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报告是由北大博士冯军旗到河南省新野县挂职两年所调查写成的，深度反应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更是当今大部门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注：本文原刊于2011年4月，文中的“今年”“现在”“现任”以及所引用的事例等皆为2011年）县级基层的腐败、官僚、黑暗、一手遮天，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城市又越来越臃肿膀胀，加速中国发展不平衡。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直到今年（2011年4月，下文中的“今年”“现在”“现任”等，皆为2011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也就是说，一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县政府党组成员
县长助理
副县长
统战部长
宣传部长
政法委书记
组织部长
纪委书记
常务副县长
县委副书记
……十几个隐形阶梯。
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
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奇怪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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