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在法兰克福书展：谴责恐怖袭击、呼吁关注巴勒斯坦、嘲笑“取消文化”

2023年10月17日，德国法兰克福，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演讲。

先别急着鼓掌，到最后你们可能就不会鼓掌了。我对能参加本次书展感到自豪，因为正如我们今天一次又一次听到的那样，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书籍。没有书籍，人们就无法解决可怕的加沙战争。

为什么？

我无条件地谴责哈马斯针对加沙边境附近袭击以色列人的行为，这不存在任何“如果”和“但是”。我赋予以色列自卫和摧毁威胁的权利。

然而，我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每当有人提到需要分析形势的复杂背景，他通常会被指控为“支持哈马斯”或“为哈马斯恐怖主义辩护”。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禁止分析、禁止人们去了解形势复杂性的禁令有多么奇怪？这项禁令属于一个怎样的社会？

在这里，我的第一个挑衅：是在一个有着蜂巢（德语：wabe）一样的结构的社会里，是哪个白痴选择了这个关键词（德语：leitwort）？你们知道蜜蜂是怎样生活的吗？蜜蜂生活在你们能想象到的最为极权的社会......

让我来谈谈我的观点。最近德语版的《明镜》周刊关于反犹太主义对话，以及BDS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指抵制、撤资和制裁的组合行动）的标题是：“谁是反犹主义者取决于犹太人，而非潜在的反犹主义者”。这听起来合乎逻辑，应该由受害者来决定自己是否真的是受害者。但这样的逻辑难道不也同样适用于巴勒斯坦人民吗？他们也应该能够确定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

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一个美丽的细节，如果我记错了，请纠正我，今天只有在斯洛文尼亚总统演讲的最后一段，才唯一一次提及巴勒斯坦这个词。“这是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对抗”，抱歉，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包括进去。

我想通过分析背景来进一步说明问题。有一种说法：“敌人就是你对其故事一无所知的人。”我无意将这种完全愚蠢的说法伪装成某种高深智慧。抱歉，我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知道他的故事，但我对纳粹并没有更热爱，而是更为反感。以下是有关当今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故事。在袭击的当天，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正惬意地住在迪拜的五星级酒店里，他在袭击的当天表示：“犹太人，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离开我们的土地，离开我们的视线，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你们没有任何土地或安全保障。”清晰而令人作呕。

但是，以色列政府就没有以文明的方式说过类似的话吗？以下是以色列现任政府官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犹太人对以色列领土的所有部分拥有专属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将促进和发展以色列领土所有地区的定居点——加利利、内盖夫、戈兰、犹太和撒马利亚。或者如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所说："以色列不是所有公民的国家。它是犹太人的国家，而且只是犹太人民的国家。”难道这一原则没有排除任何认真谈判（的可能性吗）？巴勒斯坦人被严格地视作一个问题。以色列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或积极概述他们在所居住国家中的角色。

因此，在所有关于“谁更像恐怖分子”的争论之下，是一片沉重的乌云，或更确切地说，一片沼泽。数十年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处于困境中，他们每日都受到定居者和以色列国家的骚扰。他们是谁？他们居住的是哪片土地？是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约旦河西岸、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还是目前被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139个所承认的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的第一代领导人，从本-古里安到摩西·达扬，我想在这里赞扬他们，他们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诚实语言。他们公开承认，他们对于巴勒斯坦土地的主张不能基于某种普遍正义之上。举个非常实际的例子：1956年4月29日，发生了一起与加沙有关的事件。一群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越过边界，企图掠夺在纳哈尔奥兹基布兹田野的庄稼收成。当时有一位名叫罗伊·罗特堡（Roi Rotberg）的青年农庄基布兹成员在田野里巡逻，他见此情形策马疾驰而来，试图赶走这群人。罗伊被这群巴勒斯坦人抓住了，当（通过）联合国归还他的尸体时，他的眼睛已经被挖了出来。时任以色列总参谋长的摩西·达扬在第二天罗伊的葬礼上发表了悼词：“今天，我们不要责怪杀人者，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他们对我们的致命仇恨？他们在加沙难民营生活了八年，而我们则在他们眼前将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世代栖息的土地和村庄改造成了我们自己的遗产。”今天，你还能想象类似的诚实声明吗？

我们距离几十年前谈论以土地换和平协议来解决国家问题、提出两国方案的情况还有多远？甚至当今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也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它不要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

当地时间2016年2月24日，约旦河西岸，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利用绳索攀爬安全隔离墙。

1994年，以色列修建了隔离墙，将西岸与1967年战争前的以巴边界线隔开，从而承认西岸是一个特殊实体。如今，这一切都已烟消云散。当今以色列政府的标志是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他通过加入以色列保卫犹太人联盟（Kach and Kahane）青年运动进入政界，而该组织被以色列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并被取缔。当本-格维尔到了应该被以色列国防军征召入伍的年龄，他因其极端右翼的政治背景而被禁止服役......

还记得在几个月前导致以色列分裂的大冲突吗？在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的措施的评论中，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了残酷的批评......以色列分裂为试图废除合法国家权力关键特征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意识到这一威胁的民间社会成员。伴随着哈马斯展开袭击，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悲剧，这种分裂不复存在，民族团结精神盛行。当内部分裂被克服，一同抗击外部敌人，总是标志着一个悲剧性时刻。

也许首先要做的是清楚地认识到，巨大的绝望和困惑将催生出邪恶的行为。简而言之，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会有和平——我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我绝不是在（为哈马斯）的罪行辩解。以色列有充分的权利进行反击，但不要忘记这个阴暗、模糊的背景，即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第二件点是，解决方案并不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也不是以适当的措施进行某种肮脏意义上的妥协。我的许多朋友说，在一方面，考虑到以色列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巴勒斯坦人有权利表现出一点反犹主义；另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经历，以色列人有权利表现出一些暴力。我认为这没什么好理解的。我们必须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同时坚定地打击反犹主义。

当你接受不可能同时为双方而战时，你便失去了灵魂......你们知道为什么欧洲右翼喜欢支持以色列吗？让我们从头开始看，我的上一本书有这样一段引用，它的作者之一是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1936年，海德里希在信中写道：以色列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我们准备与他们合作。但不能在德国（进行合作），他们（犹太人）应该去那里（以色列）。疯狂的挪威杀人狂布雷维克有着相同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但却（因为他坚持锡安主义）可能在别处收到支持，还有其他例子，不一一列举了。

阿瑟·库斯勒道出了苦涩的事实：“如果权力会腐败，那么反之亦然。迫害可能会以更微妙和悲惨的方式腐蚀受害者。”这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战争中的双方。我的终极英雄，20世纪的波兰犹太人马雷克·埃德尔曼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埃德尔曼参加了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起义和1944年全市的华沙起义。战后，由于波兰的反犹太运动愈演愈烈，埃德尔曼的妻子和孩子移居国外。1968年，他决定留在波兰，将自己与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上的废墟故事进行对比。他说，“毕竟，必须有人留在这里，与所有在这里丧生的人在一起”。从1970年代开始，他与工人保卫委员会合作。他作为团结工会的成员，参加了波兰圆桌会议。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埃德尔曼公开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辩护，声称犹太人的自卫斗争（也是他曾经参与过的斗争）有可能越界成为压迫的危险。

我认为，将埃德尔曼视作自我厌恶的犹太人是最为恶劣的亵渎行为。我为什么要在法兰克福的布赫展览中心说这些？因为正如前几位发言者所说，只有通过读书，我们才能意识到这种情况。文学是特殊的媒介，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自身所处困境的深刻模糊性和复杂性。我并不是在神秘化诗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得知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利的颁奖典礼被推迟时，我会感到如此震惊。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可耻的。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违背了法兰克福书展的所有价值观；那么，对加沙数百万人的集体惩罚和对阿达尼亚·希布利的取消（cancellation）是否同样违背了这些价值观？我们正在接近取消文化的悖论：官方对取消文化的定义是包容与多样性；但取消文化所做的一切，就是排除那些不符合你包容性和多样性概念的人。

因此，我不仅为能来到这里感到自豪。我还有点惭愧。如果马雷克·埃德尔曼还活着，试想一下他会说什么？我最后重申一遍，我绝不认同也无意将哈马斯的行为相对化（relativize）。哈马斯的所作所为是不可饶恕的、残忍的屠杀。伊斯梅尔·哈尼亚说得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在限制以色列，这是在消灭国家。但我所描述的一切，绝不是将这一罪行相对化，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可能发生的犯罪的背景，这绝非是以任何方式来证明或合理化这些行为。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如果我们忽略约旦河西岸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在的局势。

我完全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我也对巴勒斯坦当局持有严厉的批评态度。我认为阿拉法特确实是一个永远会错失机会的人。他拒绝接受克林顿组织的与埃胡德·巴拉克政府的协议是极其愚蠢的。所以，我不是在赞扬巴勒斯坦人。我只是想说，看看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处境吧，他们正处于困境之中。这是我们的悲剧。

（翻译：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