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个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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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都诞生的偶然与必然

公元1153年，一个叫完颜亮的皇帝把金朝的首都从位于今哈尔滨阿城的上京迁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起名曰“中都”。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旻（本名阿骨打）的庶孙，公元1149年，他杀害堂兄金熙宗完颜亶【dǎn】，成为金朝的第四任皇帝。

在位期间，他滥杀无辜，强征暴敛，还不顾众人反对，执意率军攻打南宋，最终兵败长江，公元1161年死于兵变。他的皇帝头衔也被废黜，史称“海陵王”。

完颜亮虽然短命，但他迁都燕京的决策却颇有远见。一百多年后，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郊营建了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城。这是北京成为大一统政权首都的起点，而元大都的设计起点之一，则是金中都城郊的琼华岛行宫。

有人说海陵王迁都燕京，是为了远离金朝贵族中对他不满的旧势力，或是贪图这里暖和的天气及富足的物资。这些当然不假，只是这个看似任性的决策背后，体现了立都北京的几个优势。

从地理上看，这片地区东临渤海，西望太行，北倚燕山，南接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水源充足，漕运便利，也是沟通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的关键通道。中原王朝往往以北京周边的群山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屏障，而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喜欢把这里当做统治中原的枢纽。

从历史上看，北京拥有悠久的建城史和坚实的城建基础。特别是公元938年成为辽朝的陪都“南京”之后，这座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繁荣度进一步提升，奢华精美的皇宫内苑、发达成熟的基础设施，更是对金朝君臣充满了诱惑力。

从文化上看，这里是各民族交融汇集之地，有助于广纳人才，兼采众长。比如主持建设中都城的丞相张浩，原本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渤海族人，祖上在辽朝做官，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本人则从阿骨打时期就做金朝皇帝的随从秘书，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涌现出的能臣。

营造宫殿的能工巧匠，则大多是来自被金朝占领的北宋首都东京汴梁。金中都的设计更是融辽宋金元素于一炉，是典型的民族融合的产物。

建在辽南京城上的“小汴梁”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参照北宋汴梁的城市布局设计和扩建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对金中都城墙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搞清了金中都城的具体位置。

粗略地讲，金中都东城墙在今宣武门大街、菜市口大街一线稍东的位置，南城墙大致在南三环西路与南二环及丽泽路之间，凉水河就是金中都的南护城河，西城墙约在今马连道路及其南北延长线附近，北城墙大致在复兴门大街和宣武门大街之间。城墙整体呈正方形，周长约18690米。

皇宫区基本处于金中都的中心。辽南京的皇宫区位于城市西南角，金中都将这片皇宫原地保留，同时将城市向东、向南、向西扩展，使皇城居于城市正中。这种设计显然是在效仿北宋汴梁的布局。

北宋城市的精致繁华，我们今天观赏《清明上河图》还会啧啧称奇，对于出身塞外、条件艰苦的女真贵族来说，宛如天堂梦境，令他们无限向往。因此修建中都城之前，他们特意派人到汴梁进行测绘，拿回图样来借鉴。

新设计的金中都果然规整、大气。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各开三门，城门的名称洋溢着金朝君臣对汉文化的推崇，用词精深而优美：东门名曰宣曜、施仁、阳春，西门名曰灏华、丽泽、彰义，南门名曰丰宜、景风、端礼，北门名曰通玄、会城、崇智。

其中宣曜、灏华、丰宜、通玄为居中的正门，开三门洞，其余各门则规格略小，只开一洞。后来为方便皇帝出城游玩，在北城墙偏西的位置又开了一座城门，名为“光泰门”。

金中都城门之间设有笔直而宽阔的通衢大道，配合诸多小街道，把城市分割成一个个居住社区，古人称之为“坊”。据统计，金中都已知的坊名就有六十二个，比辽南京的二十六坊多出两倍多。这次新发掘的大型皇家建筑，就位于金中都东南角的开阳东坊。

深藏坊巷间的皇家寺院

此前对金中都的考古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墙、皇宫和水关这三个方面；而这次“考古中国”发布的新进展，是首次在金中都城坊巷间，发现了大型官式建筑组群的遗址。

这处遗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该区域在辽朝位于辽南京城开阳门外，即城外的东南角，金朝扩建中都后则被包入城中，位置上应属于“开阳东坊”。

据金末元初的政治家、文学家耶律楚材记载，早在辽朝的时候，在开阳门外有口古井，井水清凉甘甜，百姓呼为“义井”，旁边有座寺庙就叫“义井精舍”，“精舍”意为出家人修行之所。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这座寺庙得到朝廷的嘉奖和赐名，改称大觉寺。

蒙古帝国占领金中都后，大觉寺还进行了翻修和扩建，可惜此后逐渐衰落，到清朝乾隆年间朝廷官修《日下旧闻考》时，早已找不到这座金朝“大觉寺”的丝毫踪迹了。

有趣的是，这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也能看出早晚两期建筑叠加的痕迹。其中早期遗迹是一座宽达26米的五开间大殿，年代约为辽至金大定年间；晚期遗迹则是一座整齐的四合院，包括南北两座大殿和东西对称的廊房，其中南侧大殿正是利用了早期建筑的夯土构筑台基，建筑年代约为金大定至金末元初。

因此初步判断，这两期建筑分别与义井精舍和大觉寺有关，如果能证实的话，那么就可以更准确地定位金中都开阳东坊及大觉寺的位置，对于研究金中都的里坊布局、城市规划大有帮助。

这次的考古发现，不仅能印证文献中的记载，还提供了更多古人未道其详的重要信息。

比如这座金朝的四合院遗址布局清晰，结构完整；南侧大殿通面阔22米，进深20米，推测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并且前方接有长14米、宽10米的月台，建筑规模与目前已知的金朝皇家三开间建筑大体相当；出土的瓦当不仅数量众多，图案丰富，而且有些瓦当的规格与金朝皇家大殿所用瓦当相当，且不乏龙纹、云凤纹等高档次图案。

可以推断，此次发现的后期遗迹应为金朝的皇家寺院。

更令研究者们惊喜的是，这座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珍贵而罕见的文物。比如首次在城市遗址中发现了五件玉册，其中三件为金太祖谥册，一件为金章宗完颜璟玉册，为研究金朝的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最后一件是女真文玉册，对于研究女真小字的早期颁行具有极高价值。

此外，出土的大量瓷器中，有一件汝官窑的仿铜礼器，是汝窑窑址外首次发现的金代汝官窑瓷成品，也为研究金朝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

从海陵王迁都到蒙古铁骑攻陷中都，金中都的历史只延续了62年，然而她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金中都是帝制时代北京成为一国之都的起点，标志着中国的政治重心从传统的关中、洛阳向北京转移。她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缩影。

金中都的设计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是中国城市史上的一颗明珠，她的每一处遗迹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有鉴于此，国家文物局将金中都遗址考古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近年来成果频出，一步步揭开金中都的神秘面纱。相信未来还会发现更多遗迹和文物，继续诉说金中都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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