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聚焦当代农村面貌的纪录片并不少见，但能够完整观察边缘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迫慢慢消退的作品仍算少见，第54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以及塞尔维亚第2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大奖作品《春去冬来》是导演刘飞芳拍摄故乡山西村落的纪录片。
青年纷纷离村务工，老人们则一一准备自己的后事，时间推毁村庄里残破的土墙与瓦片，也带走了村落的愈百年的孤独历史。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春去冬来》导演刘飞芳，走进中国晋西北的村庄秘事。
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城市化已深深影响和改变了农村。黑水圪妥村是逐渐凋零的一个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偏远山村，目前仅有15人居住，山村保留了山西晋西北地区原始农村风貌。侯军礼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他和父亲养着500多只羊。82岁的刘三龙是老一代农民，靠种地为生。刘国平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之一，他们一家人都在太原打工，辛苦辗转的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随着四季的更替老人相继去世，留守老人们只能等着日子到头，对于侯军礼来说，内心的孤独和对城里生活的向往，他在无奈之下选择了离开，于是他60多岁的父亲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牧羊的生活。影片通过对村里民生、民俗、农事的呈现，讲述农民个人命运的变化和山村面貌变迁的故事。刘飞芳，（本名刘关明）导演、摄影师、制片人，1981年生，山西原平市人，毕业于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摄影专业，曾任职于广告公司，导演过两个电影短片，《春去冬来》（2019年）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电影，该片在第54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完成了世界首映，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同时获得了塞尔维亚第2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大奖（The Grand prix “Dragoslav Antonijevic”），入选以色列第35届海法国际电影节和英国第33届利兹国际电影节、伊朗国际纪录片节、DOCPOINT赫尔辛基国际纪录片节等多个国外影展。
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35号
（林乐路公交车站对面）
未来社一楼花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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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春去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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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筒：您的这部纪录片是回到故乡拍摄村落的消逝，最初开始创作的动机和背景是怎样的？
刘飞芳：拍摄这部电影，缘起于２０１４年5月份的一次回乡，那是我阔别10多年后第一次回老家。我从初中（13岁）开始就离开村子到外面上学了，然后大学毕业到工作的这十多年间，再未回到过村子，因为我的父亲2003年去世之后我的母亲就搬到了城里跟我姐姐住，村里就没有再回去过了，回山村也不方便。当我回到村子的那一刻，温暖过后便是伤感，我看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眼前的村庄非常安静，而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尤其是站在我们老宅的院子当中，荒草已占满了院落和屋顶，同时院落尽显残破之象，心中很是悲伤，她已不是我儿时的记忆了。当我再次看到了村里的老农民时，他们和蔼可亲的形象深深地影响着我对农村的记忆，村庄待着的大都是老人，在与个别老人的攀谈后，我感觉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虽然都生活在同一片空下，但却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城市与传统农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体验，为了给自留住儿时的一些记忆，留住那些即将消失的山村景象，于是我萌生了用影像来纪录的想法，来纪录村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把我内心对这两个世界的感受说出来。
导筒：选择拍摄现在片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是出于怎样的契机？
刘飞芳：第一次回去，我堂叔还在村里面，由于待的时间短，我只对我的叔叔进行了深入了解，回到上海后我就思考着拍摄的大纲，当时我还在上海的一家广告公司供职。在我的第一稿大纲中，其实是四个人物，因为对于村庄的变化，我想用四个人物来分别表现，在四个人物中，有两个是我的叔叔，一个在村里，一个在宁武县城做水果的生意，另外两个是我的发小，一个是在太原的刘国平，当时我联系他的时候他还在KTV工作，过着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日子，另一个是原平养卡车的刘书情，他跑煤炭运输。最终确定拍摄人物是在2015年10月份的时候，我回去拍素材，顺便做调查，我堂叔也出去打工了，因为二儿子在上大学，在拍摄的时候他又出现了，因为村里还种着地。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碰到了侯军礼，他正准备去挑水，看到我后和我打招呼，他还呆在村里令我很惊讶，于是我找他聊天，他呆在村里养了10多年的羊了，在与他聊天后，我发现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当时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要拍摄的主要人物之一，于是我回去之后，跟做编剧的朋友进行了深入的谈论，究竟要拍哪几个人物。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纪录片导演，心里觉得空空的，考虑到拍四个人物的制片成本和拍摄难度很大，就决定不拍四个人物了，而是把侯军礼和刘国平作为拍摄的主要人物，凭着以前做过纪录片摄影师的经验，就开始了两个人物的拍摄，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着影片的内容和结构，我也越清楚要拍什么，于是在拍摄过程中，刘三龙便成为了影片的第三个主要人物。从影片内容的逻辑角度看，这三个人物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共同点是身份都是农民，刘三龙是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一代农民，侯军礼是会干农活的农二代，而刘国平是不会干农活的农二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农民身份发生了转化，农业人口在向城市人口转移，同时老农民与新农民有了本质的不同，老农民依然需要务农，他和土地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而新生代农民则也不会种地，不再务农，可以说是从土地上逃离，从农民身份变成了农民工身份，去城市里追求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恰恰需要他们三个人来完成诠释的。
导筒：你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会对自己与人物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影片中应该还是比较克制的观察视角。
是的，确实是客观的、克制的观察视角，因为这是我熟悉的人和事，我不想以我主观的视角去表现他们，为的是拍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最难的还是把控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我不能与他们保持太近的距离，我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人来保持与他们的距离，因为如果关系太近，会对我隐藏真实，真实性就会削弱很多，尤其是我们对人物的采访部分，设计的问题是让录音老师来帮我提问的，最后感觉这个效果挺好，拍到了他们真实的一面。导筒：影片采用了什么设备拍摄，在摄影方面你会有怎样具体的要求？
刘飞芳：考虑到上院线，拍摄的设备是电影级的，我是摄影师出身，所以对设备的要求相对较高，出于成本和摄影师喜好考虑，机身一台是佳能C300 Mark II,另一台是索尼FS7，镜头是蔡司UP头基本组和45-250的变焦镜头，另外还有佳能的大三元。在摄影方面，我想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去观察人物的行动和状态，所以在拍摄方式上主要是以固定镜头为主，运动为辅，画面简洁、干练，追求朴实、自然的影像风格。景别以中景为主，因为我想把人物和环境的关系表现作为重点。
导筒：影片的拍摄和后期制作总共花费了多长时间？在剪辑方面有怎样的取舍和构思？
刘飞芳：这部电影从2015年立项算的话，前后一共花了4年时间，后期做了两年多，经历了三次剪辑，由于影片的素材量很大，拍摄的是方言，对于后期来说不得不花较长时间花在了技术方面的工作。做完第一个版本后，我找身边的朋友们给提意见，同时我自己也总觉得差一口气，幸运的是在这次看片中，在一个前辈的帮助下找到了懂我们那边方言的郭恒奇老师。
郭恒奇，导演，剪辑。1979年出生于山西平遥。200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期制作。曾剪辑纪录片《原油》《湖岸》，电影《盒饭》《小荷》《缺失》等。2010年完成纪录片《新堡》，入围法国真实，加拿大ＨotDocs等多个国际影展，并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2013年完成纪录片《庙》，入围香港纪录片节，台北纪录片节，北京独立影展等。郭恒奇老师也是山西人，他本人既是剪辑师，又是纪录片导演，所以对剪我这个片子来说太合适了，相对于完成的第一个版本，经过他的剪辑，第二个版本使影片上升了一个台阶，我非常满意，郭老师剪了6个多月，2018年9月份提交终审，结果11月份通知发回上海重审，于是我们进行了第三次的修改，目前这个版本就是第三个版本，第三次的修改在今年的四月份才最终完成，不过展映的这个版本也不是最终版，还在修改中，最终版可能是128分钟了。郭老师很有经验，影片的构思他是根据对素材的理解来决定的，最后建立在以侯军礼为主，刘三龙和刘国平为辐的叙事脉络，人物之间既独立，各自发展，又相互对比、呼应。至于剪辑方面的取舍， 因为我拍的相对来说较散，人物也众多，为了强化了故事性，就需要在人物发展和事件的内在逻辑上加强，囿于片长的控制，有些内容没有深入展开，做了舍掉情节和事件的丰富性选择，有好几场是一两小时的内容最后压缩到了一两分钟。
导筒：距离影片拍摄结束应该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目前村庄和你拍摄的人物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刘飞芳：今年7月份我回村里放了一次电影，趁老人们还健在，让老人们看看影像中的自己。刘三龙老人身体还不错，看的时候很认真，他说有些内容也忘记了，但是与拍摄时相比，状态不如从前了，还有一个老人因为去年冬天摔了一跤，精神面貌也差了很多。侯军礼出去打了一年多的临工，现在又回去放羊了，但我发现他的心思也不在羊身上了，至于刘国平，生活变化不大，还是影片中的状态。
导筒：对于你个人而言，村庄的没落，在镜头之外还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刘飞芳：于我个人而言，是对我父亲当初支持我考北电和对故乡的一种回馈，只能是梦里常在热炕头的美丽念想了，所有熟悉的东西都将会消失，而影片中所有的一切将是我对老家最美好的记忆了，我给我的老家做了一本纪念册。影片中也有我母亲的镜头，她2018年也是生了一场大病，现在跟镜头中的形象相比，也衰老了好几岁，拍摄的那一年也是我跟母亲相处最长的一年，母亲的音容笑貌永远驻格在影像当中了，我也远离了土地，但就是那片热土养育了我，无论村庄命运如何，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片热土，那是我的根。
导筒：影片里拍摄农村老人为自己提前购买白布寿衣寿被的场景，据你所知在你拍摄期间大概有多少老人离世？
刘飞芳：影片拍摄期间有一位老人去世，拍摄结束后，影片中又有三个老人在2018年去世了，都是买过白孝布的老人，有的又征兆，有的却没有，但是他们在同一年去世了。刘存旺在影片开始说今年是不计划种地的，是因为他老伴得了重病，需要他照顾，对于农村人来说，要么不生病，一生病必定是大病，因为农民的医疗保健没有跟上，对于他们来说，看病也很不方便，所以得个小病也没有人去医院看病。其实在影片中也细心去看的话有好几个他老伴的镜头，印象给我最深刻的镜头是两位老人在大雾中走着，最终会消失在浓雾中。这几位买白布的老人，表面上看不出身体的不佳，而且秋收的时候都还干着农活，但是生命就是这么无常多变。
导筒：影片内采用了大量传统民乐，配乐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刘飞芳：是的，配乐是阿鲲老师提供的版权音乐，阿鲲老师是一位平易近人、风格多样的资深音乐人，我们片子中的配乐是他过往创作的音乐经过了重新编辑完成的，不是原创但胜似原创，非常符合影片的内容，影片的音乐也是我非常重视的地方，对音乐的要求是需要有非常鲜明的地域色彩，独特的民族特点和性格，所以要以民族乐器为主要乐器，传统又不失现代。既有叙事音乐又有表现性音乐。阿鲲老师是我找到的第四个音乐人，也是机缘巧合就找到了他，可能是念念不忘必有回想吧，因为我理想的风格是红高粱那种，在阿鲲老师前，也就是第三个音乐人的音乐我已经创作完成，并完成了全部乐曲的录制，音乐做的也挺好的，但是总觉得缺一口气，在找到阿鲲老师后，我就放弃了已经花好几个月完成的音乐，重新找阿鲲老师做，当时阿鲲老师在做《流浪地球》的音乐，我也在赶进度，没有时间做原创了，在他的建议下选择了现成音乐的重新编辑。
阿鲲，原名陈鲲，先后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四川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影视音乐作曲、音乐制作人。代表作：《舌尖上的中国》《流浪地球》等。
当我收到音乐时，我说这就是我要的音乐。说到民乐，为了突出地域性，我专门找山西民间艺人做了三首山西河曲民歌，河曲民歌是流行于山西省河曲县的传统音乐，歌词委婉，曲调凄美，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词曲是德高望重的贾德义民间老艺术家和他的徒弟所作，贾老师当时也80多岁了，演唱的是保德县当地人称“民歌歌王”的杨仲青，去北京录制的时候他也是74岁的高龄，但他依然充满着活力和热情，令我很感动。最终影片中用了一首主题歌，一首插曲，可以说这两首歌是对乡土生活最好的诠释了。
导筒：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刘飞芳：对我来说，困难一直陪伴着，从前期到现在后期的发行，由于是第一次做院线电影，同时自己也是新人，前期搭团队，找资金是最大的困难，这应该也是许多新人的共同难题吧，没钱的时候凑合，有钱的时候要找对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冤枉钱，也可以说是交了学费了。所有的困难都有朋友们在背后的支持和帮助来解决的，不过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2016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一笔资助，为提升影片的品质提供了重要支持，但是经过三次后期的制作，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我爱人给我贷了两次款，第二次后期是20万，第三次后期是30万，才使影片顺利完成。现在又面临发行资金的困难，这个困难也在解决中，横店影视集团的横交所在帮我做发行融资，其实资金短缺是很多新老电影人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些困难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本着学电影时的初心去做，认真做电影，让观众认可，困难都会一步步解决的。总之有困难是很正常的，对于影片来说，让社会关注传统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最大的困难，如何克服，可能需要用影片中的一句话来说最合适-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导筒：你有看过类似拍摄故乡的其他纪录片推荐给观众吗？
刘飞芳：我看的故事片多，纪录片少，国内应该有不少拍摄关于故乡的片子，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少之又少，说实话不好推荐，但是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纪录片能够在影院公映，因为现在有很多精彩的纪录片。
导筒：之前这部作品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首映，当地的观众有怎样的反馈？
刘飞芳：影片是纪录片竞赛单元最长的一部，年龄阶层分布挺广，上有年老的，下有年轻的观众，中途退场的观众比较少，大部分都坚持看完了，在第三场的放映中，观众几乎都坚持看完了。我还参加了今年以色列海法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本来电影节只安排了一场放映，但是放映后为了满足观影需求又增加了一场，在问答环节中，其中有一个老人说，本以为他会看到后面会睡觉，但是到最后越看越精神，无论是捷克，还是以色列的观众，他们感兴趣的是人物本身和村庄的前途，我想用两幅图来回答捷克当地观众的反馈吧。
刘飞芳：对于未来的计划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有一个选题，但是还没有推进，因为这部电影可以说前前后后都是我一个在在推进，只有这部电影收回成本后，我才能放手去做下一个项目，因为我是一个保守的人，一件事做好才能安心做下一件事，未来想再做一部纪录片，然后开始故事片的创作。本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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