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识精英，不排斥金钱，而是用金钱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人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对此，伪精英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钟摆现象”：

老是偏向一方，一强调物质就没有精神，一强调精神就反对物质。

伪精英发明了一种说法，叫安贫乐道，这是最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要你安贫乐道的伪精英，自己很可能挥霍无度。

我们不能安贫，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基本的物质利益。

但是也要认识到，金钱并非万能，物质不能穷尽人性之根本。过分追求物质，人就失去了自由，就会被物欲所遮蔽，而失去人的本性。

两者都要有，只是需要一个平衡。具体到个人，总是有所偏至：如果偏重于精神追求，在物质上就要有所牺牲；如果一门儿心思追求物质，就不要总觉得空虚。

真正的知识精英，保持自由的灵魂和独立的意志，不为政治强权或主流意见所奴役。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不恰当的冲动：要把学问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这种观念的形成，源于孔夫子的“国师情结”。

所谓的“国师情结”，从根底上讲其实就是一种奴性；如果精英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国师情结”，就永远摆脱不了学术对政治的依附。

孔夫子曾奔走于各国，寻找赏识他的思想、学问，给他以实践机会的明君。结果，他失败了，成了一只“丧家犬”。但是，正是这种失败最终让孔夫子成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并且开创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始终坚持理想，“有学问道德，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不满现实”，高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

“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种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真正的知识精英，能够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

首先，“传统文化”不等同于“古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古代文化，还包括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从五四算起，也有百年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将其排斥在传统文化职位，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真正地知古。

古代传统更不等于儒家传统。古代文化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儒家、墨家、法家等典籍文化，还包括存在于民间的习俗、礼仪、传说、以及口耳相传、时代相承的民间伦理、民间文化，等等。

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既要“进得去”，更要“走出来”。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理解的越深入，就越容易被折服，这本也正常。

但如果由折服变为顶礼膜拜，就会被俘虏，失去独立思考的愿望，也就成了 “传统之奴”，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真正的知识精英坚持的理想，绝不是乌托邦主义。

哈耶克一生坚定反对乌托邦主义，因为正是缺乏现实落脚点的理想主义，一再将人类社会推向火坑。

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面前，如果想同时兼顾二者，就要把理想划分为两个层面的理想。

一个层面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另一个层面的理想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

如果一个人只有未来的理想，没有现实目标，就变成了空想；一个人只有现实的目标，而没有理想，就会满足于现状。

真正的知识精英，不会因拥有知识自诩上帝。

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身背负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责任，但这种启蒙如若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征服，变成了一种专制。

启蒙往往分为两种，一种启蒙是启蒙者化身为真理的掌握者，把自以为的“真理”强制灌输，从而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启蒙者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

另一种启蒙，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的独立性，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良性的互动，从而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

伪知识精英，一开始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最后导致的却是一个更加愚昧的环境。

真正的知识精英，要能超越一己私利。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土地，然而，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是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他们把为他人做事当做投资。

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才”正好是我们的社会最欢迎的。

这种人的要害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他们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