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远举
◎来源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已获授权
很多刚刚开始做电动工具外贸的人，不理解欧美国家人口少，但电动工具的市场却很大。美国人动手能力非常强，似乎什么都会做，电线短路了，水管漏水了，自己翻出工具立刻就修复了。他们还能自己修整花园里面的花花草草。很多美国人的房子是木头做的，他们也懂干木工活，还会刷油漆。电器坏了、汽车坏了，只要问题不太大，他们也会自己修理。既然要自己做，那么自然需要工具。许多美国人的车库或者院子里摆放杂物的小屋子里面，就放满了各种工具，电钻、电锯、喷水枪、扳手、螺丝刀等等，方便他们维修汽车、家电、家具，修整庭院里的花草树木、维修泳池。所以，很多美国人的车库里的工具堆得满满的，跟小型车间一样。当大多数家庭都需要电动工具的时候，需求量自然就大了。首先，美国工业化历史很长，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一百年前，只有1.22亿人口的美国，汽车销量就突破了500万辆。此外，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教育重视动手能力，从小就开始培养动手能力，学校会有类似手工课之类的课程，家庭作业很多都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制作国际象棋棋盘、棒球棍等等。
但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很强，不单单是因为喜欢手工，他们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美国的人工费贵。找个水电工，修理一下水电，一个小时就能花掉一两百块美金。修车也很贵，随便动一下就花掉两三百美金。有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吐槽，一辆三系宝马，出门不小心碰了一下，撞坏了保险杠和一个大灯，维修要4000多美元，其中人工占比部分很大。而在国内同级别的车型，连工带料，维修费1万多就可以完全处理好。所以，如果一个美国人懂得干水电工的活，懂得维修汽车、家具，那就可以省很多钱。人力成本高昂等因素，让欧美人对于居家改造、房屋修缮、家具维修、简单安装等方面，通常的对策都是“能自己动手做就尽量不找工人”，由此催生出大量DIY需求，带动相关工具类目的增长。
经济因素对社会文化会产生影响，所以，美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手工劳动充满热情的传统。传统的美国人认为，手工作品能作为对上帝的荣耀传承下去。比如，一位公司CEO亲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会很自豪地记载在自己的传记中，以显示自己是多棒的美国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推高了风靡已久的欧美家装DIY大潮，疫情使人们减少外出，当人们有大把的时间待在家里，对着这毫无变化的房子也忍不住捣鼓捣鼓，给家翻翻新、添添生机，以此排解这苦闷的居家生活。美国家居品牌家得宝业务销售额的45%来自于专业人士，例如管道工、电工和承包商，其余则都是DIY客户。美国Lowe’s近1970家家居装修和五金店，过去20%～25%的销售额来自专业人士，但疫情发生后，开始更多地依赖DIY客户。但中国则不同，中国传统中，有一个不好的理念，就是认为干体力活是底层、基层的事儿。这个体力活自然包括各种维修工种，修水管、修电器、清洁油烟机等等。在现在的大城市，做这些工作的都是外地人，本地年轻人是不会去做这种工作的。本地家庭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请外地人来做。网上有人说，自家卧室的吸顶灯坏了，看网络平台上的维修标价30元，还特地打电话确认了，对方说30元能修就修。然后师傅上门，说主板坏了，只能更换，维修费、上门检测费、后期保修费，一共180元。师傅也不强买强卖，不同意这个价格的话，可以把换上去的灯拆下来，恢复成原样。最后当然是交钱了事。后来他上淘宝一看，一模一样的灯芯主板38元，全新的灯也才188。最后，这位网友感叹，大城市服务业赚钱啊！其实，他就是买来新灯，自己也不会装，也要再花100多元请人安装。
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迈入1万美元大关，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鲍莫尔病”。美国的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具有创新、规模效应的，技术进步影响大的，人均产出增加快的，生产率增长快的“进步部门”，一般指制造业。另一个是创新少，技术影响弱，缺乏规模效应，生产率增加慢的“停滞部门”，一般指服务业，包括教育、市政服务、表演艺术、餐饮、娱乐休闲等。随着经济发展，工资增加，停滞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升，其单位产品成本就会不断上升。而且，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没有价格弹性，甚至很多时候，需求弹性大于1，经济发展了，需求就会更多。那么，就会有劳动力不断流入停滞部门。比如，做一顿容纳100人的晚宴，100年前需要10个厨师，如今也还是10个厨师。但与此同时，这100年间，汽车生产行业，则从手工生产飞跃到了全自动生产线，以前需要90个人，现在只需要20个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增加，人们对外出吃饭、按摩、看表演的需求增加了。那么，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汽车制造行业，流向厨师、按摩这些低生产率的行业。这个现象有其弊端的一面。从国家层面看，就是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减缓，所以，才被称为“鲍莫尔病”。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下降。但与此同时，“鲍莫尔病”，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细分岗位，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岗位，这往往意味着就业范围的扩大，技能不那么高的人也能找到工作。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人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脑。这就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造就了庞大的、橄榄状的中产阶层。很多年前，我们觉得美国人的收入高，一个水管工就能养活一家人，那正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如今，中国部分地区也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中国维修、装修类岗位的工资也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事情，得自己动手了。中国的电动工具增长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电动工具市场规模为252.4亿美元，该市场预计将从2021年的255.2亿美元增长到2028年的330.5亿美元，2021～2028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8%。中国的增长率比这个高很多。2021年，中国电动工具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569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工业用电动工具销售收入达到940亿元，同比增长9.4%；家用电动工具销售收入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10%。由此不难发现，中国中产越来越多地开始自己动手了。中产当然不应该去做瓦工、维修工，因为这个工作没有成长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中不该自己多动手。在一线城市的一个中产白领，工资在1～3万之间，每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工作22天，时薪大致为45～136元。上门开锁、上门清洗油烟机、上门修水管的工人的时薪远高于45元，有些甚至高于136元。当然，如果是要等生意上门，每天不可能全天都在工作。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一个中产请师傅上门，他得付出比师傅更多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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