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什么都知道

▲  美剧《摩登情爱》中，讲述了一个纽约门卫和住客之间的温暖故事。 （资料图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璐

社会学家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对门卫的兴趣，是从多年前一次雨夜“惊魂”开始的。1987年，他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做报告，难得从小城市来到大都市纽约。报告结束后，系主任邀请他去家中做客。

那是一个雨夜，夜里十分寒冷。比尔曼如约来到系主任家，公寓大门紧锁，只有一个门铃，周围没有人。比尔曼试着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他径直走了进去。突然间，他身后蹿出一个人影，把手伸到了他身后。“我想，天啊，我当时很害怕，想着他是不是会杀了我？因为我不是纽约人，大城市让我害怕。”比尔曼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恐怖电影常见的情节并没有发生，他很快就脱离了“危险”——公寓电梯正停留在一楼，他快步进了电梯，上了楼，见到了系主任。当他惊慌失措将刚才的遭遇告诉系主任后，系主任大笑着向他解释，那个试图挡住比尔曼的人，其实是大楼的门卫。“在我生活的小城市，那时候还没有门卫的概念。这个门卫只是想看看我在做什么，这是他的工作。”这是比尔曼遇到的第一个门卫，“我明白了，至少在那一刻，我在城市里是多么的天真。”

从第一次见到门卫，到真正开始密集接触这个群体，又间隔了十一年——1998年，比尔曼搬到了纽约工作生活，他家的公寓楼下也有门卫。每天早上，比尔曼走出公寓楼，门卫都会说，”早上好，比尔曼教授”。

“他们总是这样做，给你重视、认可和尊重，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很重要的人。我对这种动力学很感兴趣：为什么门卫会让他们的住户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他们自己真的很重要？门卫正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使那些与他们互动的人感到自己很重要。”比尔曼说。

所有这些，促使比尔曼将好奇变成了研究。比起城市里充满故事的边缘人、少数群体，门卫是一群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但他逐渐意识到门卫是观察城市环境复杂性、阶层差异的绝佳样本。

在与门卫接触的过程中，比尔曼看到很多容易被忽略却充满矛盾的现象，比如，门卫和住户在空间距离上极为接近，却在阶层差异上有一道鸿沟；门卫对住户的了解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他们知道一栋大楼里谁在进行灰色交易、谁有无婚外情，甚至谁爱点外卖、谁酗酒、谁对坚果过敏等都了如指掌，这中间，边界感的把握显得十分微妙。

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下，比尔曼借助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门社会学导论课，与学生们一起开展了一项针对门卫的田野调查。他们深入纽约曼哈顿的各大高层住宅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2005年，这项田野调查的成果被集结成书，名为《Doormen》（门卫）。

十七年后，《Doormen》中译本出版，门卫的工作重心也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流动。尤其是疫情期间，门卫成了封闭的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几乎唯一桥梁。这本书的中文译名为《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这真的很吸引人，前面加上‘寻找’两个字，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寻找能够弥合这些分歧、搭建起沟通桥梁的人。”比尔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22年8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国家科学院院士彼得·比尔曼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视频专访。

南方周末：社会学喜欢研究不同寻常的人群，比如瘾君子、街头混混、小骗子、流浪汉等等，门卫作为“日常工作者”（everyday worker），为什么会引起你的注意和兴趣？

彼得·比尔曼：很明显，社会学家喜欢书写具有独特性的人，（那些书）读起来更有趣，或者人们想象它们读起来会更有趣，因为里面涵盖了他们不知道的生活。

但很显然的是，如果社会学家对整个社会感兴趣，他们也应该关注那些普通人，那些普通人组成了社会，并生活在其中。这并不是说我们周围普通人的经历、问题和张力是对本质和社会结构的揭示，研究门卫的想法来源于我们可以从普通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也许最重要的是，门卫很普通，但他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一个是非常隐蔽的精英世界、一栋住着精英的大楼，另一个是混乱的街道。门卫以某种方式管理着这两个世界，这相当困难，需要敏锐的洞察力。这就是我思考的逻辑，我们应该研究这类环境和这类人，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生活。

南方周末：你所在公寓的门卫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彼得·比尔曼：对我来说，这真的很复杂，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门卫，其中有一些人在我思考作为一个门卫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提供了关键的信息，所以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是我的同事。

对大多数住户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与门卫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关系很特别，跟其他人的关系不同。门卫的工作就是与住户沟通，你不可能是最特别的人，但作为住户必须感受到这一点。我认为，真正成功的门卫可以通过帮助住户了解他们可能特殊的个人偏好，并提供专业的服务来实现这一点。

门卫不会千篇一律地对待每个人。我们往往习惯在客人来访时，（让门卫给我们）打电话。门卫可能会说，“我注意到你更喜欢我把客人送上电梯后，再给你打电话，当客人在旁边时，我不打电话，对吗？”有的住户可能没有这个偏好，甚至从来都没想过，但他们会说，是的，这是我的偏好。从这时起，门卫就将这样做。

对于另一些住户，他们会说，“我明白，当访客来了，你更希望我先给你打电话”。而从未想过这件事的住户会说，是的，我更喜欢这样。在所有的互动中，门卫在住户之间创造差异，所以每个住户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好的特殊对待。门卫有能力为住户提供专业、独特的体验，这创造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南方周末：哪些你打过交道的门卫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有哪些门卫的故事特别吸引你？

彼得·比尔曼：我认为经典的故事有很多是关于住户对门卫产生了好感，门卫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界限，阻止这种吸引力，因为如果实现了的话，可能会有失业的风险。同时，他们也不能伤害那个（住户），不然可能会导致投诉。这其中有很多互动关系。

纽约的每栋楼都很复杂。如果一栋楼里有一百个单元，很可能其中不止一个单元里有人在做违法的事情。也许有人正在伪造文件，而门卫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让那些伪造文件的人进入大楼。或者可能在其中一间公寓里，有人正在提供性服务，门卫也知道，他们看到了涌进来的人流。这些都是城市生活的现实，邻居们并不知道，国家也不知道，但谁知道呢？门卫知道，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也知道很多住户的信息，根据配送系统，了解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他们感兴趣的和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点了很多酒，门卫就会知道他们喝了很多酒。这些都是门卫的故事，它们反映了城市环境的复杂性。

我认为有趣的是，他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警察的分支机构，警察并不总是知道一栋楼里发生了什么，而门卫知道，但他们不会告诉任何人，他们的工作是保护住户。

有时门卫会讲一个他们知道的婚外情故事。家里男主人和他的情人在楼上私会，这时他的妻子回家了——门卫要怎么做呢？他们如何阻止妻子上楼发现正在发生的混乱？还是什么都不要管，让她照常回家？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这些都是门卫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出色的门卫也是出色的社会学家”，为什么这么讲？

彼得·比尔曼：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能够观察社会行为，理解行为的来源，从而能够将动机归咎于行为者，理解行为者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所具备的重要品质。社会学家的另一个重要品质是能够读懂社会结构，读懂周围的象征性线索，以便能够进入一个环境。就像你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或类似的派对，你能看到谁是那个派对的中心人物，谁是被吸引的人，谁处在边缘，谁融入了集体。你能够凭借你的能力去读它，去看它，对那里的社会结构做出一些推论，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

门卫具有这种品质，他们必须读懂他们的住户，必须能够根据（住户的）重要性进行排列，理解住户的动机，住户想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必须阅读并理解来自街道上的所有素材，（这些素材）有时是非常有序的，但在纽约的语境中，它们也经常以某种混乱的形式出现，比如有人试图进入大楼为餐馆派发菜单，有人想找到住在大楼里但实际上并不住在那里的人。他们必须管理这些事，这都需要真正的社交技巧。

矛盾的是，他们虽然是“社会学家”——他们有能力读懂社会结构并理解它，但他们实际上没有社会学家所具备的成熟的社交技巧，所以他们一直在“试错”，一直在思考如何做事。他们还是很能聊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谈话，与住户交谈。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好的民族志研究对象，因为他们不仅能够阅读社会结构，而且还想谈论它。

南方周末：一栋高级住宅公寓的住户大多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与门卫之间有显著的阶级差别。在你的调研中，门卫怎么看待住宅大楼里的世界，如何把握其中的边界感？

彼得·比尔曼：在纽约，门卫和住户的阶级差异是巨大的，这也是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所思考的，门卫如何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处理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以及在人际关系层面的亲密程度？

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开始思考这些人际问题，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这本书讲述的也是人类如何跨越巨大的鸿沟，处理紧张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阶级与社会关系之间的鸿沟的确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能成功（处理），这并不罕见，我们也有那些独立存在的关系，不仅仅是门卫，还有保姆，有时是和你的理发师，有时是和打扫你房子的清洁工，有时是和其他为你服务的人。

在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你会看到，这种门卫与住户、保姆和房东的所谓亲近关系，在特定的时间段，暂时跨越了巨大的阶级鸿沟，最终却又是脆弱的。但我在研究过程中也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每个人最终都有可能觉得自己有尊严、有自主权，并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维持适度的边界感，即使存在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

南方周末：你将门卫与住户之间的互动形容为“日常生活的语法”，这指的是什么？

彼得·比尔曼：语法是组织单词和句子的位置以赋予意义的规则，如果语言中没有语法，我们就不能交流，或者词语的具体含义会完全改变，你就不知道对方想要表达什么。同样，我感兴趣的社会学观点是，有一套规则，比如语法，规定了人们应该如何与他人交往，这些规则会告诉你一些关于更大的体系的事情。

比如，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这样，在美国，你被邀请去别人家吃饭，你说，我要带点什么东西来吗？然后主人说，不需要，一切都有。客人来了，并带来一些东西。主人说，你不该这么做，这顿晚餐是我愿意给你的礼物。客人说，我能给你带点东西还礼吗？主人说，不，我只是想请你吃饭，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这是一场关于社会结构的舞蹈（拉扯），关于关系的舞蹈（拉扯），这就是我所说的语法。

南方周末：你采访的一位门卫提到，“这份工作不需要智力，只需要不断重复。”事实果真如此吗？

彼得·比尔曼：那不是真的。当门卫对我说这份工作太难了，很难做好，我认为这更接近事实。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份工作不需要智力，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擅长，能记住每个人的脸，记住每个进来的人，了解每个人的喜好，特殊用心地对待每个人，我认为这完全是你的第二天性，但大多数人实际上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门卫不是一个机械化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门卫的日常经历就像一切都很安静，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每件事你都必须迅速做出决定，让每个人都满意，那是需要智慧的。

南方周末：在你的田野调查中，多数门卫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他们认为这是一份理想工作吗？

彼得·比尔曼：在我的调查中，大多数门卫都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去当门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份好工作，它不是一个拥有高地位的工作，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工作，要知道，在美国，一个门卫的年薪可以达到38000美元。门卫工作可以赚钱，能够买房子，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做，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像大楼里的住户一样，成为享受服务的，而不是提供服务的人。他们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这样。

同样的，我也一直在和美国的矿工交谈，他们在矿井里挖煤，那是一份艰苦、危险的工作，但报酬很高。就薪酬和他们能取得的成就而言，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这样做，因为这太危险、太脏、太难。

南方周末：你的书中提到，纽约的门卫中很少有华人，这是为什么？

彼得·比尔曼：也许这个数字为零。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每栋楼都会雇用门卫，而雇用门卫的人就是大楼的管理员，他们往往雇用同一种族的人。如果管理员是爱尔兰人，就会雇用一个爱尔兰的门卫，管理员是意大利人，那么他们的门卫就是意大利人，管理员是阿塞拜疆人，那门卫就是阿塞拜疆人。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是大楼的管理员。他们不是门卫，他们来自另一个就业市场。

早期，大楼管理员群体中没有华人，可能是出于歧视和语言障碍，我不知道除了偏见之外还有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但你可以看到有种族因素。在美国，移民者往往通过自己的社交圈找到工作，如果从来没有华人担任大楼管理员，也不会有更多的华人管理员或门卫。但如果经营餐馆或自助洗衣店的是华人，那就是他们所处的网络。你明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分类了吗？举个例子，美甲店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韩裔，也许没有理由说美甲店员应该就是韩国人，但这是产生就业可能性的信息网络过程。这就是纽约的情况，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多元化城市，但所有职业都非常同质化。比如出租车司机都是巴基斯坦人，这也说得通，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更好的司机。

南方周末：疫情三年，世界被改变了很多，门卫这个群体对重建“社区”“邻里”关系起到了什么作用吗？

彼得·比尔曼：作用是巨大的。我认为，如果没有门卫，纽约在疫情中就会失控。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让外面的食品、生活必需品等包裹得以进入社区。在街上空无一人的时候，他们在外部与社区内部之间架起桥梁，让人们感到安全。

因此，如果没有门卫，纽约会在这场大流行中崩溃。他们在大楼周围创建了一个小社区，这是人们活动的焦点，有时是种植花卉，有时是照顾宠物，或者维护大楼前的景观。但更直接的是，通过对每个人说早上好，并通过与他们的共同关系将住户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像保姆、房屋清洁工这些非常个人化的关系，门卫的公共性本质在于其他人能看到他们建立起一个共同体，我看到你和门卫交谈，我也和门卫交谈过，所以我和你有共同点，我们可以一起谈论门卫，这是十分特别的。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是在2005年出版的，距今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间，门卫的工作内容有什么变化吗？

彼得·比尔曼：当我写这本书的1990年代末，门卫的工作只是管理进出的人流，满足住户拥有私人时刻的愿望，当住户出门的时候，有人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或者“别忘了带伞，今天会下雨”，诸如此类。

但如今，门卫最耗时的工作是管理大量流入的快递包裹。现在有太多的包裹流入大楼，如果没有雇用专门的人来管理它，那就变成了门卫的主要任务。过去人们出门时，会和门卫聊一会儿，然后继续他们的一天，这种特殊关系已经有点在消失了。现在更有可能的是，门卫正忙于处理大量的包裹和材料，人们不太容易进行这类谈话。

南方周末：你提到，9·11之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减少，门卫工作也是如此，门卫变得更加谨慎和少言。这些年你对门卫还有持续观察吗？

彼得·比尔曼：我一直在持续观察他们。我还住在纽约，我仍然每天走出我的大楼，仍然跟我所认识的整个城市的门卫打招呼，他们也都还在那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都在同一栋楼里工作了二三十年。但我没有尝试重做这项研究。

我认为每个纽约人每次看到门卫，看到他们无处不在，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在中国肯定也是如此。我可以看到他们工作的转变，美国社会的信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那几年，我们失去的是一种共同的理解，即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反映在日常互动中。我不确定我是否研究过这一点，但很明显，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这本书现在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也许这是件好事。在美国当下的语境，它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对于中国来说，它可能是适时的，这是一本讲述在特定时刻、不平等关系组织化和固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