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她，拒绝消失

八月下旬黎紫书来中国，在广州太古汇商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一眼瞅见了她。时值盛暑，她穿一件轻薄的白衬衫，齐脖短发，内搭一件黑色长裙，整个人削瘦，置身堪称拥挤的嘈杂中。身边偶尔有读者驻足，悄悄观察，但不敢上前“相认”。

太显眼，又太不显眼——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在大陆文坛名气斐然，获得过红楼梦长篇小说奖、世界华文小说奖首奖，享誉全球文坛的马来西亚作家。

坐在黎紫书对面与她洽谈的，是一位刚买下她的新作《流俗地》版权的青年导演，他打算把这部在豆瓣被1.5万余读者打出9.2分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可能会有影后”。

整个八月，黎紫书特地带着新书巡游中国。在抵达广州之前，已经先后淌过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像一位游客、食客，也是一位读者，与其他读者畅谈交流，签名、大笑。她不是带着荣光而来，而是带着故事而来。

在一小时后的新书分享会上，黎紫书自己也难以置信：“光是说出我的名字就能获得掌声，掌声来得这么容易吗？”

对大陆读者而言，“70后”作家黎紫书也许不算熟脸。但作为马来西亚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在就文学圈内而言，她早已名扬海内外华语文坛。

自1995年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出道后，黎紫书连续多届获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2012年，黎紫书的长篇处女作《告别的年代》入围了当年的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除黎紫书以外，其余5位获奖作家都来自中国大陆。

王德威评价黎紫书是“近十年来马华文学最被看好的作者之一”；黎紫书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王安忆则这么评价：“小说与历史宏伟叙事有关，可到了‘流俗地’却降为人世间。”

十年后，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流俗地》先后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出版，这是一部以盲女为主角的故事。住在马来小城的盲女银霞，敏锐，聪慧，虽然眼睛看不见，心却能洞察人世间恩怨情仇。“我要让一个不被表相或色相迷惑的人去描述这个五方杂处。”黎紫书说。

书中描绘的市井风俗、人文水土，让许多中国南方读者感到亲切。一些渗入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基因里的东西，透过文字，向所有中文读者扩散。

不过，在马来西亚，文学及文学创作者长年位居边缘。《流俗地》两次出版不到三千本，直到现在都没卖完。

有一年，黎紫书在马来西亚书店举办分享会，只来了一名读者，她就对着那唯一的一个听众“深情款款地”讲了两个小时。

来到中国大陆，黎紫书蓦然闯入另一个新世界。“市场”，是她感受最强烈的第一个关键字。市场是赤裸而热闹的喜爱表达，无数读者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向她索求签名与合照，站在人群中同她交流人生；出版社的盛情邀请纷至沓来，短短半个八月，她就从北到南淌过了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

出版社提出要为黎紫书请一位助理，她惊恐万分：“你们一定要请，请他偷偷跟着我就行了，别让我看见。”她害怕被破坏个人的独立。

“我才不要什么助理！”她冲我眨眨眼，赧然一笑。

过往三十余年，黎紫书寂寂寞寞地写，锋芒毕露地拿奖。她就像一个拥有自由与耐性的旅人，身上没有“女性主义”等标签，也不曾通过热门话题营销自己，但她对自我及对世界的坦诚，一定会触动你内心深处某些关于生命本原的共同回响。

17年前，黎紫书在当时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星州日报》报做记者。由于热爱中文写作，她干劲十足，写得又快又好，饱受好评与期许。

然而，干了12年记者后，她开始感到怅惘和茫然，“（做记者）消耗太大了，觉得自己的工作只是不断重复 ”。

她想起年少的自己，那个上女校，学中文，在校刊校报上不断投稿，给自己取了N多个笔名的女孩，她的原名叫林宝玲。

“黎紫书”这个名字就是高中时一次偶然想到的，没什么别的含义，只不过觉得这三个字签起名来好看。后来，黎紫书用它得了一个分量较大的文学奖，便想，“今后可不能随便改动了”。

不断写作，拿奖，当记者，看起来互不冲突，但实则非然。35岁那年的一天，黎紫书忽然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更开阔的可能性。她真正想要的是当一个作家，一个彻底的、纯粹的全职作家。

头天晚上这么想着，第二天一早就辞职了。

辞职信递上去，为避免亲友的责问和劝解，黎紫书关掉手机，换掉号码，跑到朋友住的山上躲了起来，一躲就是大半年。

黎紫书从小如此：好强，“孤僻”，凡事说到做到，做了任何决定，八头牛都拉不回。

她提到自己的大妹。黎紫书家里有姊妹四人，她是老二。老三大妹小时候总是做黎紫书的跟屁虫，追随她，听从她。但青春期的某一天，因为一件关于恋情意见分歧的小事，大妹忽然同黎紫书翻脸，再也不跟她讲话了，竟这样僵持了三十年。

直到《流俗地》写成落笔后的第二天，黎紫书忽然接到母亲电话：大妹病重了。

黎紫书赶到医院，大妹握着黎紫书的手，终于透露为何多年来与她隔阂甚深：“她说我太强了，从小做什么都很强，什么都比她们好。”

黎紫书的强势，让她隔绝了一部分同年代女性或许会沉溺的情爱困苦，但也恰恰是这份对内心世界的绝对忠诚，让她越发确信自己钟情文字的世界。

然而，在马来西亚，“作家”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全职梦想。“在一个中文不受官方承认的国家，一个中文写作者必然是寂寞的。”

黎紫书生活的那个小城市怡保，处于吉隆坡与槟城之间，虽然华人数量过半，总人数却不足三百万，“不足以形成一个市场，（写作者）不可能存名利之心”，黎紫书说。而在整个马来西亚，即便华裔公民已近七百万，“但这其中很多人不受中文教育，即便读得懂中文，也不一定喜欢文学”。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写作群体，与马来西亚文学一样，历来隐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包括记者在内，黎紫书做过小学教师、洗碗工人、鞋店销售等工作，皆因不相信写作可以作为全职。

事实上，华人移民马来半岛的历史早在十八世纪或更早就已开始，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脱离英国殖民地身份以来，时至今日，马来西亚是除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外，唯一保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中文教育体系的地区。在此地，华人群体对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早年，黎紫书曾发表过一些关于马华及马共历史的短篇，并屡获各大文学奖，但后来她坦言道，这些题材都是为迎合文学奖评审而写，家国、族群从不是她真正关注的课题，“不再参加文学奖后，写的才是她自己真正想写的作品”。

文学对地缘起到的是延展而非禁锢的作用，心灵共振的东西扩散出去，可以从马来西亚出发，抵达世界。

回想起早年那些“不太满意”的作品，黎紫书奢侈地忿然道：“早年的作品都不太满意，想把它们都毁灭掉”。

“几乎是所有马来西亚华人，只有离开故土才有可能有所成就”。

第一次读到黎紫书笔下描绘的马来西亚，广西读者阿靖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潮湿、绵密，边缘而不自哀，渺小但生命力旺盛。

某种同属于南方的记忆攫住了阿靖，广西与马来西亚都在文学上长久属于边缘，都充满着雨林般潮湿的记忆，阿靖对黎紫书笔下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

在黎紫书自己眼里，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是她写给家乡怡保的一封“情书”。

在谈论“家乡”这个名词之前，我们可以先将目光投掷到另一个更具体的概念上：马来华人。

马来西亚与笼统的“东南亚”想象不一样，在“南洋”这一由不同族群与岛屿组成的地理空间里，偷渡、殖民等历史遗迹渗透进零碎的土地，偷渡客、菲佣、新移民……皆成为文艺创作的天然素材。

世人对这片土地的印象，也长期集中于阴鸷的蕉风椰雨、密林虫豸当中，文学艺术似乎也被塑造得阴郁、暴烈和黑暗。

马来西亚的华人，更有着另一层难以被外界感知的特殊性。很多马华祖辈是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和广东两地）迁过来的侨民，在黎紫书的上一代，马华还保留着相当深厚的南方人文传统和民情风俗，而她的家乡怡保，更是多年来深受香港娱乐事业如港剧、流行曲的影响，精神和情感上都与中国岭南地区比较亲近。

黎紫书从小没有停止过对“马来西亚华人”这一身份的观察与思索。小时候的她不明白，自己父母明明都是马来人，为何在电视上看“汤姆斯杯”羽毛球赛的时候，他们会很希望中国队赢？

“（我的）上一代常常会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有很重的祖国情结。包括马华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有会书写很浓重的中国元素。”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黎紫书坚信，“华人”指代所有“离开中国的华人”，是那些失去国籍但保留民族的概念。

后来开始写作，她知道不少马来作家留在了中国台湾，在那边找到了认可和归属感，于是再也不想回到故土。“（他们）在精神上总觉得自己是流亡者，在文化上有一种撕裂感。”

黎紫书不要这样，她要做一个完整、独立的马来西亚作家，不愿沉重地着眼于那些关于归属、漂泊和乡愁的话题。

自己是个土生土长的马华人，大半生的生活经历全在那半岛上，书写马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无关乎什么坚守、使命和情操，只不过是经历怎样的生活，就写怎样的文字。

因此，读者总是能感受到，地域特色、文化基因，这些是作为一种背景板铺在黎紫书的故事底下，是作为土壤而非植被存在的。她在这上面铸造一个新世界，让人物呢喃低语或狂欢劲舞。

黎紫书曾说，“没有一个华人在现实里面认认真真、纯粹地说华语（普通话），总会掺杂很多别的语言”，比如英文、粤语，“找到自己的词汇”，成为包括她在内的一批华语作家的某种内在使命感。

在十年前的一次采访里，黎紫书用相对显得更用力、更理想主义的言辞说：“中文对我们很重要，那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堡垒。”

《流俗地》里，黎紫书描写一位独自带三娃的单身妈妈，在某一天忽然听闻失踪多年的丈夫的消息：“身体像装满液体的气球骤然裂开，里头的浆汁汨汨倾出，濡湿了被她压在身体下的许多衣物，一直渗入床垫里。”

她描写主角盲女想求学读书而不得后的苦闷：“忽然心头一紧，象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咽喉；胸臆间一口翳气吞吐不得，便难过得吃不下去，只有任那冰棒不住淌泪，一串一串滚落到手里。”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细腻而具体的女性心理描写，结合主人公作为女性本体的个人意识书写，黎紫书，怎么不算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呢？

但她对这一标签持以质疑甚至是抵触。“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我只想过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黎紫书告诉我：“我会很坚定地说：我不是女性主义者。”

实际上，当她开始提笔写女性的时候，“女性主义”之类的概念尚未成熟，一个女作家不可自抑地描绘出一个个糅合她生命所历的女性形象，这是一种本能，一种文学的及身份的本能。

黎紫书今年五十二岁，她没有当过母亲，但她做了半辈子的女儿、姐姐与妹妹。

她出生成长于一个几乎全女性的家庭：家里父亲常年缺席，家里四个姐妹，母亲的姐妹众多，各种阿姨来来往往。黎紫书中学念女校，也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总是独来独往，性格像男孩。

开始写作后，“感觉自己与男性作家没有差别，可以很自由地写作，包括用男性视角写小说，或者在小说里写男性（或女性）的情欲，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

自然，母辈的人生成为她的写作养料，也塑造着她对女性身份的意识和认知。

黎紫书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家里有十多个兄弟姐妹，没怎么读过书，成年后外出打工，在工地上认识了黎紫书的父亲，一个从吉隆坡过来的建材供应商，“城市里的花花公子”，他当时其实已在吉隆坡有了家，但那个年代，三妻四妾在马来西亚还合法，于是，黎紫书的母亲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他。

后来，黎紫书的父亲把她母亲安置在怡保。由于只会说广西话和粤语，不会当地国语（马来语），黎紫书母亲多少感到自卑，“于是躲在家里，生了四个女儿，一辈子被捆绑在这座城市”。

黎紫书小时候，家里总有父亲的催债者上门，用马来语叫门。母亲听不懂，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抱着四个女儿躲起来，叫她们不作声，假装家里没有人。

对这样一个女性而言，生活随时随地提出难题。在黎紫书记忆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常帮别人看孩子，一拨又一拨小孩不断往家里领，她于是不得不起早贪黑照料他们。

看见油灯下母亲枯槁憔悴的脸，黎紫书感到惊恐又悲痛，“决心以后不要成为母亲，不要带孩子”。后来她迷恋上写作，“这是一项需要高度精神集中的工作”，因此更顺理成章地将孩子排除了自己的人生选项，也因此主动终结了一段婚姻。现在，她的生活只有写作，书，和猫。

“从小到大，我一直把母亲当做我生命中的一个反面教材，并定下人生目标，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黎紫书早早下了决心：千万不能像母亲那样迷恋一个男人，要知道在爱情变坏的时候及时放手，遇到了问题我要勇敢，也要让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过，正如她在书中刻画的人情世故，也如她对“女性主义”标签的警觉，生活往往多面复杂而非大喜大悲。譬如，她仍与前夫保持着和洽的朋友关系，前夫常常帮黎紫书照料母亲，就像《流俗地》里出走多年的大辉，一个离家多年不闻不问的人，“他不仅仅是‘渣男’这么扁平的”。

或许，正如王德威评价黎紫书的那样，“以一个女性马华作者的立场来处理她的故事与历史”。

马华小说创作多年来以男作家挂帅，从这方面，黎紫书的坚持创作显得难能可贵，但王德威也表示，“我不认为黎是普通定义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她对父系权威的挞伐，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讽刺，对女性成长经验的同情用力极深，但她对男性世界毋宁同样充满好奇，甚至同情。毕竟在那个世界里， 她的父兄辈所经历的虚荣与羞辱、 奋斗与溃败早已成为华族共通的创伤记忆。”

在黎紫书老家，还没有网约车年代的时候，打车需要call约车中心，黎紫书常常听到接线台那边一副清脆的女声，却从未见过那声音的主人。于是开始对她有了想象，于是有了《流俗地》里的女主角银霞。

“写小说最好玩的地方是，你有机会去过不属于你的人生，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真的要进入到你自己书写的、你创作出来的世界。”黎紫书写作践行生活的忠实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与不少作家相似，《流俗地》里没有现实中的原型，但人物深处的精神原型，几乎都来自现实。

比如扮演银霞救赎者的老师周由光，“由光”即“有光”，他是这位苦命盲女人生的一束光。

黎紫书人生中有一位至关重要的老师，姓李，是她在念中学女校时的华文课老师。黎紫书用“平庸”和“安稳”来形容李老师，就是那种“安安稳稳当一辈子老师就很满足的人”。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老师，是黎紫书人生中第一个发现她有写作欲望的人。

他会督促黎紫书交作文，会给她无论什么题材和体裁的作文打高分，三十五分满分，他给三十三。但老师从不对黎紫书提出写作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在班上提出表扬。他只是沉默地鼓励，期待和欣赏。

多年后，黎紫书正式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她辗转找到早已退休的老师的住处，从此后，两人保持书信和拜访往来，长达数十年。有一年父亲节，老师全家一直等到黎紫书晚上到家后才开饭，邀请她一起过节。

不过，与儿时一样，老师依然不会当面讨论黎紫书的写作和内容，两人聊的无非还是一些琐碎的旧事，写作这件事似乎没有在他们二人之间存在过一样。

直到2021年一次，黎紫书在疫情缓和后上门探望老师。再过去，老师都会在第一时间从门上窗口探出头来，热烈地欢迎黎紫书，但那次，探出头的只有师母。师母冲屋子里的老师说：“宝玲来了。”

旋即，一个衰老的声音却从里面悠悠传来：“宝玲是谁？”老师忘掉了黎紫书。

“从那天起，我就彻底失去老师了。”一年后，老师去世，相比起浓烈的悲伤，黎紫书感受到的是一股更甚的平静。

这股平静被她化用到了《流俗地》里细辉对银霞的感情，那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羼杂着遗憾的释怀，不是任何鲜明的情感形容词可以概括的。

李老师教给黎紫书的不仅是自由，还有诚实。对自己的心灵诚实，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诚实。唯有当她真正体会到这些东西，唯有确保每一份感情生动且可信赖，写作才可能继续下去。

《流俗地》里，为了描写银霞第一次展露出象棋天赋那一段，黎紫书放下笔，专门花两个礼拜去钻研象棋；后来描写银霞遭受性侵，黎紫书在家模拟男人的动作和欲望，要如何站起来，如何俯下身去，“一个女性幻想遭受性侵的感受是很痛苦、很残忍的”，因此，她常常被自己的写作拽住，半天走不出来。

每天十一点半，早上八点之前起床，白天写四个小时，一千多字，（不超过1300字），然后停笔，设法让自己从小说里出来，散步、练瑜伽、逗猫。

她依然像个初涉写作者一样，谈及小说给自己带来的惊喜和震动，那就是“有机会去过一种不属于自己的人生”。只不过，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真的要进入到你自己书写的、你创作出来的世界。”

对自己诚实，对生活、生命与心灵诚实，是一切的开端，亦可作为目的。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