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空前复杂的世界，鲁迅对瞒和骗的清醒态度与反抗绝望的精神，是当代年轻人直面现实困境的苦口良药。如钱理群教授所言：“面对着疫情和疫情后的困境，我的选择概括为四句：一是观察；二是等待；三是坚守；四是在可能的范围里做点事。”《钱理群讲鲁迅》《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是钱教授晚年再一次向大众谈鲁迅。当代研究鲁迅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人比钱理群更接近鲁迅，不仅在思想上心灵上，而且在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践行中。可以说，研究鲁迅已经成为钱理群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鲁迅诞辰142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钱理群教授的讲解，探寻心中的永恒之问：我们今天读鲁迅的意义在哪里？鲁迅的作品为什么称得上经典？历史的鲁迅是一个什么人？钱教授认为，杂文是鲁迅和他的时代建立联结的最佳途径，鲁迅用文章保存的“一时之风尚”如今还有价值。
本文是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罢工请愿遭英国租界巡警开枪镇压的“五卅 事*件”四十天以后(七月八日)所写，算是对中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自然意味深长，意义深远。在此之前的六月十一日，鲁迅还写过一篇《忽然想到(十)》(《华盖集》)，就已经提出，根本的问题是要“增长国民的实力”，而且要准备长期努力下去，至少要“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鲁迅说，“这样的数目，以个体来看，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鲁迅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显示了一种战略胸襟和眼光。在我看来，不仅适用于国家的发展，也应该是我们个人成长的指导方向和原则的，就是两个“长”：一切着眼于“长远发展”，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实没有更快的捷径”。鲁迅因此提出，在中国做事，“非韧不可”(《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什么是“韧性”精神？鲁迅有一个通俗的比喻：韧性就是“无赖精神”。比如天津的“青皮”在火车站“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坟·娜拉走后怎样》)。认准一个目标，就揪住不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就是“韧性”。“非韧不可”——鲁迅怎样做事 视频来自：钱理群讲鲁迅鲁迅这篇《补白》对韧性精神又做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发挥和阐释。其一，“择定一种口号......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我把鲁迅倡导的做法概括为“边玩边打，边打边玩”。人无非三种活法。一种是“只玩不打”，这是“要前进的青年”所不取的；一种是“只打不玩”，拼了老命去干，不懂张弛之道，恐怕很难持续，也不容易被接受；再就是“边玩边打”，一边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一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既合理又合情，就可以坚持一辈子。这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化为日常生活的实践，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即把自己的奋斗常态化。这背后还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艺术，“边玩边打”实际上就是鲁迅提倡的“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再埋头继续“打纸牌，喝酒”(《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还有一个为人做事的态度：不要那么招摇，不要摆出“战士”的英雄姿态，无非是常人的独立选择。只做只玩不吭声，反而更有自信，更主动，也更有力量。其二，要“慢”又“驰而不息”。首先是“慢”，中国的事情太复杂，做事太难，不是你急就急得出来的。不能立竿见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慢，只能慢。这不仅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更体现了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精神。什么事都要“留有余地”，“慢”才有“余裕心”；鲁迅早就警告过，“失去余裕心，......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华盖集·忽然想到(二)》)。“驰而不息”——鲁迅怎样做事 视频来自：钱理群讲鲁迅“慢”不等于止步不前，“即使慢”也要“驰而不息”。这就需要鲁迅在《补白》里强调的“不耻最后”的精神：“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即所谓“笨人”（鲁迅说的“傻子”）的人生态度、人生哲学：认准一个目标，就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不怕落后，不怕失败，也绝不放弃，绝不怠慢。这样，即使不能完全达到自己的目标，活着也自有一番意义。补白(三)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① 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② 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③ ，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④ ，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⑤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注释〕
① 这是梁启超批评北京学生纪念国耻活动的话。见他于1925年5月7日《晨报》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
② 汤尔和(1878—1940)，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等职。抗战时期附逆，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总署督办。五卅事件后，他在《晨报》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批评学生运动。其中提到，募捐的学生曾往他家擂门“足有十五分钟之久”。
③ 缇萦救父，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缇萦，汉代淳于意(仓公)的幼女，因父亲获罪，上书汉文帝，愿为官婢以代父赎罪。
④ “束发小生”，旧戏文中形容书生年轻而未阅世的话。这是章士钊对当时参加政治活动的学生的一种蔑称，犹言“毛孩子”。
⑤ 韩非子，即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有《韩非子》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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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在晚年重新回到鲁迅研究，采用讲演的方式向大众再谈鲁迅。 作者从三个角度勾勒鲁迅的面貌和他的作品。第一部分是鲁迅和当代的关系，追问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为什么还要阅读一个140年前的作家的文章，这个问题最为迫切也最需要先行解决；第二部分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令人切实感受到鲁迅作品的魅力；最后一部分，则是回到鲁迅的年代，还原他的真实生活、工作场景，让读者从另外一个具象的层面获得对鲁迅其人的生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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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讲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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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球性的灾难和危机，使人类陷入了困惑和焦虑。这时候，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可以坦诚交换意见、自由讨论的“真朋友”，钱理群想起了鲁迅——他就是这样的“真朋友”。鲁迅是一个“真”的人，他不仅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更从不向他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和失误；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钱理群结合自己的困惑和毕生对鲁迅研究的积累，精心挑选23篇鲁迅的经典杂文名作，逐一与它们对话交流。全书分成七部分，以“怎样——”作为引导，鲁迅原文+钱理群导读，从怎样看、想、说、写，到怎样读书、做人、做事，全景展示鲁迅的思想光芒和精神气质，让鲁迅走进当代生活，与青年读者对话。 在鲁迅140诞辰之际，这样一本鲜活的小书，是当代青年亲近鲁迅的不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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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承担的学术》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这些越经磨难越显纯真的学人使我们看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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