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传媒当幕后和邓丽君、马季、赵炎成为了好朋友...
1963年是每个新加坡人的“门槛年”，当年我才17岁，日子过得很不好，一家人都睡在地板、吃的是白饭。我们在简朴的生活中寻求快乐，在稀有事物中寻求满足，满满的亲情带来的温暖与舒适，抵御了恐惧与不安，一直到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带领囯家进入安稳、进步与繁荣。他推广的“居者有其屋”政策，让人民有了真正的居所。回望过去的种种不足，以史为鉴提高认识，道正古人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60年代——元亨利贞1
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新加坡电视台是因应大众需求而设的。1967年我考获电视导播鉴定试后，“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彭成发先生面试我时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道问题：“为什么不继续在新加坡大学深造？”我简单回答：“缺钱，申请不到政府的助学金。”第二道问题：“有什么广播经验？”我马上将读书时给报章杂志投稿的文章与影评呈上。就这样，彭先生说：“可以去电视台上班了。”
这是新加坡电视台启播四年后的事，从此开始了我33载公务员生涯。
然而，到RTS（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报到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被委派到广播电台中文部上班而不是电视台。
在电台中文部工作的三年很辛苦。新大教授帮我调到“部份时间”班继续我的学业，时间是周一至五傍晚六点至十点。星期六、星期天拍摄电视节目或负责管理“新电艺声团”。
满以为这样的安排很顺遂。但天不从人愿，中文部主任不但不愿意帮我，明知道我夜间上课，还故意排我夜间值班。尤有甚者，他还将我的“年终工作表现报告”评得一无是处。
在新大考完第一年升上第二年后，由于兼顾不了繁重的学业与工作，我只好放弃了学业。但我一向有先见之明，若要实现理想调往电视台，在电台上班时，我必须得开始“骑驴找马”。于是我千方百计广交电视台同事，皇天终于不负有心人，让我遇到了“伯乐”连当能，是他牵引我入行成为电视导播的。
台长也定下了1969年7月4日，星期五，晚上8点正为首播的档期。从接到指示到距离节目播出只有短短五天。我呢，也有幸参与其盛， 被我的师父连当能钦点为其节目助导。
五天的制作期是如何制定的呢？周一联络艺人，周二、三外景拍摄，周四厂景，周五剪接，一直到六点钟完成，然后8点播出。
新加坡电视台（文化部）台长徐藉光。
《花月良宵》大功告成之后，我们一伙儿人浩浩荡荡，分别开车到乌节路的“哥伦坡酒吧”庆功。由于当年极少家庭拥有电视机，除了联络所，这家酒吧是少数装有电视机的公开场所之一。张英杰、林汉良、陈满贵、我还有连当能在抵达后，已是七点四十分。对我们来说，节目首播是特别的日子，环顾四周许多酒客与吧女， 在节目播出时，都被《花月良宵》吸引住了。很明显的，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喜爱程度更多过于杯中物。
我们写下了历史，更奠定了本地制作的基础。但无可否认，我们的制作尚有瑕疵，假以时日必定能做得更好，对我们来说，首个本地制作的长寿电视综艺节目已悄然诞生。
1970年代——“禾秆盖珍珠”2：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李淑珍年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一生奉献于工作的典型公务员。”李淑珍女士是自1950年代“新加坡广播电台”（RTS）到1990年代初“新加坡广播局”（SBC）的灵魂人物。没有她，新加坡的广播及电视事业肯定会失去很多光彩，也没有今日的辉煌灿烂。自1978年她出任台长以来，广播电视台上上下下都对她尊敬有加， 也是她给了我一个机会，推荐我给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博士，借调囯防部创立武装部队文工团。
新加坡电视台华文节目制作组“元老”。
前排左起：李明芬、简玉书、郑国秋，
后排左起：林兴导、萧之沧、谢正直、杨毅、郭元宝。
那是1973年的农历除夕，李女士召我到她的办公室，晓以大义地对我说，我应该从国家的出发点看待被借调国防部的意义。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我跟随已故的电视台节目处处长Mr. Vernon Palmer 晋见了吴副总理。吴博士的威严令人不寒而栗，他不苟言笑、分秒必争。在会议上，他简略陈述了组织文工团的目的以及对文工团的期望。吴副总理日理万机，可他一有新的点子便会马上传召我去见他，吩附我去办，没有架子，毫不官僚。第三次见面时他开门见山就问： “文工团几时可以交 货。”我说：“快则三个月， 慢则六个月。”他不可置信地望了我片刻，欣然点了头。也难怪吴博士有这样的反应，他翘首以盼文工团的成立等得太久了。他说，国会议员长时间在文工团何时才能成立的质询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有机会参与创建国防部文工团， 荣幸之致。
有一回他对我说：“文工团除了要给服役人员慰劳之外，更重要的是争取前往总统府表演给外囯首长嘉宾观赏，同时希望李光耀总理也喜欢文工团的演出。”吴副总理的这一番话令人振奋，他喜欢携带方便的手风琴，以随时让士兵聚会时能伴奏演唱，既可激励士气又可消愁解闷。他讨厌电子吉他，也不喜欢打灯拍照。
创立囯防部文工团一切得从零开始。最头痛的是舞台的搭建，烦了我好一些日子，最终我想出解决方案：将6辆军用车（3 toners）的左右翼摊开，再将6辆车并排衔接起来后，稍微布置、装饰一下，一座美丽、实惠、简单的流动舞台就此建成。演出过后，“舞台”可马上拆除，干净利落。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这个活动舞台，真难以想象文工团得每个晚上拖着一台“拳击比赛”用的舞台，“移师” 全岛各个兵营劳军，累都累死人。
功成身退，与同袍告别。
历兵秣马了两个月，在时任人力局局长谢长福先生与高级政务次长潘峇厘先生的鼎力协助下，武装部队文工团终于诞生了。吴副总理看完预演后的第二天，马上指示我邀请广播电视台台长黄李淑贞女士到 Gillman Barracks 吃饭并观赏文工团的处女演出。对副总理的这种奖励方式，我受宠若惊。最令我难忘的是，当组织文工团的任务完成、呈上“总结报告”（Closing Report）给副总理，准备回电视台复职的时候，他语意深长地对我说，对创立文工团的理念，他一直念兹在兹，就是找不到适当的人选。
吴副总理希望我能多逗留一年，并将颁发给我一个奖牌与军装，“奖”我一个“校阶”的衔头。如此优渥的待遇，令人非常感动。加上副总理讲求效率、不计常规以及论功行赏的作风，这样的上司在职场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如若按照当年香港人的算法，金钱、地位，我都在30岁前拥有，应该算是成功的年轻人了。
可最终我还是带着极为矛盾的心情婉拒了副总理的“礼聘”，当时电视台恰好正要派人到“英国广播公司”（BBC）接受彩色电视制作的培训，我若回电视台， 马上被派出国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回想起当初狠下心肠，回来电视台，心中还是无限感慨。所幸的是，武装部队文工团的组织结构一开始就健全完善，至今在部队里仍然广受欢迎，表演依旧脍炙人口。
1980年代—— 发扬光大（发呀！)：郑东发年代
我囯在1970年代末就被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1980年代初还挤入“亚洲四小龙”之一。1980年2月1号，改制为“法定机构”的新加坡广播局（SBC）正式上路，出任副主席的，正是一位高大个子、头发开两边、总有一支钢笔斜插在上衣钮扣旁的郑东发先生。郑先生与喜欢穿传统旗袍的李淑贞女士同出一辙，表面上看是保守一族，可两位都接受过西方教育。
也在同一时候，好友冯仲汉被擢升调到戏剧组担任总监一职。我这位老朋友兼老同事在广播电视圈内的趣事可说是一箩筐。他生来就拥有一副磁性的嗓音，外表粗犷，长了一副诚恳的面孔（这是我经常有意无意间取笑他的话）。特别要说的是，他桌球打得可厉害，可以一棒将一桌的球打入洞。据他自己说的：打得这手好球，全拜英国殖民地政府所赐。当年他被停职留薪，白天没事干，便到桌球场练习，所以才练就了好身手。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上台后，将所有被殖民地政府罢免的公务员档案重新审阅回聘，老冯是其中之一。后来，老冯当上了李总理的华文老师。
我曾经跟老冯提出配音的利与弊。配音这点子是一剂马上见效的“毒药”，配音后的效果跟电影一样，短期内会很有成效，但长期下去会导致电视台的戏剧制作倒退30年。原因很简单，有了配音制度，演员再也不必背稿子，碰上难念或复杂的台词，只需由一念到十，其他的让配音员搞掂，久而久之，演员的语言退步了，演技差了，怎么会进步得了？当年资深电视人梁立人也看到了这点，他曾尝试了一部同步录音的古装戏《大侠吴三奇》，但效果差强人意。
1980年代，我在综艺组，郑东发先生给了我很多机会，几乎所有大型或户外中文节目、赞助商节目，以及星期六、日的黄金档皆由我负责。我每次呈上给节目审批组批阅的建议书，都是无一不批准通过。除了戏剧组表现优异，综艺组在1980年代也不遑多让，先后由我与老友兼上司李志中负责的《缤纷83》、由屠用雄负责的《三开时间》，以及由我监制编导、在港湾大舞台直播的广播局首届 《才华横溢出新秀》。
在1980年代有一档节目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笑一笑 少一少》的相声节目。 1980 年代尾，我与老友傅春安先生，花费了不少唇舌，好不容易说服了中国相声 国宝：马季与赵炎，到广播局录制13个相声节目。
认识春安兄是在1960年代通过连当能介绍的。傅春安多才多艺，乐善好施，他也曾是我早期制作的文艺节目《艺苑春秋》节目的主持人。同时在1970年代，他参加了“本地作曲家”节目，写了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串串回忆》。另外他也为姚苏蓉写了《你的电话又来到》，还有其他作品不胜枚举。当我们提起这一本特刊的出版时，他二话不说，共襄义举，一再体现其慈善家本色。
马季、赵炎这对活宝，说起来惭傀，当年由于经费紧缩，再加上赞助商也不大懂“相声”，所以只好根据电视台的“国际艺人演出费”的菲薄价码委屈了两位表演艺术家。节目播出后，《笑一笑 少一少》的收视率竟然超过百万！
与工作人员合照。（左起）马季、傅春安、郭元宝、周如珠、李志中、黄居奎和赵炎。
另外一位必须提及的老朋友是：一代巨星邓丽君。
邓丽君是我打从她出道，演出《谢谢总经理》时便认识的老朋友。那时候她带了妈妈趁着来新登台，上了我节目。节目后， 她开着我的小车，和邓妈妈一起游车河。有一段时间，邓小姐跟广播局出现了一些误会，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消失在广播局的所有节目中，直到我在1982年底，帮她拍摄了《淡淡幽情》专輯里的三首歌曲，穿插在我的节目中播出，以示观众：电视台与她已经“冰释前嫌”。
作者与邓丽君交情匪浅，1982年她专程从海外前来新加坡祝贺作者犬子弥月之喜。
1990年代——“金相玉质、百世无匹”3 的李金富年代
真是无巧不成书，掌管新传媒的总经理李金富先生也对复古有所研究。李金富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看似“一介书生”，很懂得人情世故。作为“总统奖学金”得主，又是刚卸下总理首席私人秘书的他，在“问与答”的聚会上，他请来了调研公司，就广播局即将更换“公司名称”以及将广播局私营化以后的市场定位进行深入剖析及阐述。
李先生的任内也成立了代表团访问中国。行文至此，我必须感谢我的上司龍美莲女士，是她给我这个机会能与代表团一齐访问中国。不止如此，她在广播局时代就推荐公司颁发了我“长期服务勋章”。
到中国进行官方访问，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犹记得1950年代初，两位叔叔经常带着我躲在床底下，偷偷扭开“自制收音机”，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这一幕幕犹历历在目。当年我曾立下志愿，有朝一日必定要到中国大陆拜访那些大人物， 握个手也行。如今儿时心愿已了，真不枉此生，再次向龍女士献上诚挚谢意。
访问团回国后，李金富先生交待过我得继续跟进与中国“中央电视台” 的春节晚会作“现场联播”的合作事宜，同时嘱咐我深入探索广播局欲以“卫星转播的形式”落地大陆的可行性。“联播”一事难度不大，但落地大陆播映节目就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层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接见新视代表团。
前排左四起：新视总经理李金富先生、李瑞环先生及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郑东发先生。
另一方面，当时“中央电视台”也正为扩大频道数量的大计运筹帷幄，而在洽谈对口的形式细节，中方讲究的是谈判“对等”的技术格局，以我这个小职员，还真放不到谈判桌上。尽管打通了好多管道，拜托了好几个副部长，仍然毫无建树，只好据实汇报管理层。令人沮丧的是，在大陆抢滩“卫星频道”的播映权落入了“香港凤凰卫视”， 或许是地缘上香港属于中国特区，也应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
李金富先生有两件事让我难忘。一是将中英文的戏剧节目推向另一高峰，并调整了艺人薪金，令艺人的身价提高，心无旁骛的专心演出。二是他对下属的亲民政策，融洽了各个部门的主管一起共事的氛围，同心协力将广播事业推向另一高峰。我曾听过一个朋友说，在李金富任总经理的时期，任职广播局主席的张松光博士，曾经向朋友吐苦水道：“广播局里尽是一群斗士。”令人不禁莞尔。的确，在广播局做事，不是靠“嘴巴”就是靠“文笔”。在这方面，“辩论”甚至是“狡辩”就成了他们的专长。自从李金富先生上任后，这种好斗的现象便收敛了许多。
2000年代：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千禧年是全球走向信息革命的新世纪，电视节目全球化也俨然成了新常态。
功成身退，骊歌声中。
我是在2000年中离休。离开新传媒，我的生活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反老感到时间不够用。2020 年的疫情肆虐了整年，越发感到天地之间正在重现一条直线，让贫富之间重回起点，再次冲锋，重新抢滩！果真如此，我能否老骥伏枥，准备再次冲刺？我这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吗？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说：我“能”！
注解
郭元宝
作者简介：
郭元宝是加利谷山上的先驱导播，他在广播电视机构服务了33年，从助导一直到高级监制。70年代，他曾协助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成立武装部队文工团。这几十年里，他为新加坡广播局培养了不少年轻的编导。
《回望加利谷山》是第一本详细记录新加坡广播电视发展史的重要中文书籍，是50多位曾在加利谷山新传媒（MediaCorp）中文节目组的台前幕后人员撰写的集体记忆，图文并茂地讲述了80年来发生在加利谷山（Caldecott Hill）的重大事件和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50个篇章分为八辑：统帅、先驱、广播、新闻与时事、综艺节目、华语戏剧、幕后大军、熠熠星光，时间跨度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一直到2016年新传媒搬迁到纬壹科技城。真实地记录了一批热爱广播电视事业的台前幕后人员，如何在摸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从零开始不断追求卓越；如何为观众制作更好更精彩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KS丨编辑
Cherry丨编审
回望加利谷山丨来源
郭元宝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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