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甜的忧伤
央珍
五月的北京，你若嗅觉敏感，能随处闻到槐花的香甜气味。空气里甜甜的，一种隐约的香甜。五月，这是汪曾祺先生离开的月份。一九九七年五月，整个白天狂风大作，我从来没在那个季节见过那么大的风，正感到惊奇时，接到汪朝电话，她的父亲汪曾祺先生突然病逝。那些日子，热爱汪曾祺先生作品的人，敬重他的朋友们，都处在忧伤之中。有人称汪先生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我们知道，他是中国当代最好的散文家，延续了汉民族文化之脉的作家。
北京的五月，我带上了四束金灿灿的非洲菊，要和汪先生的长子汪朗，还有他的学生龙冬和苏北，去西郊福田公墓看望先生和师母。我不喜欢菊花和百合。前者暮气衰败，后者粉气僵硬。我只喜欢非洲菊，热烈浪漫。我要把浪漫热烈的非洲菊，献给两位可敬的老人。
福田公墓，据说是因为附近有福田寺，故而得到这个名字。一九八〇年，汪先生以他的《受戒》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新生，也开创了新时期文体自觉的先声。小说叙述了小寺庙里出家僧人明海的生活。小说落款处留下一句话，“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十七年后，写梦人又回到一座寺庙附近，不知是想坚守那个旧梦，还是要继续去做新梦？公墓坐落在西山风景区，院内植物郁郁葱葱，遍地鲜花，墓碑掩映其中，绿色、红色、白色、粉色、紫色，色彩缤纷，仿佛一处清幽、宁静、肃穆的私家园林。汪先生在这里整整十八年，陪伴他的，除了性格开朗的师母，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末代皇帝溥仪的先父爱新觉罗·载沣，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钱玄同，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作家姚雪垠，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很多人。汪先生在这里不会寂寞了，他生前是北京京剧院的编剧，写过京剧《沙家浜》，许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梨园名流，也在他的前后左右。待到夜深人静，墓园他们会不会纷纷走出，如同生前，闻到这五月的槐花香味？这甜甜的忧伤啊。
“来啦......藏妞......”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第一次拜访，汪先生是用京戏的腔调把我招呼进他的家门。那之前，虽然很早就熟悉先生的名字，也有朋友说用汉文写作一定要看汪曾祺的作品，但那时我一直在拉萨，一篇他的作品都没有读过，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见面后和汪先生谈些什么呢？
不一会儿，从里面传来应声和拖拖趿趿的脚步声。门开了，铁栅栏门的后面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老人，他没有马上打开栅栏门，而是显得严肃地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推开铁门：“来啦......藏妞......”声音清脆，带着一点戏曲舞台上发自咽喉的调子。“哈哈哈！”我们都大笑起来，这时有一个更响亮的笑声从先生的背后爆发出来，那是开朗热情的汪师母。我的紧张和矜持顿时就烟消云散了。
那天，我们聊了一晚上有关西藏的逸闻趣事，因为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到过西藏。他是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当时由西藏军区接待他。他还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常陪伴在他的身边，帮助他，协助他的工作。汪先生回到北京，后来听说那个军人去世了，非常难过，专门写文章纪念那个军人。先生告诉我那个军人的名字——罗念一。
“他活着，没有去世。”我告诉先生。
“是吗？真的！”先生惊讶极了，一双明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要蹦出来。再次得到我的确认后，先生眨眨眼睛，“那，那怎么，别人怎么会告诉我他去世了？”说完，来回看着我们每个人，开心地笑起来，像个得到大玩具的顽皮的小孩。喜欢笑的汪师母也咯咯地笑起来，高兴坏了。她站起身来，开心果、漂亮的糖果，好些我们没有见过的零食端上来，她不停地给我们端茶递食物，好像要开庆祝宴会。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零食果品是海外作家特意带给他们的。从那以后，每次去先生家，临别时师母都要给我塞一些稀罕的糖果。
第二次是去汪先生家赴宴。师母和他们的女儿汪朝与我们聊天。菜上来了，把我们惊讶坏了，满满摆了一大桌。几乎全是红乎乎黑亮亮的牛肉。另外两个冒着热气的大砂锅，里面也全是肉：一锅炖牛肉，一锅是羊肉，菜量多得起码需要七八个壮汉才能消化。“吃吧，吃吧，多吃肉。”先生一家极其热情地轮番给我夹肉，还特意推荐我吃先生家乡高邮的煮干丝，还有师母福建老家的香菇。先生的菜好吃是好吃，可是因为量多，一大桌，看着就有饱的感觉。只要我一停筷子，先生和师母就问：“西藏人不是爱吃肉吗？多吃一点。”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上一次他们问我西藏人是不是特别爱吃肉，我说爱吃。又问我本人是不是也爱吃，我爱人在一旁开玩笑道：“爱吃，她能吃着呢！”这些，先生和师母记住了，难怪他们做了那么多的肉。那天，我硬撑着吃了很多的肉。我想，如若先生写一篇有关西藏人饮食的文章，他一定奇怪我们食肉的本领，不会明白那只是玩笑和误导。如今，我只要在餐桌上看见煮干丝，遇到好吃的香菇，就会想起两位老人，会情不自禁地思念他们。为了不麻烦两位老人，后来我们去他们家，就不再事先打电话，而是做不速之客。他们家做饭都是先生的事。他做菜从来都是一手掌勺一手抄兜，不慌不忙，游刀有余。他是一位作家，也是美食家。汪先生的儿子汪朗大哥现在也成了美食家，在新闻工作之余，撰写了几本有关美食的散文随笔，并且从饮食中窥见民族的文化历史。汪先生的女儿汪明、汪朝，我觉得更多继承了先生的细腻感悟，写得一手好文章。我常常梦想，汪师母要是把她的英文留给我多好，我真羡慕她，真心希望能继承她的外语。师母施松卿小的时候，先在老家福建，后来在南洋马来西亚。在那里，她的生活衣食无忧。她父亲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师母后来又到新加坡和香港读初中、高中。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再后来，她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先生是同一年级。在西南联大她先是读物理系，和科学家杨振宁同过学。不久因功课繁重，加之又得了肺结核，一年之后只好休学，到香港养病。没想到，病没有养好，香港被日军占领，师母只好返回大后方昆明，她于是转到了联大的西语系。她生前是新华社对外部高级记者。我知道，要是真有“遗传”英语的可能，师母是不会吝惜的，她会传给我的，就像她让工作繁忙的汪朝大姐给我织毛衣，让汪先生给我们写字、画画。那时，我们总是摁响汪先生城南蒲黄榆家的门铃。但我们从来不主动伸手索要先生的字画，当时想求得先生字画的人很多，都以得到汪先生的字画为荣幸和骄傲。“曾祺，你给他们画幅画吧。”常常是当我们要离开他们家时，师母把我们拦住，特意让汪先生画画。师母说，她后悔当年没有留下沈从文先生的墨宝，所以要让汪老给我们留些字画。“烟台樱桃大甜多汁，藏妞一定要尝尝”这类画作，就是那样留下的，是师母指挥，汪先生遵命的杰作。那时候，每次去汪先生家，只要师母在，他家就充满笑声，话题风趣幽默。师母身上既有大家闺秀的大气、优雅，又有知识女性的书卷气和见多识广，还有历经生活磨难的淡定和豁达。跟两位老人聊天，最多的话题还是西南联大和沈从文，还有许许多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一天，我正和师母聊天，说到热闹处，先生突然在一边大声说：“我不服气！”师母和我愣住了，赶紧问他不服什么。他答道：“一个西藏人汉话说得那么好！”可是，也有让先生失望的时候，那是当他知道我不能用藏文写作的时候，他听了皱眉头，替我惋惜。还有一次，先生问起我的写作情况，我告诉他手头的长篇刚好写完，他沉静了一会儿，一字一板地说道：“人家说，我的序写得不错。”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的汪朝大姐笑话起来：“爸，你是不是要说给人家央珍写序呀！”汪先生笑了。可是我没有勇气和胆量请他作序，我说不出口。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自己的作品写得并不好，不应该让先生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看我长长的作品上。这件事虽然遗憾，但我不后悔。记得每次从先生家告辞，走在灯火阑珊的街上，我的心情都好极了，仿佛从一处圣洁的文学庙堂朝拜归来，精神和心灵得到净化，心胸因此感觉到博大和充实。这样的日子，却在十八年前的五月结束了，从此觉得北京猛然发生了什么变故，感觉北京的天空缺了一块。现在，我是汪先生作品忠实的读者。很多人往往以作品认识一位作家，而我相反，从认识一位作家和他的为人，认识了他的著作。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今天我请客，替父母请你们。”那天走出福田公墓，汪朗大哥对我们说。我们三人都没有推辞，我们要重新体验当年与两位老人一起吃饭的情景，要缅怀逝去的岁月。汪朗大哥选择在虎坊桥他父母最后的家附近的“晋阳饭庄”请我们，他说那是当年在礼拜天他们全家聚餐的地方。“我用老头儿的稿费请你们。”他又加了一句。我抿着服务员送来的饮料，喉咙堵塞住了。饭后，我们顺便参观了一圈隔壁的纪晓岚故居，然后走街串巷去汪先生家坐坐。迈过院门，进人楼房，电梯上行，穿过走廊，我们又一次到来。房间里面陈设一如往昔，墙壁上粉红的水墨荷花，餐厅长沙发皮面的一处破损，桌面的笔墨纸砚，书柜里的藏书，茶几上那只银质烟灰碟子，还有师母从娘家带来的藤椅。这些都是我熟悉的。我在那把藤椅上不知坐过多少次，因为喜欢椅把手的光滑温润。主人真的走了吗？他们只是出门散步，买买菜就回来吧。厨房煤气灶台上凌乱地摆放着生铁炒锅、调料，瓶瓶罐罐，落着灰尘。主人大概出远门了，到南方海边去旅行，走了一些日子了。餐厅通往厨房的门框上方，一只电子挂钟在我们沉默的时候发出嗒嗒声响。它的秒针一直在原地执意抖动，艰难地喘息，如何都不能行走下去。机械故障，还是电量耗尽？我文学写作的障碍，我想今天就得到回答。可是在这静谧的房间里，除了昏暗中忧伤混杂着刚刚打开窗户渗透进来的槐花甜味，没有喝到一口我熟悉的碧绿喷香的龙井茶，更没有我渴望的亲切的娓娓道来。再没有了。不会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