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游乐园、篮球场……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生活？

终审团主席｜张永和

非常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MIT荣休教授

我喜欢的城市文化生活围绕一个“小”字：即走过一条小街，找到自已感兴趣的一个小角落——小剧场、小书店、小咖啡馆、小服装店。

我觉得即便是城市里的一间小店，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一个人生活在城市里，并不是仅仅要和其他人生活都一样。有大众喜欢的东西，也有很属于一个比较小的人群、小众的爱好。在逛街的过程中，即便并不走进任何一家商店，仍然可以沿街通过橱窗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跟自己原来喜好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近些年，我在逛街的时候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穿汉服。一开始是偶尔能看到，我觉得可能是几个小朋友出去拍照穿。后来我发现远远不是这样，有很多人穿，而且还因此培养了做汉服的工业。

有一次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我看见一个女生穿着汉服。我就问她：你是偶尔穿还是经常穿？她的回答是每天穿。实际上，她已经给自己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这其实还是挺让我感动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选择汉服，也可以选择现代的服装，也能在街边的小店里买到复古的、改良的衣服。这些小店我觉得带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活力。小众加小众，加在一起就创造了城市文化的极大丰富。

从互联网起飞到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见面的方式、消费的方式、交流的方式乃至坠入爱河的方式都已经改变。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但是，与人见面的渴望仍然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所以，互联网并未削弱线下实体会面空间——也就是公共空间的力量。

互联网让沟通变得更便捷，也让“微妙”变得更困难。城市变成了社交网络上的“打卡”和照片，这种趋势会影响建筑，也会让我们丧失创造微妙建筑和微妙空间的能力。城市不应只有地标建筑和纪念碑，还应该有安静、私密的社区和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失去这种意识。

我是一名评论家，一直在写非虚构作品。我一直非常嫉妒小说家和电影创作者。评论家观察、反思，但是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告诉我们城市生活的新奇和引人入胜。我认为，在今天，电影和文学依然是表达城市的语言，但新的媒介已经开始出现。像《侠盗飞车5》（Grand Theft Auto V）这样的游戏，它对城市生活有非凡的洞察力。人类的需求始终存在，而城市尝试创造不同的语言去回应。

终审团成员｜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一直从事着大众文化、电影史论和性别研究。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大声疾呼，要保护影院。保护的理由一方面是，作为城市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影院，是这样一类大型建筑：当空间里的灯光暗下去，前方的银幕亮起来，我们的目光朝向银幕，这个空间自身就成为了电影艺术的内在媒介系统。如果影院空间消失，也就意味着电影艺术的死亡。

另一个理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电影只有在影院空间当中才能被称为“第七艺术”。因为影院空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人们呼朋引友、扶老携幼，到影院当中共同观影。但是当真正进入影院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独自地、隐秘地在观影。

所以在我看来，影院始终是这样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公共空间，令大家聚集，但是在聚集中，我们又是个体的、独自的，每个人在电影当中获取不同的经验。这很像大都市中的生存，到处是陌生的人流，但是我们会因城市空间而聚集在一起。

所以说，影院空间像是城市的隐喻、城市的缩影。产生于20世纪的电影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完善了都市文化，甚至可以说它完成了现代都市。

在艺术的门类里有纯粹的时间艺术，比如说小说、诗歌、音乐；有纯粹的空间艺术，比如说雕塑、绘画。但电影和建筑都需要同时处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它们都是在时空的相对关系当中才成立。电影有完整的相对时空结构，而建筑具有局部的相对时空结构。

当我们在建筑中穿行，当时间成为一个时存，建筑的空间才能够得以展现、才获得意义。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电影一直在从建筑当中汲取影响，我想建筑也同样受到电影的影响，不断被电影文化所建构。

当我穿行于一个建筑空间，我的关注点事实上是我对电影的关注点的延伸。我当然会有审美的内在需求和感知，同时我也会有意识地去捕捉结构性：我们如何建构这个空间？它是以怎样的结构原则形成？

但是从另一方面可能我更关注的是空间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观看城市空间，我会更自觉地瞩目于人：我们如何安置人？如何组织我们的城市空间？这也就是我们社会最直观的外在形态。

终审团成员｜汪民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主要从事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都市研究。大约在二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街道的面孔》，后来对城市也一直很感兴趣。

我在武汉读书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大学生都喜欢串校。我从学校去另外一个学校看同学，没有办法事先与他联系，有时候就从宿舍直接走过去，从华师到武大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中间要穿过一条街，那条街一路上全部都是店铺，有小吃有书店也有发廊，街面上很丰富，我很愿意走。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甚至还要组织City Walk，把走路当成一件认真的、有很强目的性的事情来做。但是在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在路上漫游也好、行走也好，都是无目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忙，所以有大把时间在街上闲逛、在城市里走，那也是一种生活。

我个人觉得，城市大概有几种类型。一类城市是“条纹城市”。每一个街区、甚至每一个建筑都有不同的单元。它是封闭的，只有大马路，没有街道，不会形成开放式的空间。这样的城市，它把日常生活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上。

还有一种城市就是与条纹城市相反，也就是“平滑城市”。他没有什么格栅，不太形成一个有机体，很松散。

还有一种类型的城市，处于条纹城市和平滑城市之间，用哲学家德勒兹的讲法，是“褶子城市”。它既不是完全封闭的，也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的、打开的城市。它是不断的折叠、打开再折叠、再打开，有一种层次感和可能性。比如说，咖啡馆、理发店这种带有公共性的小空间，它们处于胡同、街头，还是位于大商场里，带来的感受和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城市既应该向光敞开，有它可见性的流通；也应该保留自己的阴影，有自己的隐秘褶皱。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打开、折叠，再打开、再折叠的过程。

终审团成员｜项飙

人类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跟城市息息相关。那是在1992年，在北京城南的“浙江村”，一个外来人口聚居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的地区。我从这些比较边缘的人群看城市空间变化和社会变化。这也形成了我长期思考的一条主线。

城市里的菜市场为什么重要？显然不仅仅源于它的功能。在今天，我们通过网上预订、通过外卖、快递，都可以获得食品，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菜市场？因为在很大意义上的，它是社会性的。

来到菜市场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各种蔬菜水果、各种食品的颜色。颜色本身的鲜艳、形状的多样、气味的多元，甚至是环境本身的嘈杂，我们在菜市场感受到这些质地感。

我与很多年轻人朋友聊过，他们觉得这种质地感本身让他们感到心安。这个东西很难理论化，当你看到物品本身的颜色和质地感，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值得欣赏的、是值得投入注意力的。这个时候你和世界就产生了一种比较实在的连接和关系，这个可能是让人感到心安的一个原因。

就像当年和“浙江村”那些人一起摆地摊一样，很累但是很兴奋，因为这个过程里，跟周边的关系是非常实在的。小贩们懂得，从这条胡同穿过去就能赶快逃离，然后今天就可以赚钱。所以他们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观察欣赏周边的世界。

而现在，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传统的、开放式的市场正在慢慢消失。如果一直消失下去，会让我们的城市空间丧失空间感，这也是我以前说的“附近的消失”。

什么是“附近”？它就是一种人文的空间感。所谓“空间”，就是你和我的中间地带。有了你、有了我、有了他，有了这些空间，我们就构成了一个多立体的、有意义的空间。形成空间感，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他人、多元的视角。就像立方体，我们永远都只能看到立方体的3个面，但是我们在意识里知道立方体拥有6个面。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是因为还有其他人从不同的视角在看同一个立方体，把他们所有的视角都整合在脑中，我的认知就变得更丰富、更深刻，也觉得这个世界更有意义和味道。我希望这样的“空间感”永远不会消失。

终审团成员｜周榕

当代建筑及城市评论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去游乐园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我的童年还是非常快乐。让我印象深刻的游戏有两个：一个是拍烟盒，在城市里随便找块平地就可以拍；另外一个是叫掇刀，就是拿立刀在一块泥地上交替飞戳下去，最后看谁划的地盘大。

当我成了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其实特别匮乏游乐的地方。打算“遛娃”的话，要不去专门的游乐园，要不去大型商场里的游乐设施，而一座城市里这些场所就那么有限的几个，所以每周末想着带孩子去哪儿玩，就变成很艰巨的一项任务。

当城市空间一经功能类型定义，它就被固化了，关于它的想象就坍缩了。比如，我们如果将一个地方定义为儿童游乐空间，通常它就变得只有滑梯、攀爬架、跷跷板……玩的方式就被规定死了。

但实际上，儿童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一块没有定义的空地，儿童能找到非常多的使用方式，能去发明很多玩乐的方法。但我们习惯于将空间规定为单一的用途，很多城市的公共空间会拒绝孩子进入。当孩子去发挥想象力、当孩子在空间里奔跑喊叫的时候，还会有大人提醒他要小声、要谨言慎行。这就意味着，对人的规范已经跟与空间封固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空间里还有安全的问题。到处穿行的电动车，其实都把我们的城市分割成一块又一块的禁区。要穿越禁区，必须要让孩子遵守各种各样的规范，要紧紧抓住他的手。所以这就意味着，孩子不能通过自己的双腿去自由丈量城市，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双眼去自主发现城市。

但是游乐不仅是属于眼睛的，而是属于整个身体的，它带来的快乐也不是审美性的，而是体验性的。我们现在不再为孩子提供自己发现世界、掌控世界的机会，也不提供机会让他们在世界里开启源自本能的尝试。

在这个热衷“网红打卡”的虚拟时代，我觉得属于人游乐的领地会收缩得越来越小。因为“网红打卡”实际上是以一种审美的愉悦代替体感的快乐。网络上的“打卡”让人仿佛一致性地抵达某个地方。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只不过在重复别人投喂的图像，而没有亲身经历那个空间，也没机会在空间体验中发现自己。

所以对我来说，要让城市里存在游乐的空间，第一，可能需要提供一些规训没有那么强烈的空间，让孩子释放天性——我甚至不把它定义为“玩乐”，而只是希望不去压抑孩子们的天性。

第二，我觉得在城市管理的规范和实践中，要特别呼唤有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特异空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新的城市创想区域存在，也特别渴求看到这种城市创新案例的出现。这或许就是我们设立“城市创新奖”的初衷所在。

终审团成员、组委会主席｜李鸿谷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从小是一个运动员，在我小的时候，运动其实是晋级、获取锦标的过程。在我生活成长的小城市，我曾经是我们学校很多运动记录的创造者。至今我还是学校110米栏记录的保持者。我的老师告诉我，我的记录一直没有被打破，是因为现在大多数学校害怕学生受伤，所以取消了这一项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演变。

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运动会促使你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从运动者本身的感受来说，当跑步、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达到极点。迈过极点之后，身体因为运动带来的变化会产生一种愉悦。我想古希腊人创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定也能体会到这种愉悦自己、达到更高境界的感觉。身体本身是我们连接精神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运动，通过去博物馆、去演出现场、去看球，我们抵达的不仅是身体的强壮，而是我们精神的愉悦。

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发现和理解，并非字面上的、理论上的推导。让公共空间形成的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进入。一个公园里有跑道，这很正常，但是当公园里开始建造一个篮球场、若干个篮球场，并且篮球场是免费的，这个时候，建造者已经萌发了公共性的意识，公共空间也开始产生。我们的身体在这里感受到同类、同伴和朋友，你的对手也在这里聚集，这种聚集本身可能会达到一种公共性的结果，这种结果也通过过身体来完成公共性的形成。

三联做人文城市奖，研究城市怎么让生活更美好，探索一个城市，有多少创造性的公共空间形成。三联人文城市奖评奖的一个要求就是，每一个入围的项目，都需要有至少两个终审评委去考察，这种考察本身就是用身体去感受空间、用身体去连接空间、通过身体来完成人跟精神的交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