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怀念邓小平？歌德说过的一句话或许给出了答案：“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可比于空中的巨星。当他们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眼便不禁向他们瞻望。如果我们有幸能分享这种完美的品质，我们便感到鼓舞和受到陶冶。”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也不可回避一些历史人物对历史的积极推动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1982年，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1992年，南巡讲话……正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就像他打桥牌时的表现一样，邓小平只是想把他摸到手的牌打好，但客观上他推动的改革，“可能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21世纪变得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大”。文字、思想是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载体。今天我们从3卷《邓小平文选》中挑选出邓公的一些思想话语，希望于困境当前重拾信心。很多话看似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话”，但却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真理。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20日，引自第5页）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引自第9页）“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引自第10页）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引自第18页）（《一二九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引自第26页）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1943年1月26日，引自第41页）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引自第69页）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引自第72页）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引自第89页）（《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引自第92页）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引自第99页）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引自第100页）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引自第105页）我们要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引自第106页）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引自第107页）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引自第141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引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5月16日，引自第145页）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5月16日，引自第148页）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5月16日，引自第149页）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倡导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引自第153页）（《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引自第170页）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打仗也是这样，先要解决为什么打的问题以及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引自第184页）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引自第218页）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引自第244页）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只要措施是积极的，就不是机会主义。（《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引自第282页）我们党对于群众路线历来的解释，正如毛主席讲的，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1961年10月23日，引自第287页）（《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1961年10月23日，引自第290页）（《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1961年12月27日，引自第296页）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要听老实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6月2日，引自第308页）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6月2日，引自第316页）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引自第323页）“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本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天府之国，田多粮多，因此鼠多猫亦多，农人养猫是为护粮。后来渐渐被化用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邓小平家中也挂有一副《双猫图》（上图）。这是被誉为“江南猫王”的著名画家陈莲涛所画，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另一只猫毛色乌黑，右上角有题词：“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上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他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引自第343页）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引自347页》）1969年10月-1973年2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这是他“第二次落”。1973年，毛泽东亲自在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尽量扫清可能出现的一切障碍。他评价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到了1976年，在第三次被“打倒”前，邓小平面对“四人帮”的威胁，回应：“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最终在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后来，有一位外宾在1985年向81岁的邓小平请教长寿秘诀，他回答了4个字——乐观主义，“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高个子顶着”。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引自第16页）邓小平曾告诉美国《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有人想给他写传记，但他不感兴趣。邓小平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引自第24页）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引自第35页）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引自第40页）1977年，在中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元凯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和开放出国留学制度的建议，他提了4句话：“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他回忆，本以为自己说的已经够过头了，只记得当时站他旁边的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一直皱眉头。没想到讲完后，邓小平不假思索，接过话头就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话‘领导批准’不要，这领导一批准问题就变性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引自第49页）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引自第57页）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这么两句话：1.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2.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引自第58页）1978年10月到11月间，邓小平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6个亚洲国家。在访问日本时，邓小平坐上了时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陪同的人问他：怎么样？乘坐新干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邓小平回答，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邓小平到新加坡学习时，他跟李光耀探讨，新加坡是怎么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为“花园城市”的？李光耀当时回答：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中国大陆客家地区一批破产的农民和渔夫，为了生存流入到这个地方的，最终凭中国人的聪明勤劳和智慧，还有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造就了这个花园城市。而中国大陆是从皇亲贵族、士绅豪门到文化大家聚集的地方，只要路找准了，未来的发展之路远比新加坡可期。图为邓小平与李光耀。在被问及最崇拜哪些领导人时，李光耀曾回答道：“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引自第67页）关于“实事求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解释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还有另外两段论述，“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学马列在精，要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引自第70页）（《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引自第75页）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引自第83页）“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引自《增强党的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引自第91页）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身临这一场“科学的春天”，现场一位34岁的青年技术员深受触动。9年后，他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华为”，取在墙上看到的响亮标语“中华有为”作为企业名。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引自第113页）邓小平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引自第146页）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中的题目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文章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邓小平为这篇文章写的提纲500余字，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图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手稿（局部）
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引自第151页）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引自第167页）“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制度须不断生长，又需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模仿国外的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美其名曰‘革命’，而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引自第173页）《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经理”。他说，“我更愿意说邓小平是‘总经理’而不是‘总设计师’”“‘设计’的工作，本来必然要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应该怎么走，但邓小平是试试看，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引自第175页）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引自第193页）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是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引自第196页）不从现在开始，不从部分开始，我们的事业就会拖下去，就没有希望了。（《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引自第197页）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在世时，总有人“嚷嚷”着要跟美国全面对抗。邓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4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4个A呢。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引自第201页）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引自第221页）“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引自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引自第227页）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引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引自第261页）我们一些老同志要有这样的觉悟，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不如我们行。其实，我们过去干工作多大岁数？还不是二十几岁就做大工作了。现在的人就比我们蠢一些呀？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我们要积极地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引自第265页）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政治家对于选拔青年人才有着极大共识。1980年代初，干部队伍出现了年龄结构“断层”，高层敏锐地意识到危机。1981年5月，陈云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章，建议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设立专门机构和有关辅助机构和岗位，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有句话概括了当时领导干部老龄化的尴尬局面：“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当年7月，邓小平表示，“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到老同志要“让路”，甚至把它比喻成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此后，浩浩荡荡的干部“四化”浪潮来临，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至1984年，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200多万人；1985年底，有46万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引自第283页）（《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引自第308页）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5月，引自第311页）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5月，引自第314页）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引自第319页）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倡导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引自第337页）邓小平：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引自第353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引自第364页）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少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少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引自第367页）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引自第369页）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年3月27日，引自第380页）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年3月27日，引自第382页）“骄傲”两个字我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1981年7月2日，引自第386页）邓小平身边的一位护士曾回忆，邓小平喜欢看武侠小说，像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等人的小说；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曾对金庸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看上几页。”而邓小平本人在与金庸会面时，曾对他说：“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会国家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年7月4日，引自第41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引自第3页）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1982年10月14日，引自第17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引自第28页）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穷的状态。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1983年6月18日，引自第29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引自第59页）图为在国庆35周年庆典上，邓小平向群众招手致意。检阅部队后，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35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引自第64页）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引自第65页）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回京后，2月24日，他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要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广东改革开放的“操盘者”任仲夷曾有一句名言：“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5年3月7日，引自第109页）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引自第111页）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28日，引自第113页）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引自第118页）（《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年5月19日，引自第121页）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日，引自第124页）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引自第142页）图为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拿事实来说话》，1986年3月28日，引自第155页）（《拿事实来说话》，1986年3月28日，引自第155页）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那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6年11月9日，引自第190页）（《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引自242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12日，引自第274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引自第283页）（《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引自第295页）邓小平在1974年会见美国的一个大学代表团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引自第307页）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引自第310页）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引自第320页）（《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4月7日，引自第358页）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1990年7月11日，引自第360页）图为1991年邓小平视察浦东。在《邓小平时代》一书里，傅高义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邓小平身上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能量。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72页）1992年的中国，如今回头看是海阔天空的发展机遇，但当时身处其中，可谓是内忧外患、诸多艰难险阻：外部：1989年东欧剧变，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多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权；1989年，美国宣布对华制裁，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更进一步，不少外资因此撤离中国；1991年“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凌晨，塔斯社播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职务）不久后，苏联解体；内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1年全年，中国GDP只有379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15%、日本的10.7%，人均GDP为333美元，连美、日的零头都不到；由于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国内思想政治方面，极左力量开始抬头，认为“放”得太开，很多人怀疑“红旗还能扛多久”，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喧嚣尘上，甚至有些人提出了“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偏离了……南巡讲话的亲历者陈开枝曾回忆：“可以这样说，在1992年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小平南巡的时候，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这是很不正常而令人担忧的。”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1月18日，苏联解体20多天后，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南巡”，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谈及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时，亲历者陈开枝曾这样比喻，“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73页）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74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曾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条件有利”“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81页）在南巡到达深圳时，邓小平曾前往仙湖植树。当深圳仙湖植物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玉树又叫发财树时，邓榕对父亲说，“这是发财树，我们都来摸一下嘛，都发财”“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邓小平回答：“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81页）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82页）1992年1月29日，南巡途中的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引自第383页）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说：“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一位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
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想要出版一套世界领袖丛书，邓小平的文集被列入了计划之内。
本以为此事难以实现，没想到得到了中方同意，邓小平甚至允诺要亲自写序。“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3]. 《1992年邓小平南巡，11天改变一辈子》，陈开枝[5]. 《2022年的中国很困难，1992年的中国难不难》，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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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武小周
编辑 | 允允 主编 | 孙允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