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减薪与公务员队伍稳定问题
浙江省日前发出通知称，2023年，全省推出机关事业单位岗位数不少于上年度。推动国有企业带头吸纳就业，全省国有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人数一般不少于上年度。将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纳入国有企业年度党建工作要点。同时，广泛动员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每年募集不少于5万个见习岗位。各地政府还有条件向见习单位提供补贴。
上述政策意在通过扩大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招聘，缓解当前紧迫的就业压力，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过，由于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的职位数量有限，对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可能只是杯水车薪。此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以现有的财政状况，能够向新招录的年轻人提供多少收入呢？在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公务员不断减薪（降薪）的背景下，扩大财政供养人数，无疑将使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近年来，国内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的一个结果就是“过紧日子”，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削减各种支出，还有一个影响面甚广的做法就是公务员减薪。据安邦智库（ANBOUND）了解的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减薪范围并不限于在政府机关就职的现职公务员，还包括退休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部分金融机构（如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只要是财政供养人员，就有可能被减薪。
对于公务员减薪问题，官方渠道基本上看不到公开文件。社会上对此的报道和了解，也多以非正式的方式传播。比如，今年9月中旬，有国内媒体报道，全国公务员工资可能面临下调，甚至传闻这一政策将在2024年正式实施。报道称，国家各级部门对公务员岗位的工资进行了一定调整，降幅大致在5%到10%之间。相关报道还引述官方回应称，这一政策并非全面性的工资下调，也不是为了削减公务员待遇，而是为了清退表现不佳、不胜任工作的员工。
上述报道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但从实际发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减薪情况看，减薪的确已经普遍发生，在近几年表现得尤其明显。安邦智库在去年6月就曾追踪报道，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广东（包括深圳）、北京等多地的公务员都已收到降薪通知，降幅在15%到20%之间不等。如珠海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降了6万元到8万元，深圳地区降了5万元到10万元。北京和天津的公务员系统也已经完成降薪或明确了降薪计划，广东部分地区公务员已开始缓发补贴。上海的处级官员年薪已从35万元降低到20万元，主任科级公务员年薪从24万元砍到了15万元。浙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下降约25%，杭州甚至有机构的减薪幅度达到40%。
在今年国庆假期中，安邦研究人员对于减薪问题做了进一步了解，发现体制内人员的减薪幅度可能比媒体传闻的平均水平更大。减薪幅度有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和职级差异。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降薪幅度越大。比如深圳的公务员平均降薪幅度可能在30%以上。官员级别越高，薪酬基数越高，降幅越大。在深圳，部级及副部级官员的薪资收入几乎腰斩。据了解，在部级官员这一层级，最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地区差异。也就是说，全国的省委书记、省长的工资水平都是一样的。据称，这是为了方便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调动，大家的工资都一样，如果部级官员从广东调到西藏、从上海调到东北，在薪资收入上不会因为地区工资差异而出现损失。此外，深圳的退休公务员也有降薪，如局级退休公务员一年的退休工资减少约1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普遍的减薪会对公务员队伍产生什么影响？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并且需要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
据我们的了解，普遍减薪已经对公务员队伍造成了隐性的但值得注意的影响。由于绝大部分公务员都是靠工资生活，不断减薪对他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明显的压力。在当前的整体环境下，面对减薪大潮，公务员虽然不会（也不敢）公开说什么，但内心的意见和私下的抱怨还是很多的，因为他们现实的基本生活受到了明显影响。在目前阶段，减薪潮对公务员的影响尚属“量变”阶段，主要表现为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有公务员私下表示，如果减薪持续太久，有不少公务员家庭的生活可能会遇到困难，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可能会出现问题。由于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和能力需要一定时间积累，并不是新招人员就能立刻替代的。
要指出的是，持续的、普遍的减薪，也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了对工作价值的困惑。多年以来，国家经济一直在发展，但近几年来，公务员却罕见地面临持续的大面积减薪，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但经济发展的获得感却越来越弱。民营经济越搞越差，政府财政越来越紧张，个人收入不见增长，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这样的发展势头不仅让企业家和消费者困惑，也让公务员感到困惑——我们追求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显然不是为了减薪，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由持续减薪引发的不满情绪，在公务员队伍中正在积聚。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正在逐渐累积的“风险势能”。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对于公务员队伍中的这类问题，相关领导和部门需要客观看待，务实对待，妥善处理。显然，这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是光靠讲党性、讲政治、讲觉悟就能解决的，更不是靠简单的、无条件的行政管制就能消除的。正如所有的弹簧都有弹性限度，公务员群体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弹性限度”就是依靠合法薪酬维持有基本尊严的生活——满足生计，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有平均水平的医疗和教育。如果连这一点也无法保证的话，今后的公务员队伍就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
我们过去在分析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社会时曾反复强调过，在应对“疫情+经济低迷+减税降费”的多种打击时，有两类人群需要特别稳定，一类是老人和孩子，他们出了问题将导致家庭不稳；另一类是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他们出了问题将导致社会管理缺失，引发社会混乱。有人会说，其他人群难道不需要稳定了吗？当然需要，但要在经济发展不利时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水平，公务员队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近两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时常出现的老百姓拦路收费的行为。在根本性质上，这与过去的土匪“剪径”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地方公务员队伍失效，这种情况将会大量增加，社会将会局部出现无政府状态，甚至基层政府纵容其发生。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当前国内持续、普遍的减薪，对于以公务员为代表的财政供养人群有不小的现实压力，在公务员队伍中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和抱怨。对于这种情况以及潜在的风险，需要引起决策高层的高度重视。单纯的讲党性、讲政治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在发展好经济的前提下，稳定并适度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从这个窗口，可以进一步证实了搞好经济对中国是多么重要，这在中国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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