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动手、不动脑”劳动的丈夫，依然会“累死”另一半

生活

2023-10-22 23:10

周六早上，一岁半的女儿和七岁的儿子相继起床。老公在准备早餐，我在旁边督促儿子刷牙、洗脸、叠被子....

与此同时，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以下待办事项：

要再去超市买漱口水和坚果；
儿子接到的生日邀请卡今天要回复了；
要提醒老公给全家预约最近的流感疫苗；
新买的床垫还没有送到，要联系客服追踪一下；
儿子跆拳道的课程要续费；
女儿日托班下周五有联谊会，我得预定甜甜圈或水果拼盘……

当我收拾好准备去洗手吃饭，发现洗手液用完了还没补。

走进厨房发现儿子又已经在闹脾气了，他想吃的吐司没有了，爸爸给他准备的是另外一款。

小的在哼哼唧唧，老的在叨叨叨训娃。

不行！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不能让儿子崩溃，要立刻行动，在两三分钟内让他恢复平静，否则会有更大烂摊子需要我收拾。

最后，全家终于都坐下。在餐桌前一起吃饭时，一种深深的疲惫突然向我袭来：明明我刚起床不久、没干什么体力活、女儿也难得没有起床气、外面的天气超级晴朗.....生活看上去行驶在正轨上，我怎么就那么累！？

以上情形是否也让你感同身受？

👆图源豆瓣

推荐大家读读杰玛·哈特莉写的《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就会明白：

虽然看上去我们并未做体力劳动，却一直进行着繁重的情绪劳动。

你是否在做着微小、隐晦，

但无所不在的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最早由社会学家亚莉·霍奇查尔德在其著作《心灵的整饰》里提出：它描述了空乘人员、女佣和其他服务人员，必须在工作上展现出快乐的模样，以及愉悦地应对陌生人的样子。

👆图源豆瓣

后来，社会学家丽贝卡·埃里克森将“情绪劳动”和女性所承担的情绪工作、以及不公平的家务分工联系在一起。

她的研究显示，情绪工作是理解家务中性别差异的关键要素——女性做较多的情绪工作，也分派较多的情绪工作，而且做的同时还要让每个人都开心。

在《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一书中，作者这样定义“情绪劳动”：

那些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快乐，所做的家庭管理、无形劳动，以及为此承受的精神负担、情绪波动统称为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会以许多微小，但隐晦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

比如经常被问家里的某样东西放在了哪里；

比如时刻惦记着学校老师是否又布置接龙了，打卡是否做完了；

比如孩子闹脾气时安抚他们的情绪；

比如提醒家人不要忘记做某件事情，然后被嫌唠叨；

....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情绪劳动，是为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

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行。

情绪劳动属性“女”，

因为女性是“指定的操心者”

情绪劳动不仅仅是因为家务分配不公、沟通不畅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首先，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默认情绪劳动由女性承担。

作者杰玛认为：

我们常被告知女性的直觉较强、更善解人意、更愿意且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这种文化结构，为男人提供了一个情绪上偷懒的借口，把情绪工作变成了理当由女性去完成的工作。

于是，女性就像是被“指定的操心者”（designated worrier），要以许多无偿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自我），让周遭的人感到舒适。

于是，家庭的倾听者、忠告者、旅行规划者、行程管理者、居家打扫者、提醒者都集我们于一身。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例子：

一位主编乔尼·埃德尔曼说，她即使发高烧躺在床上休息时，也无可避免进行着情绪劳动：脑中盘算着清理冰箱、帮狗预约看兽医的人选（答案是她自己，等她有体力站起来以后）。

这跟她丈夫生病时形成鲜明对比：他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操心，可以真正地休息和复原——因为他知道自己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其他的一切都有人打理，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那些事情。

女性不懂开口寻求“帮忙”？

作者认为，相较于过去，不少现代男性，确实愿意在家务和育儿上投入和更多时间和精力。

当妻子要求丈夫去完成什么事、或者帮个忙时，他们也会去办。

所以，当丈夫发现自己妻子还埋怨、生气时，他们无法理解：我不是干活了么？你交代的事儿我都做了呀？

但其实双方是在讨论两件不同的事情：

一方在讲体力活，另一方在讲情绪劳动。

因为女性被社会塑造为“指定的操心者”，所以从男性视角来看，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情绪劳动”是什么。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丈夫们并不知道，妻子们也并不想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地管家里所有事儿。

妻子们希望另一半可以跟自己一样，更主动积极地面对家务。

妻子可以开口要求另一半把垃圾拿出去倒，但她更希望丈夫可以自己发现“该倒垃圾”了，以及负起“注意何时倒垃圾”的责任。

换言之，女性真正需要的不单是丈夫“帮忙”，而是成为通力合作的伙伴。

👆图源《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截图

因为“帮忙”，则意味着“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来帮你的”，以及“这是你的责任”。

既然婚姻是夫妻二人的，为什么只有妻子是责任方？

而通力合作的伙伴，则不需要特意指派工作、也不需要在细节上悉数过问，对于“谁该负责什么”很清晰，夫妻二人能共同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承担责任。

想成为“通力合作伙伴”，

要做到这两件事

伴侣之间平衡情绪劳动、成为“通力合作伙伴”，其实有着重要意义：

对丈夫来说，这可以让他有机会过更充实、更真实的生活，而不必依靠妻子做自己的“第二大脑”，他可以以新的方式融入生活，承担新的角色。

对妻子来说，这可以让我们重新获得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时间，从而在职业生涯上做出更理智的抉择，并从真正平等的立场上感觉到自己与伴侣的关系更紧密。

对孩子来说，他们可以看到更好的榜样，避免承袭上一代的错误模式。

👆图源《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截图

如何做到这些？作者认为：

第一，即使很困难，女性也不能放弃和另一半的沟通。

因为对概念理解悬殊，导致女性厌倦开口沟通。

一方面，交派任务需要耗费大量脑力，还得同时统筹全局；另一方面，开口求助时还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另一半确实也做了一些家务），并考虑到对方的情绪状态。

所以沟通的结局往往是：女性觉得还不如自己直接来做更简单。

于是我们又开始把一切揽在自己身上，直到达到下一个临界点，又为了情绪劳动而跟伴侣发生一场无奈的争吵。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作者在书中多次举证了自己和丈夫沟通“情绪困难”时引起的争执、怒气。

但等双方冷静后，她坚持与伴侣对话：

她试着向丈夫解释自己的精神负担，以及为什么交派任务如此重要；也试着解释为何打理家庭的身心劳务，变得那么复杂。

她告诉对方，自己想有一个同样积极主动的伴侣，她不能继续交派任务，然后假装二人是在维持一种平等、进步的关系。

如果二人分摊家务后，自己还得提醒丈夫做事是不够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劳动还是由她一个人独自承担。

作者写道：

“我们必须想办法清晰地完成对话，才能一起持续前进，而不是在原地打转。谈论情绪劳动需要付出情绪劳动，但你不这样做的话，一切只会继续维持现状”。

第二，妻子要评估事情的轻重缓急，交出“控制权”。

有时候，妻子明明希望伴侣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却会在无形中会阻挠自己：

另一半的方式不是我们常用的方式；
丈夫做得不如自己好；
突然调整个人预期、改变做事方式和“标准”很难；
······

社会学家把这种女性执着于严格的标准，称为“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

此时，女性要做的，是评估事情的轻重缓急后，把“控制权”交给对方。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截图

作者在书中提到，她的一位编辑在把控制权交给丈夫后的经历：

这位编辑过去作为家里的唯一情绪劳动这者，深思熟虑后，把自己的精力大胆地转移到她向往的目标——专心完成自己的书稿。

于是，她对丈夫“放权”了很多事务：

比如她不再负责给亲人朋友寄节假日贺卡（即使这意味着丈夫会忘记或者遗漏）；

不再负责提醒给孩子们准备好换季衣物（即使这意味着孩子深秋还穿着短裤）；

不再提前规划晚餐吃什么（即使这意味着她丈夫九点才煮好）。

她发现，卸下身为家中“领航者”压力这件事绝对值得——

“不如她意”的地方尽管很多，但家里并没有乱套；伴侣在经过了足够的时间独立思考和练习后，也越来越“上道”。

当你是家中唯一一个负责情绪劳动的人时，你就会一直焦虑不安，总害怕遗漏了什么，因为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已经筋疲力尽了。

纠正情绪劳动的失衡应该从现在开始，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下一代。

学会放权，试着卸下家中“领航者”的身份，确实会让我们变得更平和，更轻松。但是一到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会吼，会骂，会一遍一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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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曲安、菠萝

题图丨《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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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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