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地”还是“巴勒斯坦地”：一栋房子两个家庭的故事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ID：sanlianshutong）

这幢房子

门铃响了，达莉娅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从阳台起身，穿过房子走向前门。她拿起了一把大钥匙，轻快地沿着小径走向绿色金属大门。“rak regaa——马上来！”达莉娅喊，她双手拿起沉重的钥匙，抬到锁前面。达莉娅把门打开了一半，从门和门柱之间往外看。

以色列夏季令人窒息的闷热之中，三名男子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僵硬地站在那里。这是1967年7月，“六日战争”结束没几周。这些人看起来都是20多岁。

达莉娅立刻就知道了，对方是阿拉伯人。

“kenb？”达莉娅说，“什么事？”

男人们看起来有点不自在，就好像达莉娅询问他们的来意，而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似的。他们有一阵儿没说话，但是，达莉娅知道他们为什么来。

“我一看到他们啊，”达莉娅回忆说，“我感觉，哇哦，是他们。就好像我一直在等着他们似的。”

现在，最年轻的一位，长着一张瘦瘦的脸，还有大大的褐色眼睛的人，开口说话了。

“这里以前是我父亲的房子，”年轻人用英语一顿一顿地说，“我也在这里生活过。”

达莉娅对接下来的话做好了准备。

“有没有可能，”年轻人问，“让我们进去看看这座房子？”

达莉娅·埃什肯纳兹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做出回应。从理性上来说，她应该告诉这些男人，等她父母在家的时候再来。如果她让他们进门，她请进家的会是什么？

巴希尔注视着这个女人。她没有回应自己的问题。他的脑海中还想着仅仅一小时之前，亚西尔在他童年旧居前的可怕遭遇。最起码，他的另外一个堂兄吉亚斯看过自己的旧居了——那里现在变成了一所给以色列孩子上课的学校。这个年轻女人，不管她是什么人，看起来不急不忙的。

达莉娅看着这三个年轻男人。他们很安静，带着一丝忧虑。她知道，如果她让他们以后再来，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他们了。但是，如果她打开门，可能无法再关上它。很多想法涌到她的脑海中。她需要迅速理清它们，并做出一个回应。

“好的，”最后，达莉娅·埃什肯纳兹对门口的三个阿拉伯人说，她绽开大大的微笑，“请进来吧。”

巴希尔看着这个引人注目的、一头短黑发的年轻女子。她正在对他微笑，手撑着他父亲的金属门。

“请进来吧。”巴希尔觉得自己听到这个女人这样说。她转身，沿着石头小径朝房子走去，他看着她。

这可能吗？巴希尔看着自己的堂兄们。这个以色列女人真的说了让他们跟着她吗？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怀疑着一切。当这个女人消失在房子里的时候，男人们呆呆站着。巴希尔看着亚西尔。“我确定她说了‘欢迎你们’。”他告诉堂兄说。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头再次出现在门口。她正在好奇地看着他们。

“你确定我们能进去吗？”巴希尔费力地说着生硬的英语。

“是的，”女人笑起来，“请，沿着路进来吧。”

巴希尔记得自己小心翼翼地抬脚，踩上一块石头，又一块石头，当心地不踩到石头缝里长出的青草上。他转身看他的堂兄们——他们还在大门口站着没动。“跟着我。”他对亚西尔和吉亚斯说。“来吧，”他说，“到我的房子里来。”

达莉娅站在门口，男人们沿路走来的时候，她一直在微笑。她知道，战争之后，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女人邀请三个阿拉伯男人进家是不明智的。但是，最起码，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安。达莉娅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脆弱，她确定他们无意伤害她。她觉得安全。

“请给我五分钟时间，”达莉娅对男人们说，“五分钟就行。”她想让房子里面看起来好一些，这样的话，她的访客会对这座房子，以及房子里生活着的人有一个好印象。

巴希尔差不多没在听达莉娅的话。他被花园吸引住了：像蜡烛一样的紫色和黄色的花，白天的时候闭上花瓣；母亲和他讲过的那棵开花的缅栀花树，树枝上爆开明亮的白色和黄色的花；茂盛的灌木丛中长着肥厚的深红色玫瑰花。屋子后面有一棵棕榈树，它灰色的簇绒往上长，变成宽阔的绿色叶片，高高地悬在屋顶之上。巴希尔希望柠檬树仍然站在后院里。

封面图片AI创作：胡雯文

巴希尔定定地看着木头前门，1948年7月之前，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总是敲这个门，宣布自己到家了。巴希尔冲向他的时候，父亲会快步穿过大门。

她做什么事花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比五分钟长得多。她在干什么？她是不是在报警？堂兄弟们变得越来越警惕了。

巴希尔能看到31年之前，他父亲亲手放下的白色耶路撒冷石。如果他站得近一点的话，巴希尔可以让指尖滑过石头那坑坑洼洼的表面，那些微小的凸起和凹陷，就像巴勒斯坦的风景一样。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那个年轻女人说，她又出现在门口，“欢迎你们。进来吧，像在自己家一样。”这是一句全世界通行的客套话——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别拘束；Mi casa es su casa（西班牙语）；Ahlan wa-sahlan（阿拉伯语）；Baruch habah（豪萨语）——可是，当他走近前门的时候，这话让巴希尔感到格外奇怪，“像在自己家一样”。

堂兄弟们迈过门槛，巴希尔在前，亚西尔和吉亚斯跟着。巴希尔小心地走了几步，环顾四周，默默站着，在宽敞而开放式的房间里呼吸，呼气，再吸进去。房子就像他想象的那样，宽敞而洁净。他回忆说，自己感觉就像身处在一座清真寺里，好像他自己，巴希尔，是一个圣洁的人。

达莉娅记得自己带领堂兄弟们走过每一个房间，想要他们感到被欢迎，感到放松。粗粗领他们转了一圈之后，她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不急不忙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看看房子。她退了出去，着了迷一样地看着他们。

巴希尔看起来像是痴傻了。他在走廊上，在门口进来又出去，摸着瓷砖、玻璃、木头、粉刷的石膏墙，吸收着每一种表面的触感。

“我有一种感觉，他们正沉默地走在一座庙宇中，”多年之后，达莉娅回忆说，“所以，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巴希尔停在了一间小卧室打开的门前，卧室在房子的一角，靠近后院。他听到达莉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是我的卧室”。

“是的，”巴希尔说，“以前是我的卧室。”

达莉娅抬头看着床上方的墙壁。在墙上，她用大头钉钉上了一张喜气洋洋的、蓝眼睛的以色列士兵的图片，图片原来是《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以色列萨布拉的原型。“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这名士兵正昂首挺胸地站在苏伊士运河上，他的乌兹冲锋枪举到了头顶。对于达莉娅来说，这个形象代表着解放、抵御威胁和生存。与巴希尔一起站在卧室门口的时候，达莉娅突然第一次意识到，巴希尔可能会以不同的视角看那张海报。

漫画中的以色列女英雄，其公开身份是摩萨德的特工

巴希尔记得达莉娅说：“我想，你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个房子了。也许是在同一年，我们来了。”

巴希尔想要爆发，想要大喊，我们没有“离开”房子！是你们把我们赶走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说：“我们还没有正式介绍呢。我是巴希尔·哈伊里。那边是我的堂兄吉亚斯和亚西尔。”

达莉娅也做了自我介绍，她告诉他们说，自己正在特拉维夫大学的暑假中。她很小心地没有对他们说，自己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训练团。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她是一个犹太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她感觉到一股从心底激增而起的责任，或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种呼应对方的能力。童年时代的问题又回来了：阿拉伯人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以前谁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离开？她意识到这些男人有答案。她想，终于，我打开了一扇被关闭了太久的门。达莉娅把这一刻视为自己寻求理解的开端。

“现在，”达莉娅说，“你们愿意让我来把你们当客人招待吗？你们想喝点什么？”

当客人，巴希尔想，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被当成一个客人吗？“我不介意，”他飞快地对达莉娅说，“好的，谢谢你。”

“我们坐到花园里去吧，”达莉娅说，她指着后院，“那里非常好看。你们想喝什么？柠檬汽水？土耳其咖啡？”

三个堂兄弟坐在花园的阳光下。巴希尔的眼睛就像是一台相机的镜头，把外墙、窗框、屋顶都记录其中。他记下了土壤、沙子、枝条、树叶和果实。他甚至还记录了房子上石头层之间长出的草叶。现在，他的目光落在了花园角落里的柠檬树上。

“我觉得他们没对房子做什么改动。”亚西尔说。

“——除了家具。”巴希尔回答。

达莉娅端着饮料回来了。巴希尔记得是小杯的土耳其咖啡，可达莉娅确信自己给了他们柠檬汽水。“我希望这次拜访能让你们感到一点安心。”她一边在每个人面前摆放小的瓷杯和茶托——也许是几杯柠檬汽水—— 一边说。

“当然，当然。”巴希尔说。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听着对方啜饮的声音。过了几分钟，亚西尔站了起来。“我觉得我们该走了。”他说。可是，巴希尔还没准备好。

“你能让我再看看房子吗？”他问达莉娅。

她微笑着回答：“当然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巴希尔看着亚西尔。“我只去一分钟就好。”他说。

几分钟之后，达莉娅和巴希尔又一次在门口面对面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达莉娅说。

“好的，当然，达莉娅，”巴希尔说，“我也希望再见到你。以后请一定到拉马拉来看我们。”

“我怎么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

“你到了拉马拉的话，随便问哪一个人，”巴希尔说，“他们会带你到我家。”

堂兄弟们爬上了以色列汽车，像来时一样，一个在另外一个后面坐好。他们沉默地、精疲力竭地往东去了。他们看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在回家的路上，没什么惊喜了，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更加熟悉。巴希尔凝视着窗外的虚空，他感受到新的负担，那负担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

巴希尔爬上混凝土楼梯，回到了拉马拉的房子里。他打开门，看到他的姐妹、兄弟、艾哈迈德和扎吉雅，全都在等候着归来的旅人。艾哈迈德在中间，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巴希尔快受不了了。“我太累了，”他说，“路很长，故事更长。让我先休息，明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那时才是下午6点。

“睡吧，我的儿子，”艾哈迈德说，他的眼中都是泪水，“睡吧，我的爱，我亲爱的儿子。”

早上，全家人都在等待。巴希尔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和堂兄们这次旅程的每一刻都讲了一遍。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要问巴希尔——每个人，除了艾哈迈德，其他人要求巴希尔重现旅程的每一步，他对石头的每一次触摸，艾哈迈德一直没有说话。下午的时候，光线是否仍从南窗照入？大门上的柱子还挺立着吗？前门是不是还漆成橄榄绿色？油漆剥落了吗？“如果什么也没变的话，”扎吉雅说，“巴希尔，你回去的时候带一罐油漆，把它刷新一下；你可以带一把大剪刀，剪掉沿着石头路长出来的草。柠檬树怎么样，看起来好吗？你把柠檬带回来了吗？……你没有？你有没有捻捻叶子，闻闻它的气味，你的手指闻起来是不是像鲜切的柠檬？房子的石头怎么样，它们摸起来是不是还是又凉又粗硬？……还有什么，巴希尔，还有什么？请别漏掉任何东西。”

在整个问东问西的过程中，艾哈迈德静得像一座山，他的眼睛满含泪水。突然，他站了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艾哈迈德离开厨房，走过走廊的时候，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但没人敢叫他回来。艾哈迈德关上了卧室的门。

“真主原谅你，我的儿子，”扎吉雅说，“你又一次撕开了我们的伤口。”

1967年夏天，哈伊里家这样的谈话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并不罕见。数百名，也许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跨过“绿线”，到童年的家去“朝圣”。他们回来时，背负着苦乐参半的记忆，一座开满着花的花园，一个抹去了阿拉伯文字的石拱门，一架走了音的钢琴，一把仍然能够开锁的钥匙，打开的木头门，猛关的铁门。对于一个难民来说，他的年纪是否大到足够记住旧居，这不重要。家园的风景和回归的梦已经随着母乳潜入人心。所以，即便孩子没有真实的记忆，他也仍然好像能记得。

那些在1948年还没有出生的人，他们讲述着自己出生之前就被摧毁的那些村子中邻里的细节。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只有土地本身，偶尔还有一块古老地基的断壁残垣可以去访问、去记录。在雅法、海法、西耶路撒冷、利达和拉姆拉，那些阿拉伯老房子还在的地方，巴勒斯坦人仍可以用触觉找回记忆：橄榄树的一根小枝，花园里的一块石头，一把无花果……那个夏天的晚些时候，巴希尔和他的弟弟卡迈尔第二次访问了达莉娅和拉姆拉的房子。尽管1948年的时候卡迈尔只有一岁，但他发誓自己记得那所房子。弟弟接受了达莉娅给他的礼物：四个柠檬。他把柠檬交到了父亲的手上，艾哈迈德将一个柠檬放进客厅的一个玻璃柜里。

……

1968年1月，一个湿冷的灰色早晨，达莉娅在拉姆拉醒来，脑子里想着巴希尔和他的家人。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着巴希尔请她去拉马拉的邀请，她希望今天就是那一天。达莉娅没有巴希尔的地址或电话号码，因此，她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亲自出现来接受他的邀请。她记得巴希尔对她说：“你到了拉马拉之后，只要问巴希尔·哈伊里的家，每个人都知道。”

现在，她得想办法去拉马拉。她家的双缸雪铁龙汽车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即使它可以，摩西也绝不会允许女儿去西岸。达莉娅决定给一个叫理查德的英国熟人打电话，理查德一直想和这位长得像美国影星纳塔莉·伍德的年轻女子约会。达莉娅对理查德不感兴趣，但他有车。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开车载着达莉娅穿过“绿线”，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他们在半上午的时候出发了，当他们向东开的时候，犹太丘陵 ——如达莉娅所知——变得更加清晰了。山峦是深深浅浅的紫色，阴影被细细的光柱点缀着。达莉娅回想起自己五岁那年与母亲在家时，她指着这些小山说：“依玛，我们去那些山上吧。”当索利娅告诉她那些山很远的时候，达莉娅拉着母亲的手说，“不，不，你要是真想去，我们可以去那儿。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当她和这个安静而紧张的英国人一起朝着新领地前行，驶近西岸的这些山脉的时候，达莉娅感受到一丝归属感。

冬季，英国人的汽车在西岸土路上的坑坑洼洼中颠得快要散架了。达莉娅知道，以色列的坦克和吉普车正在这些路上的某个地方巡逻，但她和理查德看到的大部分景色都是石头山、橄榄树，还有与景色融为一体的古老村落。他们从拉特伦和伊姆瓦斯那人去房空的阿拉伯村庄往东北方向开，靠近了拉马拉。在拜特西拉以北迷宫一样的道路中，他们迷路了。附近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围住了汽车。达莉娅听到孩子们飞快地说阿拉伯语，感到忧虑不安。

他们继续往前开，沿着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那陌生而荒凉的道路行驶，内心对自己的方向仍然七上八下的。

六个月之前，只花了六天时间，以色列人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让自己的形象有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逆转：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同时也是占领者。然而，在以色列和国际社会，胜利的狂喜和公众的喜悦情绪，在某些方面已经让位于对战争残酷性和占领的道德的反思。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呼吁以色列基于道德考量，从所占领土上全面撤出。奥兹是在集体农庄长大的年轻人之一，这些人力求记录萨布拉（土生土长的阿什肯纳兹以色列人）的复杂情感，这些人“对他们的巨大胜利感到迷茫，同时，又对战争的真相带来的启示感到震惊”。

“六日战争”中的以色列军队

他们都是达莉娅在以色列军队中的同辈人，他们对奥兹和其他的时代记录者讲述自己道德上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几乎每个士兵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对“‘世界末日’的抵御……多年前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谈到的事——关于爱我们的国家，关于犹太人在我们的天父之地上继续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士兵回到集体农庄之后，用一位萨布拉的话说，他们被一种感觉所烦扰：自己已经成为“杀人机器。每个人的脸都在扭曲，你的腹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咆哮。你想杀人，再杀人。你必须了解那些事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仇恨，再仇恨”。

这是英雄的萨布拉的一个新的自我形象，曾几何时，它的作用是为整个以色列社会展现韧性和力量。如今，“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新角色——占领者——这并不是集体农庄长大的士兵们想要的。“身处占领军之中的感觉太糟糕了，”一名士兵对奥兹说，“这是一份可怕的工作，真的很可怕。我是集体农庄的人，这不适合我们。没人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以色列人越来越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受害者的国家，1963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纳粹大屠杀从阴影中曝光于天下之后，尤其如此。现在，萨布拉们（许多人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被占领国的平民：母亲们恳求士兵们释放她们的儿子，妻子们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老人们弯腰拄拐，困惑地看着一个营队的士兵经过，并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喊叫。

在拉马拉，正如巴希尔所说，达莉娅和理查德在城中心的马纳拉广场（Manara Square）停车之后，向一个街上的男人打听巴希尔·哈伊里的家在哪儿。这个男人知道巴希尔是谁，他住在哪里。几分钟之后，达莉娅和理查德就站在一个混凝土台阶底下了。一个邻居上楼去通知巴希尔说，他有客人来访。

巴希尔刚从一座以色列监狱里出来没几个星期，弟弟卡迈尔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猜猜谁来了？”卡迈尔激动地喊。巴希尔立刻就知道了答案。他跳下台阶，跑到街上。达莉娅在那里，看起来有点紧张，站在一个高高的、敦实而苍白的家伙旁边。她的男伴看起来比她还不舒服。

那天很冷，阴暗的天色预示着可能会下更多的雨，可是巴希尔没有邀请他的客人们上楼。“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拜访安不安全，”他告诉她，“因为我刚出狱。”

“你为什么进监狱？”达莉娅问。

“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巴希尔回答。

真有意思，达莉娅想。我也爱我的国家，但没有被关起来。然而，她意识到，巴希尔说自己被监禁，并不是要表现自己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立场，相反，他只是想保护她。巴希尔正在受监控，如果达莉娅上楼，她也将面临被监控的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希尔正试图在达莉娅一方军队的眼皮子底下保护她，而她现在其实也是其中一员。达莉娅面临选择，她很快就做出一个决定：她不允许任何人告诉自己，她能见谁，或者不能见谁。她看着巴希尔瘦而光洁的脸庞，还有棕色的大眼睛。“求你，”她说，“让我们去看看吧。”

楼上，巴希尔领着达莉娅和理查德进了一个又冷又暗的客厅，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堆满东西的沙发上。周围是一片安静中的忙碌。有人推进来一台煤油取暖器，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灯。巴希尔的姐妹们在客厅里忙碌，为这对不速之客收拾客厅。这是达莉娅第一次见到西岸的女性，和她猜想的一样，她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不穿制服的以色列人。

巴希尔把母亲扎吉雅介绍给达莉娅，扎吉雅热情地问候了达莉娅，达莉娅记得，没过多长时间，“好多东西一下子出现在桌子上：茶，蛋糕，新鲜的点心，阿拉伯甜点，土耳其咖啡……”这是达莉娅第一次体会到阿拉伯人的好客。桌子上的托盘和碗碟越来越多，达莉娅被主人的慷慨大方深深打动了。

尽管一家人热情好客，达莉娅仍然为他们家的临时凑合风格感到震惊。她环顾四周，看着沙发、地板砖、墙上框子里的照片。有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不在。达莉娅不能准确地辨别出是什么，但她感觉这一家人好像都坐在行李箱上面，随时准备动身离开。

“所以，”巴希尔用不熟练的英文说，“你好吗，达莉娅？你家人好吗？你在学校里怎么样？”

“我很好，”达莉娅说，“很好。”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巴希尔注视着达莉娅。他很乐意让达莉娅决定他们谈话的走向。毕竟，她是他的客人。“欢迎你到这里，达莉娅，”他说，“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你很慷慨，对我们很好。”

达莉娅注意到巴希尔的姐妹们在门口那儿窃窃私语，并盯着她看。她们的脸上有着达莉娅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达莉娅觉得，巴希尔的姐妹们，她们的眼睛像小鹿的眼睛，在希伯来语中是“enei ayala”，美丽的有力象征。最后，全家人都出来问候达莉娅，除了巴希尔的父亲艾哈迈德，显然，他不在家。

达莉娅又深呼吸了一下，她在开口前犹豫过，要不要问这个问题，但她提醒自己，她到拉马拉，是为了有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巴希尔……”达莉娅说，她身体前倾，“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她犹豫了一下，“现在有人生活在你的房子里，这种事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本来，巴希尔乐意让对话保持在“你好吗？”的层次。他对于“阿拉伯式热情”的理解让他不会挑战一位访客。但这次非同寻常。达莉娅需要也值得被认真对待。

“听我说，达莉娅，”巴希尔慢慢地说，“离开家，抛下所有的财产，把全部的灵魂丢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不会不顾一切地抗争，去拿回一切吗？”

巴希尔本可以讲述更多的细节。他可以告诉达莉娅，巴勒斯坦人的集体叙述教会了他什么：1948年7月12日，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利达，并占领了拉姆拉，第二天，士兵们的枪托砸在门上；好几万拉姆拉和利达的人被迫流亡，19年来人们对家园固执的渴念，想要不计一切去战斗、去回家。但他只是突然站了起来。

“来，达莉娅，”巴希尔记得自己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达莉娅本来想让理查德也加入谈话，但这个英国人看起来百无聊赖，当巴希尔走向餐厅中的一个玻璃柜子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达莉娅跟着巴希尔，两个人站着，透过玻璃往里看。

“看看这个柜子，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巴希尔说。

“这是个测试吗？”

“这是一个测试。请告诉我，你在这个柜子里看到了什么？”

“书，花瓶，一张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图片。也许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一颗柠檬。”

“你赢了，”巴希尔说，“你记得这个柠檬吗？”

“柠檬怎么啦？有什么故事吗？”

“你记得我和我弟弟去看你们的时候吗？……记得？你记得我们离开的时候，卡迈尔问你要什么吗？你给了他什么当礼物？”

巴希尔记得达莉娅沉默了一会儿。“哦，我的上帝啊。这是那次拜访你们带回来的柠檬中的一个。但是，你们为什么保留着它？快四个月了吧？”

他们从柜子前走开，在客厅里坐了下来。

“对我们来说，这颗柠檬的意义远胜于一个水果，达莉娅，”巴希尔慢慢地说，“它是土地，是历史。这是一扇窗，我们打开它，能照见自己的历史。我们把柠檬带回家之后，过了几天，一个晚上，我听到房子里有动静。当时我正在睡觉。所以我起身，仔细聆听。以色列占领之后，我们总是杯弓蛇影的。就算是树的摇曳也会把我们惊醒，让我们担惊受怕。我听到响动，所以起了床。声音正是从这个房间传过去的。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的父亲，双眼几乎全瞎了的父亲。”

“嗯……”达莉娅说。她专注地听。

“达莉娅，我看到他双手捧着这个柠檬。他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两颊上流淌着泪水。”

“那你怎么办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开始想事儿。然后，我开始自言自语，一直说到天明。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爱他爱得那么深。”

达莉娅的泪水也在打转转。她看着她的英国朋友，又一次想让他也参与谈话。理查德开始用脚拍打地面，看手表。看来，这将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约会了。

“如果你的父亲到拉姆拉的房子里来，会怎么样？”她问巴希尔。

“他可能会崩溃的。他总是说，他还没走到门，心脏病就会犯了。”

“你妈妈呢？”

“我妈妈也一样。你知道，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一幢房子意味着什么。她到这个房子里的时候，还是一个新娘。她在这个房子里面生儿育女。”差不多26年之前，巴希尔自己就是在那个房子里出生的。

“从你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自己，巴希尔，”达莉娅说，“我们记得自己几千年的流亡历史。我能理解你对于家园的渴望，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流浪的经历。”达莉娅开始把自己对“以色列地”的主张和巴希尔对“巴勒斯坦地”（Arde Falastin）的爱一起考虑。

“我开始说自己对他们流亡感受的理解，”达莉娅回忆，“我理解他们对家园的渴望。通过自己对‘以色列地’和以色列的渴望，我理解了他们对‘巴勒斯坦地’的渴望。从我们自身的流亡经验，我理解了他们的流亡。我自己的集体经验里面有些东西，通过它们，我理解了这些人近些年的经历。”

她告诉巴希尔，“你们经历过的，肯定是很可怕的体验”。达莉娅被深深地打动了，她相信自己正在和新朋友建立联结。

巴希尔从来都理解不了另一群人古老的渴望——他们希望从几千年的流亡中回家——怎么能够和一代代巴勒斯坦人的实际生活相提并论。这些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春耕冬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葬祖先。他非常怀疑以色列人对故国的渴望和他们建国有什么关系。“以色列第一次进入西方占领势力的设想中，原因有二。”他告诉达莉娅。

“是什么呢？”她问，感到自己的怀疑也在增长。

“首先，把你们赶出欧洲。其次，通过这个政府统治东方，压制整个阿拉伯世界。于是，领导者们开始想起《妥拉》这回事了，所以他们开始讨论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还有‘应许之地’的事儿。”

“但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达莉娅抗议道，“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其他国家迫害，为了保护我们免遭冷血屠杀——仅仅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知道真相，巴希尔。”现在，达莉娅不再试图让她的英国朋友参与对话了。“我知道我的同胞被屠戮，被宰杀，被赶到毒气室里。对我们来说，以色列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犹太人最终能感觉到，当犹太人不是一个耻辱！”

“你说全世界都对你们这样做，达莉娅。这不是真的。纳粹杀死犹太人。我们也恨他们。但是，为什么该由我们来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我们欢迎犹太人。他们从欧洲人那里逃到我们这里，我们竭尽所能地欢迎他们。我们照顾他们。但是现在，因为你们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他人却因此要生活在痛苦中。我们拿你的家庭来举例子吧，你们从别的地方跑来。你们应该待在哪里呢？待在一所属于别人的房子里吗？你会把房子从他们的手里夺走吗？房子的主人——我们——应该离开房子，到别的地方去吗？我们被人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村庄、自己的街道赶走，这公平吗？我们在这里有历史——利达、海法、雅法和拉姆拉。很多来这里的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一群无地的人，正在去往无主之地。那是在忽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以及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遗产和他们的文化。现在我们是陌生人，散落到各地的陌生人。为什么会这样，达莉娅？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让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也让你们背井离乡。”

达莉娅觉得自己没办法用三言两语向巴勒斯坦朋友解释清楚她对“以色列地”的爱。“两千多年来，我们每天祈祷三回，祈祷能够回到这片土地上，”她告诉巴希尔，“我们也试过去其他地方。但我们意识到，那些地方不想接纳我们。我们必须得回家。”

两个年轻人沉默地彼此对视。

“好吧，巴希尔，我生活在你的家里，”达莉娅最后说，“这也是我的家。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住处。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巴希尔平静地说。

达莉娅觉得巴希尔扔了个炸弹。她想要尖叫，不过，作为巴希尔的客人，她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她强迫自己聆听。

“我们认为，只有1917年之前——1917年是《贝尔福宣言》发表那一年，也是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开始——来这里的人有权留在这里。1917年以后来的任何人，”巴希尔说，“都不能留下。”

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贝尔福宣言》

达莉娅为巴希尔解决方案的大胆感到震惊。“好吧，因为我是1917年之后出生并且来到这里的，我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她说，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笑。她为自己极端矛盾的处境而感到震惊：在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受到欢迎的房子中，因为共同的历史建立纽带、产生联结，却在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之上有彻底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因为在拉姆拉，自己为他们打开了进家的门，达莉娅感到哈伊里一家对自己的深切谢意。“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场景，”她回忆道，“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会面的温暖和真实感，见到另外一方，这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可以这么说——我们欣赏彼此的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另一方面，我们交流着似乎完全互斥的话题。我在这里的生活是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的，如果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就要付出代价。”

达莉娅直视巴希尔。“我没有别的地方去，巴希尔。”她说。“我要留在这里。最好是让你们生活下去，同时也让我们生活下去，”她说，“我们必须共处。必须互相接受。”

巴希尔平静地看着他的新朋友。“你们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达莉娅。你记得十字军在这里待了将近两百年吗？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离开了。这是我的国家。我们被赶出来了。”

“嗯，你得知道，这也是我的国家。”达莉娅坚持道。

“不，这不是。这不是你的国家，达莉娅。你们从我们手中偷走了它。”

“偷”字在达莉娅听起来像一记耳光。因为巴希尔超级平静的风度，不知何故，这感觉变得雪上加霜。达莉娅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感到被冒犯，生起气来。

“你们要让我们葬身大海，”最后，达莉娅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我们该到哪里去？”

“非常抱歉，但这跟我没关系，”巴希尔静静地说，“你们从我们手里偷走了土地。解决方案，达莉娅，非常残酷。你种下一棵树，却没有种在正确的地方，它是长不大的。我们在讨论几百万人的未来。”然后，巴希尔重申了他的想法。这也是“六日战争”之后，许多巴勒斯坦人普遍抱有的想法：1917年之后出生的犹太人，或者是出生在现在以色列领土之外的犹太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原籍国去。

达莉娅简直不相信这是个认真的主意。“不，巴希尔，不，我们没什么地方能回去。”

“不，你能，你们能，这是可以做到的。他们会欢迎你们回去的。”

“巴希尔，”达莉娅身体前倾，恳求道，“别想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外一个错误！你想让我们再次成为难民吗？”我在这里做什么呀？她想，继续这场谈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不过，她注意到一些事情：巴希尔从未重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威胁——有一天，要用武力夺回整个巴勒斯坦。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会从你那里夺走你的房子——达莉娅避免去询问巴希尔的意图或政治背景。双方都选择留在矛盾体之内，他们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因此，达莉娅相信，他们有理由继续讲话，对话本身是值得保护的。达莉娅站了起来，理查德伸手去拿外套时，似乎大松了一口气。“我想我在这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她对巴希尔说，“我父亲该担心了。我得走了。”

达莉娅握住了巴希尔的手。“真的，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每次见面，我都比以前了解得更多。”

巴希尔的母亲和姐妹们来了，达莉娅谢了她们，大家都向他们道别。“在这座房子里你不是客人，达莉娅，”巴希尔说，“你得多来几次，我们也会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