。
原来归隐与团圆，都是科学的况味、真理的状貌。
（本文图片除新华社来源外，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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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沈望望
编辑 | 米禾 轮值主编 | 孙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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