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一个人也是所有人

公众号新闻

2023-10-29 21:10

“退休”，他们用这个词形容。

从 1973 年进入电影界，侯孝贤以场记身份一路至编剧、副导演，成为“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获得金马 57 的终身成就奖。

“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看古典的书，侯孝贤始终以自然的成长和生活的眼光拍他的那部。许多人都如导演是枝裕和那般：“在 20 岁时与侯导的电影相遇，我对台湾及台湾电影有了认识。爱上了台湾。”

今年 10 月，家属证实其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刺客聂隐娘》成为侯孝贤的最后一部电影。而他为聂隐娘下的注脚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在导演、作家唐棣眼中，侯孝贤这样的人“几乎绝迹”：他的存在，比电影圈制造出的各种假象都重要，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他给的是希望，够实在。

侯孝贤：一个人也

是所有人

文 / 唐棣

台湾新电影，以 1982 年拼盘电影《光阴的故事》在台湾全省联映为序幕，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后来回台湾拍电影的杨德昌。第二年又一部拼盘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出来，拍过三部票房很好的爱情片的侯孝贤，加入其中。他改编的是文学界乡土运动代表作家黄春明的同名小说——每次文化运动，最早似乎都是从文学先开始的。

黄春明笔下的父子情，也成了侯孝贤镜头里最切中人心的东西——这种特别中国化的家庭感情（父子、祖孙、夫妻等等）也一直在侯孝贤后来的电影里延续。

㊟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年

谈到电影风格，就要到 1983 年《风柜来的人》了。一种非常现代的情感状态，在侯孝贤的镜头里出现了，类似惆怅、疏离这种东西。早期，他的电影并没有不可替代的镜头感和视角，换句话说谁拍都行。

《风柜来的人》里那几个迷惘的青年人的生活，被固定机位和长镜头，远远地观察着，似乎有别以往。镜头有了态度，一代人终于不再懵着。以前的电影都在想如何带入观众，去看“打打杀杀”，侯孝贤眼中的江湖却在找打打杀杀背后的原因——这部电影有点儿推开观众，让大家冷静下来的意思。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台湾是武打片和琼瑶式言情片的天下。70 年代末冒出过很多色情或暴力影片，商业不商业，乡土不乡土。到 80 年代，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同，它同时面对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拉扯，一代台湾年轻人，就这样在生活中随风摇摆。

其实，台湾新电影和法国新浪潮有不少相似之处，相比商业气息重的香港，台湾电影人传统的一面，使爱电影想表达的年轻人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在“电影江湖”上做点什么。

㊟电影《恋恋风尘》，1986年

法国电影新浪潮出了戈达尔和特吕弗，台湾新电影有植根本土的侯孝贤，和从美国回来的程序员杨德昌。杨德昌带着西方视角，善于捕捉都市感觉，拍片子也更类型化。当时台湾的都市感属于一个乡土和城市的中间地带，独特的味道在他的镜头里非常有标志性。

这两个人是台湾新电影的“双雄”。至今在他们的电影里，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面相。往大里说，如果不是杨德昌过早离世，台湾新电影会是另一种格局。

㊟左起：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风柜来的人》同年，杨德昌处女作长片《海滩的一天》一出来，就是风格之作。拍这部电影前，杨德昌看了许多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的电影。他这部电影的剧情关于失踪。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冥冥中感觉要找什么东西，杨德昌用电影定义了那种不知名的东西。另外在结构上，他比侯孝贤的电影现代，还是多重叙事。

我记得侯孝贤在一个访谈里说：“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关注的方法可以变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个……杨德昌离开台湾去美国那么多年又回来，他的记忆跟他对当下看法的对比。我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书，自然的成长和生活这就是我的眼光……”

㊟电影《童年往事》，1985年

现代的概念在侯孝贤那里表现为杂糅而丰富，东方形式，东方思考，核心的观点又连接西方；到了杨德昌那里，则变得十分纯粹。电影和文学不同，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很多时候是一个视野，一种价值观，一种判断。观看的当下，没有足够时间去理解（后期慢慢回味是另一回事）。不过，对于表现台湾社会种种，全都是好事。

很快发生的是，平均年产 120 部左右电影的“美好时期”一去不返的现实，导致台湾影院关闭，没人再看这些台湾新电影了。

于是就出现了 1987 年 1 月 24 日《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台湾电影宣言》。宣言分“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的忧虑”、“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三部分。我特意去看了当年这些年轻电影人的忧虑和怀疑，都是特别真诚，他们提出：我们相信电影有很多可能的作为，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

宣言的签名者分港台两部分，香港有方育平、方令正、文隽、徐克、潘源良、关锦鹏这些后来一直从事电影创作的人；台湾包括侯孝贤、杨德昌、陈映真、朱天文、朱天心、杜可风、吴念真、林怀民、金士杰、蔡琴、焦雄屏、赖声川等等文学、表演、导演届的人。

㊟电影《悲情城市》，1989年

时代有时代的无常。无奈之后，大家的创作，不得不跟着市场和个人命运纷纷转向，用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事，比如很多电影人不着眼于台湾本土的现实，也不从本土寻找资金，大部分钱来自国际电影节上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法国、日本方面的投资。（侯孝贤至今也是这样）这么做好处是可以不受台湾某些政策的影响，坏处是有远离现实、沉寂回忆之嫌。

在关于“台湾新电影”的资料里常见一种说法：“这场经由新生代电影工作者以及电影导演激发起的电影改革运动在八十年代短短几年之间经历了兴衰成败，也成为台湾电影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为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占得一席之地。”

㊟电影《冬冬的假期》，1984年

高峰过后，很多人离开电影圈，只剩下侯孝贤一个人拍电影。并不是每件事，都要画上句号，有时我觉得，“法国电影新浪潮”为什么要划定结束呢？戈达尔活着，法国新浪潮就不能说结束；台湾新电影后出现了不少名词，比如新新电影（其实也可以谈论，但似乎没人再有这个谈性）。可以说在影迷心中，只要侯孝贤活着，台湾新电影，甚至某一种“新浪潮”电影的大幕就没有落下。

侯孝贤喜欢对拍电影的年轻人说一句话：“你什么样的人拍什么东西，这是逃不掉的！”想拍，上去就拍。当年，法国新浪潮那帮人就是这么干的。

㊟电影《戏梦人生》，1993年

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访谈里，有人问他街头戏的拍法。他笑着说，我们不可能像好莱坞那样有专业的群演，还要封街什么的，你直接去拍，没人看你的！反正现在机器很小。忘记是在哪部电影里，他更是不管不顾地，在违禁的情况下拍下了一群人骑摩托经过中正纪念堂的镜头。多年以后，这些生动的场景还能重温，多亏了电影。

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海上花》那次，侯孝贤致词：《海上花》是二十一年前的片子，当时要求演员们讲上海话，是为了绝大多数观众不会听上海话，因此能造成一种距离感，甚至于距离的美感，当时哪里想得到有一天这部片子竟然会在上海放映……

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创造距离，穿越时间。而杨德昌电影《一一》里小男孩洋洋总是在问爸爸：“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呢？”很多事看不到后面，新浪潮也是。

㊟电影《海上花》，1998年

这里还要说，侯孝贤不是我的电影启蒙，我没那个好运，除了小时候一点点看露天电影的经验，就是各种黑市上的碟片，决定了我电影审美的不健全。那时候基本上有什么看什么。我是通过看他的电影和关于他的文章，渐渐对他感兴趣的。

第一次在国内大银幕看侯孝贤的电影，已经到了 2015 年。在北方小县城的一家电影院，我和我妈花五十块钱就包场看了《刺客聂隐娘》。

㊟电影《刺客聂隐娘》，2015年

我看过电影后写下一段话：

“《刺客聂隐娘》不讲聂隐娘如何成为刺客，而讲她如何没有成为刺客。首先，镜头定氛围。很多导演对着一群说话的人拍照时，侯孝贤关注着站在角落里的人，他在镜头之后，没牵着我们看什么，而是随着镜头的移动，一同去感觉里面藏着的东西，在说话人的附近始终徘徊着一双眼睛。”

我妈在看过电影后，以一个北方妇女朴素的审美判定，自己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电影。这是她眼中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电影里的美对一个北方农妇起了作用。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电影《千禧曼波》，2001年

后来，我没机会亲见过侯孝贤，却意外地认识他身边几个人，还有住在朱天文家附近的朋友，也经常跟我描述侯导坐公车去附近咖啡馆聊剧本的情形。其实，侯导演患失智症的事在圈子里传好几年了。我认为，媒体说一个导演退休相当无趣。

这几年间，侯孝贤新片《寻找河神》不时传来消息，但我总隐隐地觉得，可能看不到了。事实上，他完全可以让这些年培养的后辈去完成他的电影志愿，自己挂个名……一切只因他是侯孝贤，走过台湾新电影那段历史的，最有影响的，也是最真实的人。也许对有的人来说，电影是一份工作，而侯孝贤可能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最后一部电影命名为《寻找河神》相当意味深长——这个河神，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隐喻，所以他必须亲手去找。

㊟电影《最好的时光》，2005年

像他过去那些电影一样，站得不够远，经历不够长，都很难看清什么：从 1983 年《风柜来的人》后，侯孝贤的形象越来越像“江湖大侠”，越走越孤绝，直到 2015 年《刺客聂隐娘》在戛纳电影节拿奖一刻，我心中忽然生出无限感慨。

在我看来，这条路上一开始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可是后来这样的人几乎绝迹。这样的人明明可以融入更大的“集体”（如调配流量明星和大投资），可他没有。他的存在，比电影圈制造出的各种假象都重要，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他给的是希望，够实在。侯孝贤有句话常被人引用：一个人，没有同类。哪怕他的朋友杨德昌在世，他也完全有可能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他是艺术家，所有真正的艺术走到最后，身边就不该还有任何人——艺术家也可以用此自证。这是逃不掉的！

那时，你将成为一个人。平时不觉得“所有人”这个概念虚无，一写到侯孝贤，它就显得有点大而无当！面对一个如此具体的人，那种实实在在，可亲可敬是最珍贵的。也许，在某种微弱的希望中，一个人又是所有人——这句话看着别扭，其实意思不复杂。烟消云散在所难免，有种东西会在人群流传下去。

（节选自“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专栏之七《美好时代，新浪潮的注解》，原载《天涯》 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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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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