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

在北大法律系77级的昔日同窗眼里，李克强是个低调的同学，沉默寡言，上大课时喜欢坐在后排。他学习刻苦，勤于实践。在北大学习法律、以及从事经济法教研这段经历，对李克强日后引领一个大国的经济工作颇有影响。

“很真实，克强一点都没变。”在陶景洲眼中，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真诚。

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83名出身各异、年龄不一的学生通过高考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北大法律系选拔学生的标准。日后这一批学生走向社会，可谓群星璀璨，其中有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大师陈兴良、民法权威郭明瑞、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

当然，最令人瞩目的，是2013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陶景洲认为，这种抱负，应该是李克强从政的精神动力。

其实，梦想在大时代面前，显得神秘渺小而不可捉摸。毕业之时，法律系三位同学通过考试获得出国资格，现在是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的陶景洲，最初就想去美国，却因为年龄最小被安排去了法国。

刚开始，李克强也想出国，也有学业优势。他和姜明安是同学们公认的学习特别刻苦的两个人，后来又成为法律系仅有的两个校级优秀毕业生，这在当时全校毕业生中也只有20多人。何勤华曾回忆李克强学英语的情景：“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

毕业前的两个月，李克强复习了留美资格考试的相关课程，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十拿九稳。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看中了他，要他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并且锲而不舍地找他谈了十多次话。陶景洲认为，这个时候，李克强的党性原则就体现得很好，听组织的安排，正如李克强自己所说，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梦想。毕业之时，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不过，约定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大家就各自忙开了。全班83人之中，他们四人被留校任教。文革之后，各大学的师资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选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充实师资力量成为最好的办法。

“我们四个人方向都不一样。我本人从大二开始就对行政法感兴趣，李克强选的是经济法方向，武树臣主攻法制史，郭明瑞则选了民法作为执教领域。”姜明安如是说。日后，李克强又回母校北大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对于他在未来领导中国的经济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留校当年，李克强出任北大团委书记，工作有声有色，引起团中央的关注，很快就被调往团中央任职。

何勤华曾撰文回忆，大学期间，武树臣、李克强等都是系主任张国华老师的崇拜者。“老武最终走上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与张老师不无关系。克强也曾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陶景洲告诉记者，虽然当时处于改革之初，大规模立法刚刚开始，但对法律主干课程的学习并未耽误，走过这一段时期的法律人都有深厚的知识背景。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他的回答中充满着很强的法律味，宪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圣这样的表述很多，尤其是类似‘有罪推定’这样专业的词语，不学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样自然地说出来。”

说到这些，陶景洲回忆起李克强亦曾有过出庭辩护的经历：1980年12月，班上不少同学在南京法院实习。陶景洲在南京中院，李克强则在一个区法院实习，主要当陪审员，有时也当辩护人。他们曾代理一个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记得开庭的前一天，他组织我们几个人讨论到很晚。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辩护经历。在法庭上，他说话比较慢，还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

▎北大南门合影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李克强曾经在记者会上说，“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陶景洲认为，对于法治，李克强显然有着比一般人都深入的思考。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刻苦学习英语，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何勤华在1980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注：后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教授，已过世）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

李克强与同学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程序治国”仍然是姜明安等行政法学者着力推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十几年前，姜明安以及中国行政法学界便力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以促成政府行为合乎正当程序，而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原作名: The Due Process of Law（丹宁勋爵 著）

陶景洲认为，李克强当年读书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社会。“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那个时候尽管已经开始主张市场经济，但什么是市场经济都说不清，（李克强）能有这种想法已经很难得了。”

彼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中信聘请了哈佛大学一位法学博士任顾问，这位博士同时在北大开讲国际法，他带了十多名学生去中信实习，陶景洲和李克强都在其中。

“我们在中信实习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去中信总部看材料。当时北大的国际法水平可以说是全国第一。这次实习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中信公司的案例材料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法律规范投资行为，如何用合同来约束企业行为。这对我们掌握中国未来的外商投资政策很有帮助。”陶景洲告诉记者。

时隔不久，1979年7月，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尽管仅有15个条文，却将改革开放实质性推进了一大步。

在陶景洲眼中，李克强谨言而慎行。“他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上大课时，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并不显眼。”

尤其是照相的时候，李克强要么站在后排，要么站在一边，不事张扬。陶景洲说，“他从团中央调到河南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少了，不过他对我们仍旧没有官架子。我们同学聚会，就数他级别高，大家都推他坐中间，他却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坐。记得唯一一次例外，是2002年的同学聚会，他已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是主政一方的大员了，合影时几个人硬拉着他坐中间，他才坐下。这是我见过他唯一一次居中合影。”

在同学印象中，四年多时光，李克强不仅学习刻苦，还勤于社会实践。陶景洲还记得，因选修课“海商法”，自己曾与李克强等同学去天津港做过实地考察。“这门课由外籍老师主讲，用英文授课，仅限英语好的人选修。因为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我们十几人一起去天津新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专门看了卸货区，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内容很细致。在这个过程中，李克强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组织能力也是李克强的长项之一。陶景洲回忆说，毕业那年，李克强作为主编组织了二十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前后用了一年时间。在陶看来，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

“他是一个稳扎稳打，吃苦耐劳，胸有乾坤的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今天成为国家总理，我不是惊喜，而是只有喜，没有惊。”陶景洲说。

2008年奥运会期间，李克强回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请昔日的老师和在校的同学看了一场乒乓球赛。他和我们说，“时常想念大家，只是到中央工作后，见面就没那么方便了，请大家谅解。”姜明安告诉记者，以前同学之间常有电话、短信往来。但自从李克强成为政治局常委后，警卫工作繁重，他又希望尽量减少扰民，便用这种方式表达了歉意。

于同学而言，除了祝福，还有期待。陶景洲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