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导演侯孝贤因病退休：一个电影时代的记忆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10月25日下午，著名华语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家属发布声明，证实其罹患阿尔兹海默症，未来将不会再执导新片。2015年上映的《刺客聂隐娘》或成为其最后一部导演电影。
侯孝贤患病的消息一出，令无数影迷们感到震惊和遗憾。作为中国台湾电影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侯孝贤曾给我们留下过多部经典作品，影响力遍及海内外，荣获过威尼斯金狮奖、戛纳最佳导演奖等多项荣誉。
本刊曾在2015年推出了《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专刊，并对侯孝贤导演进行专访，透过他的电影，我们看到了人活得不容易，也活得过瘾。我们的时代，也在他的人生记录里，幻化为可以传之久远，被我们后代用来理解这个时代的寓言。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33期）
20年前，大陆青年可以在盗版碟上观看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和《冬冬的假期》，比起这些电影的诞生时间已晚了大约10年。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在大银幕上观看他的电影《刺客聂隐娘》，这中间的漫长时间，侯孝贤又创造了许多电影，几乎每部都被大陆的文艺青年们所喜爱，可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基本来自那些电影，和一些不够清晰的周边人的回忆。
可是真正坐下来了解他，就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他的电影和他的人生密不可分。他早期的电影就是讲个人故事的，从个体出发，自己的生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自己亲人的，都是私人化的电影书写。这和多数导演并不相同。
到了以《悲情城市》为代表的台湾三部曲的时候，侯孝贤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径。用中国文人化的抒情语言，去描写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重点还是讨论人，人是他的电影关注所在，描绘角色，让角色活起来，再去带出那个时代的底色，包括最新的描绘唐朝刺客的《刺客聂隐娘》还是如此。他在用他的电影讲述人生的苍凉，但是又不尽如此，因为人有力量的时刻，都是痛苦的时刻，人生只有在困境中，才能发挥力量。他的电影给我们巨大的影响，就在于这点，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电影工业的限制。
人生即电影
《海上花》剧照
后来无数影评作者分析，他看芸芸众生的眼光就是那个劲头，从高空俯视，好奇而又平静。
侯孝贤自己解释这种眼光其实是“苍凉”，这个词，是他喜欢的作家张爱玲最爱用的。按照他和台湾作家朱家姐妹的关系，这个词语也许最先是来自她们那里，可是却慢慢内化到了他自己的电影中。他解释说，很多人说以他的个性，很热情，也很容易与人相处，怎么会以苍凉来结论自己的电影呢？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在童年里，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世界的眼光，再也逃不掉了。哪怕开始再爱闹再爱笑，也就是暂时隐藏这种眼光。
1947年，侯孝贤的父亲在他出生40天的时候，带自己的学生从广东梅县到省城广州参加运动会，他那时是梅县的教育科长，结果遇见他在中山大学的校友。校友当时在台中当市长，邀请他去看看，结果他真的去了，写信回老家，说台湾还有自来水供应，第二年，全家都搬家去了台中，父亲担任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后来台中市长还帮他找到过他父亲的委任状。1949年，他的父亲改在台北上班，可是因为潮湿气候染上肺炎，在侯孝贤的记忆力，父亲永远是捧着书本在看，总是咳嗽，也和小孩子不亲近，其实也有怕传染孩子的原因。
1949年的台湾已经与大陆断绝了交通往来的可能。本来他父亲以为自己做一阵还会回大陆，可是却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未来。最受影响的，侯孝贤的电影观众都以为是他的祖母。在他的电影《童年往事》里，他的祖母特别心疼他，总觉得他以后会有出息，在家里等待吃饭的时候，总是出门找他，他那时候总是躲在城隍庙附近的巷子里和人赌博，从不管祖母的叫声。那时候祖母已经有点糊涂，经常忘记回家的路，结果往往要三轮车送回来，祖母总是叫他“阿哈咕”，有时候糊涂严重了，就收拾包裹，让他陪她一起回大陆。祖母觉得，从镇上祠堂的小路一直走，走到尽头就可以过河进入大陆的梅江县城，路两边都是油菜花，特别美丽，而菜田的尽头，就是他们老家的村子。
2011年7月，侯孝贤（右）和阮经天在台北市阳明山的金马奖广告外景拍摄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咖啡时光》剧照
只有当和他告别，看他独自在宾馆走廊里走动的背影，才猛然觉得他早年的生动。他戴棒球帽，猿背，走起路来悄然无声，如果说和同龄人比试，一定是能打的那个。
他说自己那时候上初中，一伙人和南门的人在黑漆漆的公园决斗。大家都拿着在铁具工厂里自己加工的短刀，要么对砍，要么用砖头去砸对方，非常刺激。到高中的时候，已经把陆军俱乐部都给砸了，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只有到了当兵的那刻，才把这种生活猛然割断了。不过别人对他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觉得他能打，是做大事的人，朋友挨了打，都会找他去帮忙。
这段生活，在拍摄《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的时候都用到了。拍《风柜》正好看了沈从文的文章，尤其是《从文自传》，里面的观点，尤其是描写自己家乡，那种悲伤却很平淡，是阳光下的感觉，没有波动，有种平静的俯视感，所以他拍那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和摄影师说，退后，再退后一些。退后之后的景观很特别，把整个海岛的天地之间的感觉都拍出来，一群人的群架从镜头里打到镜头外，又打回来，应该就是童年的记忆。
《童年往事》里面，一群少年唱着成熟男人的歌曲，看到庙门口摆摊的布贩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摆设开来，于是去砸摊，把布撩在小贩的头上，还堵在巷口打；追逐漂亮的姑娘，每天骑车跟着姑娘走，还把自己的情书折叠成十字，往姑娘的院落里扔，正好打到姑娘的母亲的头上。这些都是童年的真实事件的记录。后来成为他长期合作者，也是劝他读《从文自传》的朱天文说，侯是她遇见的最直觉的作者，拍《风柜》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写实主义电影是什么，也不知道“作者论”，场面调度也不会，可是他就是拍出来和戈达尔类似的彻底用写实文体拍摄写实内容的电影。“说来也奇怪，不通时一窍不通，可是通了就什么都懂了，像飞一样，忽然就进入电影高地，可以和任何一位大师对话，在电影院看帕索里尼的一部《马太福音》，完全不知道作者是谁，他看着看着就坐直了，说，这个导演厉害，也不知道导演是谁。”
按说侯孝贤童年时期是看过很多电影的。可是这些电影并没有让他去模仿。他自己回忆说，当时凤山的城隍庙是台南若干县市的戏曲中心，小镇上还有三家剧院，他们一天到晚拿着假票进去看。“没有人告诉我们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反正都看，可是完全没有相关的知识。”拍《风柜》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的杨德昌告诉他，什么是主镜头，那个镜头叫什么，听得他稀里糊涂的。“我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去拍，先拍什么，再拍什么，我心里都有一系列画面。”他真是一个直觉型的导演，很少从电影学习什么。“以前很多人说我电影很像小津安二郎，甚至有人说我的《冬冬的假期》就是模仿他的，可是那时候我根本没看过小津，年轻时根本看不进去，看着看着就睡觉了。在我拍完《童年往事》之后，才在法国认真看他的电影。觉得非常好看。”
电影是几个朋友的事
侯孝贤因为有“望气”的才能，所以找人总是很靠谱，这是朋友们笑话他的。而他自己的解释是：不用过就丢，那样就毫无意义。
他多年的合作伙伴朱天文回忆第一次和侯孝贤见面的情形。她接到朋友的托请，说是有电影圈要改编她的小说《小毕的故事》。开始时就很纳闷，“因为不相信电影界会有这种尊敬作者的事情”。朋友们的建议都是别怕电影圈的狡诈，要大开口，然后再杀价，因为当时朱天文和她的朋友们很少看本土片，完全不知道侯孝贤是何方神圣。所以她见面的时候，特意穿上了灰色套装，这样更成熟。
和娃娃脸的侯孝贤聊天，才知道他有一儿一女，都已经拍过很多电影了。见面是在他们之后屡次谈剧本的明星咖啡馆。谈了后才知道，啊，原来导演也是看书的。“侯先生喜欢向田邦子的小说和钟晓阳的《停车暂相问》。”其实朱天文那时候还不知道，文字是侯孝贤最大的兴趣点。侯孝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他最早和哥哥看武侠小说，拿着菜篮子去租书，一租就是一篮；后来看言情小说，然后是翻译小说，再是中国古典，各种文字的东西他都爱看；到北京，看中央台播出新闻，所有的新闻他也看得津津有味。
确实如此，侯孝贤对我解释他和他的团队的相处，用的是男人的劲儿。早年拍电影的时候，台湾社会还不像今天这么多规则。“拍电影，基本上是一个团队，刚开始拍电影要大家看到状况就要打，我刚当副导演的时候，一边吃便当一边打架，放下就打，我一看就知道谁能打，谁不能打，后来当导演了，也差点动手，一边想我是导演，今天不能动手打架了，才压住了自己。”
他说自己是打出来的团队。碰到团队里谁要是说难听的话了，直接就说，出去讲话，到外面来，结果就没事了。“这是我在高中的经验，引导我拍片子，不然就很难。”他下南部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车和旁边的车相撞，旁边的车下来就吵架，结果自己这边车门一开，下来一帮有刺青的拍电影的，那个司机就吓跑了。这就是他带领团队的方式。
侯孝贤和他的团队，早年是靠志同道合磨出来的，后来慢慢发现，大家都变成了“珍稀动物”，很多都不是电影专业出身，只是因为爱电影所以来做了这行。比如做《童年往事》的场记的江宝德，几年前还是一家工厂的搬运工，因为喜欢电影，慢慢发表了一些剧本，后来进入到侯孝贤的电影中，可是觉得自己笨，从来没有这么笨过，可是侯并不批评他，慢慢就留下来了。他放手让人做，知人善用，但凡有心志的年轻人，也有愿意相随相与的。所以和他默契的工作伙伴，很多变成了生活上的好朋友。
侯孝贤的很多工作伙伴得来很简单，他现在的与国外片商打交道的筑悌，就是在台北街头遇见等红绿灯的他，结果冲上来自我介绍，然后留下来干了，一下子就是15年。现在已经成为这方面的最专业的人才。
侯孝贤给我举例子：“我们公司有两个制片，一个叫铁男，一个叫小郭，是从广告圈进来的，古灵精怪，很难搞的，这两个名字是我起的，铁男，因为性格很硬，另外一个又很滑，刚认识是不想在一起的那种，也跟我15年了，还在呀，拍片都是找他们呀。张罗得都好好的，有时候不对会说一下，但基本都没问题。”
美术也是，黄文英说起她和侯孝贤的见面。那时候她还在纽约做舞台剧，可是有机会和侯见面非常高兴：“其实我们都是他的崇拜者，但是他是凭他的眼光看人的。我第一次见他，告诉他我看过他所有的电影，包括他最早根据元杂剧改编的电影《桃花女斗周公》，从小学时代就开始看起了。他的直觉很准，告诉我：你来试试吧！他不端着，很实在，在人格上特别尊重我们，我们开始做他也不会提要求，整个过程也完全不干预你，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压力。”
“有压力？”“是啊，因为不要求，但是到最后，如果他有不满意，我会特别后悔，觉得自己在哪一点上没有努力，会更加难受。”
这就是黄文英愿意花8年时间做《刺客聂隐娘》的缘起。
侯孝贤说：我好像有一个班底，我也不会约束他们。有什么事他们都会来找我。我会帮他们。
“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和他的限制。但是你把限制走到底，它就是自由。这是很自然的，你别去想那些了，对人对事就是你越来越清楚。就是这样，所以我身边这些人，才会那么久就是这样。公司也是啊，公司开销，每个月是照常，我也不理，有些就帮我经营小戏院去了。那是文化部门找来，说这个古迹能不能弄成欧洲古时候那种戏院，我想想，说可以的，80个位置我也弄，剧院外有咖啡馆什么的，就像艺术戏院一样。后来又有一栋让我弄，就这样子，我在台北居然有三家戏院了。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放商业片，但是本土片、艺术片一定要放。以前那80个位子几乎坐过全世界有名的导演。基本就是这样子啊，你这样一做，它就很清楚嘛。那你再跟别人谈什么，大家都知道，就你这个定位就很清楚了，对电影和人的观念基本就是这样。”
侯孝贤说，他真的想过，假如有一天他找不到投资了，没有人给他出一分钱怎么办。“拍一部赔一部嘛。不过也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拍，用DV机器拍，而且我估计我的同仁们都会来，他们在我这里工作，平时都很闲散，可以在外面接活、接广告片，有不懂的就来问我，不是我要拉拢他们，而是他们要养家啊，要拿钱回家的。”
廖桑告诉我，侯孝贤很会拍广告，在台湾电影的低潮期，他拍了几个广告，一个是麒麟啤酒，“把那普通的啤酒拍得和琼浆玉液一样”，另一个是“中华汽车”。“他能拍出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气氛。”结果那年，两个产品都是当年销量第一。“他缺钱的时候可以拍，但是真要拍电影了，别人出多少钱让他拍广告，他也不接受。”
他鼓励他的团队人员去接拍广告片，因为报酬很高，不能解决的问题他都能解决。结果他60岁生日的时候，团队的人来祝寿，有几位年轻摄影师就说：一句话，奉陪到底。
在非工业的电影里选择拍摄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在台北金瓜石开拍，那是一处老式的理发厅。拍摄的镜头是梁朝伟扮演的老四在修理底片，八角形的屋子，前面还在理发、洗头，后厅改装成了照相馆，这就是侯孝贤在资金困扰的情况下开拍电影的一个标准状况。很多年来，台湾媒体和舆论一直指责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新电影把台湾观众弄跑了，也把台湾市场弄死了，多年来，侯孝贤一直在努力地争辩，包括朱天文也一直在写文章澄清这一点，现在隔了多年的时间回头看，显然是台湾电影工业有自己的失败轨迹，和侯并无关系。
不过他还是愿意分析。“台湾的电影工业早就解体了，现在是残破的，未来也不可知。最开始是香港电影进攻台湾，香港哪个电影卖座，台湾片商就去抢，抢来一堆同类型电影，慢慢香港电影没人看了，可是这时候台湾电影也不行了，一年只有几部或者十几部，慢慢就变成了好莱坞独大，整个电影工业彻底瓦解。”
他解释自己的电影也是如此，早先还有外国片商感兴趣，比如日本市场就很喜欢他的电影，可是到了后来，慢慢拍的电影日本人也看不懂了。比如《戏梦人生》，看不懂就沦为小众电影了。那么小众电影如何拍摄？朱天文说，就这么拍，因为小众电影是没法艺术和商业都兼顾的，侯孝贤要是还有一点赚钱的希望，就是因为他的艺术，而不是他的商业。“慢慢寻找自己的观众，电影的寿命因为对品质的要求而可以延长，甚至十年二十年还在有进账。”
侯孝贤是自己慢慢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早年的电影卖座非常好，在影剧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短暂的推销员，推销电脑，有时候名片被人扔在地上，他也只能捡起来。后来从场记做起，当编剧、副导演，包括制片，那个时期，他所有参与的电影都能卖到台湾最好的纪录。“可是和我没关系，我不参与分红，十几部城市喜剧都很卖座，可是那未必是我想拍的电影。”
他自己当导演后，《风柜来的人》一出来，坦白地说，当时的台湾评论界完全看不懂，观众也不懂，就觉得是一种成长的感觉，但是没有故事线。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电影票房就一路下坡，一直到《悲情城市》，但是那是例外，因为那个是话题之作，正赶上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让他有机会拍摄敏感的题材。因为是这个话题而卖得疯狂，之后又是一路下坡路，没有人看，总有人问他：你拍艺术电影，不怕没有观众？其实在侯孝贤看来，是整个形式和观影的观众之间，存在越来越宽的距离。
“但是我慢慢做到彻底不管了。因为我觉悟了。”所谓觉悟，是明白自己走到哪条路上了，而且也知道这条路不能回头了。他开始拍自己的电影，不再应酬票房。
廖桑是年轻时候和侯孝贤的老相识。他们当时都在台湾的“中影”集团拍摄纪录片。“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拍电影不八股。当时台湾电影都是三厅电影，就是客厅、餐厅和舞厅，可是他不一样，哪怕是他早期当副导演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东西了，而且是上来就有，不是后天的。他那些城市喜剧也很清新，不落俗套，里面还很关心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他像是泥土中长出来的导演，和新浪潮那批导演，杨德昌、万仁他们很不一样。”
等到有机会拍自己电影的时候，他就放开了。“我们是台湾最早用同步拍摄的导演，很少拍短镜头，长拍，努力争取同期录音，这样一来就比较真实。有时候分几台摄像机在那里拍，中间一点不打断，就像拍纪录片一样。拍几套回来扔给我，拍《小毕的故事》、拍《儿子的大玩偶》都是那样，让我去慢慢剪。那时候我总是把剪辑室地板打扫干净，因为还是胶片，害怕弄到地上弄脏了，他一来就说话，使劲说，我们俩从20岁说到50多岁，话才慢慢少下来，觉得什么都说过了。”
侯孝贤特别重视的是前期，他觉得剧本压力最大，想清楚就好了，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会设想出很多画面，找到朱天文、吴念真这些作家一起编剧，对他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他自己是真实的自然主义，而作家们帮助他把这些真实画面约束到某个框架里。但是侯孝贤又不受这些框架的约束。“拍《悲情城市》的时候，本来有300多条，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拍，觉得繁琐，整个故事太清晰了，他不喜欢，他不要那种结构，一边拍一边抱怨，最后只拍了200条，缺好多没有拍完。怎么办？我没法剪辑，好多人都说看不懂。后来我一看，每段都很有意境，充满了唐诗的感觉，简直像杜甫的诗歌，那我也就照着七律的节奏去剪辑吧，用了很多倒装，把缺乏的地方都剪辑出来了，中国诗不是靠意境吗？他正好也把诗化的意境拍出来了。抽掉了那么多，可是看起来不觉得缺乏什么，后来我觉得他还是聪明，去掉的东西是对的。不啰唆。”
去参加威尼斯影展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预测这部电影要得奖。“侯导装酷，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也很高兴，那天晚上开心地喝酒、跳舞一直到天亮。”那次回来后，侯孝贤觉得自己有资源了，做了很多庞大的电影计划，可是随着台湾电影业的崩盘，他的计划都没有实现。“好在他不着急。最缺钱的时候他会去拍广告，可是一旦电影有投资，找他做什么他都不做，哪怕随便拍个广告就有几百万收入，他也不接。他说自己要读书。比如我们都知道纪念小津100周年的时候找他去拍致敬片《咖啡时光》，其实纪念黑泽明的时候也找了他，对于一个亚洲导演，这可是特殊的光荣，毕竟两个伟大导演的致敬片都找到你，可是那时候他在筹备《刺客聂隐娘》，所以不去，每天在看《资治通鉴》。”他告诉廖桑，他不缺那个钱，拍电影缺钱的时候抵押房子，或者帮朋友忙抵押房子的事情他做过几次，但是这次拍《刺客聂隐娘》的钱已经找到了，他就安静编剧看书，光剧本就弄了好多年。
“他生活太简单，坐捷运也坐公交车，没有排场。基本上心灵单纯，结果聂隐娘吸引他的也是心灵单纯，那种孤寂的状态，一个杀手被描绘成这种形象，和他近年的心思也有关系。”
在廖桑看来，侯孝贤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包括受佛、道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往往是与市面上流行的观念冲突的。“很多电影讲究情节、结构，他喜欢不规则，讨厌直接的线性叙事，直追19世纪的无情节影片，突出自己的个性、气氛和意念。像拍《海上花》的时候，本来有很多妓院的冲突故事、各种骗局，包括疯狂的厮打，李嘉欣演的黄翠凤心思颇多，有各种装疯卖傻欺骗男人的情节，可是拍好了后全部被侯导要求剪辑掉了，他喜欢平淡的故事里隐藏的人性。”
同样是合作《海上花》，黄文英也学会了很多。“那部电影最早是阿城帮忙，收来了很多古董家具，我们后来在扬州、上海，包括苏州买了几个集装箱的古董家具，包括给他们抽的大烟工具都是古董，好在那时候还比较便宜，质量非常好，侯孝贤基本是手工作坊模式，不着急，也不催促，就是慢慢让我们来。开始让我研究剧本，研究透了剧本的氛围，再让我和演员交流，最少也有半年时间筹备，这种筹备，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和他们一起工作，像亲人，俗话说，见类则明，我只有和他工作，才觉得自己心性舒展，不急迫。他讲道理，不会骂我们，但是越这样，自己越会尽力。”
这次拍摄《刺客聂隐娘》，她走了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看了无数资料，真正动手的时候，知道要帮导演省钱。“很多布幔，在市场上购买不到，我就自己去世界各地买布，回来自己动手做。”反之，很多找她的好莱坞团队就要求行活。“那就尽快做了给他们。”
与侯导干活，一定是争取面面俱到的。“我除了做那些准备，还和主角聊天。比如舒淇，看她手磨破了，我就给她增加手套和护腰，让她行动起来更自如。手套和护腰都是按照唐代壁画里的样子做出来的，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她演起来，就像那些本来是应该有的一样。”
这种拍摄方法，看似奢侈，可是真拍摄出来的东西，却都是实在的，有质感的。
虽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拍电影，不过与侯孝贤私交甚好的大陆学者戴锦华觉得，侯孝贤绝对不是对投资人不负责任的导演。她拿《刺客聂隐娘》举例，其中一般的经费来自小投资人，所以侯孝贤会去替他们考虑，这些钱怎么回收，怎么样通过海外版权回收。“他是面面俱到的照顾人，不会虚情假意。”
这又说回侯孝贤的性格了。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照顾人的。他喜欢去卡拉OK唱歌，顺便说一句，他是有名的卡拉OK歌王，年轻时还出过台语唱片，名叫“太阳”，现在网络上还能搜索到。可是他一边自己唱歌，一边特别会照顾人，所有人的心事都在他眼里，走也是最后走，有人掉什么东西，他都会替他们捡回去；喝酒也是如此，送完所有人回家，他自己再回家，哪怕醉死也这样。我说：“我觉得这是大哥的行径。”戴锦华说，这不是大哥，大哥做不到这么细心，他就是天生要罩着大家，真性情，让所有跟随他的人放心——像侠客，像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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