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恐怖片，越来越邪乎？

前脚送走丧尸题材的《哭悲》，又迎来晦气的《咒》；

刚刚绞尽脑汁骂完《咒》，鬼屋题材的《民雄鬼屋》又选在了鬼门开的日子上映。

这边惊魂未定，那边台湾地区就要选送超自然恐怖片《该死的阿修罗》参与奥斯卡。

《该死的阿修罗》（2022）

似乎，台湾地区的主流影片，从青春爱情和中二少年，经过一个U形转弯，朝着恐怖片的方向狂奔而去……

过时的青春爱情

POST WAVE FILM 

台湾电影，一直以来以青春爱情片为主力片种。

但从2015年的《红衣小女孩》以来，青春爱情电影似乎成了过期罐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获得岛内扶助金资助的《红衣小女孩》票房抢眼，续集更是销售到了19个地区；另一部从游戏改编而来的《返校》，则是拿下了2.6亿新台币的票房，成为岛内8年来票房最佳的影片。

《返校》（2019）

在这种票房表现之下，著名电影人吴念真说，“《返校》似乎是（台湾电影）未来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

台湾的恐怖片，深受日式90年代密室恐怖片类型的影响，又吸收了香港“人肉系列”和“粉色恐怖”的套路。

因此，在感官上，呈现出了超越类型化的特色。

恐怖片这一类型，为台湾导演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染缸，既可以表现民俗，又可以表现社会问题，更能将台湾丰富的民间信仰相勾连，营造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审美感受。

《红衣小女孩》聚焦神魔仔，《尸忆》讲的是冥婚，《林投记》改编自林投姐的传说，《粽邪》则以传统的“送肉粽”的除煞仪式为框架。

《红衣小女孩》（2015）

《切小金家的旅馆》是典型的闹鬼喜剧，“沙雕娘炮古惑仔”的三人组，加上对于罗家英、朱咪咪等各个时代的符号的借用混用，营造出了一种来源于香港恐怖喜剧的恶趣味。

《逃出立法院》用网红、直播经济关联当下的疫情，具有明确的丧尸恐怖片的传统。

与此同时，岛内的诸多影像创作，也在朝着恐怖转型。

像是剧集、短视频、电子游戏，市井小说，都有着某种恐怖化的倾向——尤其是现象级的《返校》：先有销售了50万套的电子游戏，后有剧情解说、试玩视频，最后才产出了电影。

《返校》（2019）

由于游戏和电影对于历史的拆解，从而引发了观众研读历史的兴趣。

台湾商人趁热打铁，《夕生》《打鬼》《冥夏之途》《还愿》等游戏批量上市。

《返校》中所展现的焦虑和恐怖，来源于正常生活被暴力打断，身体的应激反应。但在台湾娱乐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内容被恶搞成了二次元的鬼畜视频。

在岛内，恐怖元素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网友除了将《返校》的台词恶搞之外，在棒球比赛的开球仪式是，贞子上阵；各种民间路演、公司尾牙，恐怖电影中的人物，鳞次栉比地出现。

《返校》的游戏画面

这说明，岛内民众已经把恐怖作为一种娱乐元素加以应用，用解密、研究、索隐、二次创作等等方式，将其融入生活。

而这，也就在客观环境上，给恐怖电影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返校》一片，在上映单日票房达到了2750万，与恢弘的历史大片《赛德克·巴莱》所创下的记录，仅一步之遥。

恐怖赋予记忆

POST WAVE FILM 

今天的台湾恐怖片，擅长从市井生活中挖掘恐怖素材，强调恐怖片的“入市”能力。

从宗教信仰的写真重现开始，到道德教化手段，再到情感调动、情绪动员，现如今的岛内恐怖片，已经对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了。

《盗命师》（2017）

在《盗命师》《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玩命贴图》等等恐怖片里，尽管镜头和故事中出现了挖心挖肺、车祸、怪物吃人甚至是肢解等血腥场面，但其故事内核依旧是伦理性的，独独符合中国人的家国观念。

像是《切小金家的旅馆》中的小金，就是在一段归乡的旅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并且明白了自己要和活着的以及死去的家人进行和解。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里，最恐怖的并不是什么怪物，而是那群没有是非道德观念、心智面貌扭曲的小鬼。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2017）

女性在这个片种里，也没有缺席。

有趣的是，岛内恐怖片中的女性，大多是“可怜的女性”，这与欧美恐怖片中那些“可怖的女性”，形成了明确的对比。

《凶魅》中的曾文正无法理解妻子，而冷暴力婚姻；小恬的父亲家暴自己的妻子，虐待自己的孩子；《女鬼桥》中的芯乔因为被出轨而心生怨念、酿成悲剧；《粽邪》里，李妍求爱不成，最终上吊自杀，续集中玉兰常年受到丈夫的虐待。

作为施暴者，男性在这些影片中，是作为反面角色存在的；而女性，作为恐怖片表面上的女主角，则化身为怨鬼复仇。

但只要进行一些逻辑推演，就能得知，男性才是制造恐惧的始作俑者。

《粽邪》（2018）

在这些故事中，导演从生活里寻找到了恐怖的蛛丝马迹，但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放弃了叙事任务，通过各种视听语言和手段，将恐怖合理化、优美化。

叙事者的目的在于用情绪麻痹观众的神经，又在神经放松的时候，用视听语言的恐惧魅惑，在瞬间实现恐惧感的“疗效”，击溃身体的防御机制。

混搭入社会议题、男女关系之后，这种叙事策略获得了明显的成效。

而2022年新播出的台剧《我愿意》，则以新型邪教为切入点，讲述了“心灵疗愈师”所操纵的“幸福慈光动力会”对于迷途青年的PUA、性侵和收割。

很显然，这是岛内影视工作者，对于电话诈骗、心灵疗愈疗法甚至是传销的戏仿与嘲笑。

台剧《我愿意》（2022）

但这种故事模式本身，并不是天马行空的。

导演吴洛缨在筹备《我愿意》之前，曾经做了大量的邪教田野调查，考察了台湾多个层面民众的生活。

她发现，很多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却愿意一掷千金去缴纳邪教的“会费”。

这看上去匪夷所思，但在实际层面上，人们为了在痛苦生活中寻找一根浮木，总是不惜代价，罔顾事实的。

当代人为了寻找生活的慰藉，总是会无条件、唯心地去寻找错误的信仰。

这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意义，但却又踏入了另一片虚无。

台剧《我愿意》（2022）

超自然怪力乱神

POST WAVE FILM 

台湾省内有着这样一句传言：岛内的庙宇比便利店的数量还多。

虽然这有所夸大其词，但据台湾省内政部统计，岛内有超过一万五千所各式寺庙。如果算上尚未注册的私人庙宇，神仙的数量相当可观。

浓重的宗教氛围，给了影视剧肥沃的土壤。

才在华语电影圈引起轩然大波的《咒》就是其中一例。

《咒》（2022）

影片虚构了一个宗教中的诅咒过程，并用伪纪录片的方式加以讲述。

最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结尾：女主角用手中的DV代替观众的眼睛，将神明的诅咒散播到了观众身上。

这种挑衅的姿态，在让影片获得不俗的关注度之余，也让导演背负了不小的骂名。

这一类的恐怖片，表面上是宗教作祟。

但实际上，还是诉诸于异象和怪力乱神等等超自然的灵异事件，来营造恐怖效果。

《女鬼桥》（2020）

《女鬼桥》里一直无限循环的电梯、不断出水的水龙头；《玩命贴图》里接连离奇丧命的老师、校长和华青社成员；《缉魔》中刑警温子升所处理的命案，与女儿的遭遇离奇的一致……

这些破坏了观众既定认知和经验的影像，将秩序一一打破，引发了观众的恐怖情绪；导演再将这些片段不断重复加强，把异象和死亡联系，就塑造成了最终的影片。

在这些影片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超自然的现象，也不是怪力乱神的“显灵”，而是通过影片的营造和塑造，制造一个经验无法存续的真空地带；然后在静默数秒之后，以数倍的音量和速度，制造一惊一乍的恐怖效果。

这是鬼片最为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也是岛内恐怖片屡试不爽的实践方针。

缉魔（2019）

不过，当下的台湾恐怖片并不仅限于此。

一方面，导演通过灵异、防水、神婆、发誓、阴阳眼以及椅仔姑等等人物来构建超自然的设定，强调恐怖元素来源的非理性。

而且这些人物，在影片中的功能性，也是建立在宗教仪式的基础上的。

他们在片中的行为，无外乎乩身、结界、开坛、驱魔、送煞等等具有隐秘性和猎奇性的宗教仪式。这样的影像，为岛内的民间信仰体系，提供了可视化的想象空间。

《咒》（2022）

而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的目的，又是世俗的，它提供了对于爱情破灭、校园霸凌、人伦泯灭以及金钱散尽的解决方案。

因此，它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

这与欧美恐怖片大相径庭。

在欧美，恐怖所解决的是宿命、是神怪；但在台湾，恐怖要解决的是一个世俗的、人间的命题，这样一来，影片的结尾就难以明快。

就像是《哭悲》，全片行将结束之际，女主不仅要面对一个丧尸的世界，还要为这个世界贡献出自己的身体。

《哭悲》（2022）

《青春弑恋》更是将“没有人是局外人”、“这事没有结局”等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

与其说这是恐怖片，倒不如说，这是导演在论及社会问题时，一种悲观情绪的表现。

作者丨云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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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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