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君和亮亮：最后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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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打是吧，你是不是还打?”

前段时间，丽君和亮亮夫妇再次上了热搜。他们去融创讨要一笔2万多元的购房返佣，被售楼处五六个壮汉围殴。

坚硬的拳头击中亮亮的头部和胸口，花了4000多元医药费。身体伤害之外，他的手机遭抢，车胎被人扎了。

就像大多数闹剧，混乱过后，只剩因果，没有结果。

这事最终不知如何了结的，夫妻俩只说已“妥善解决”，但并没交待太多。

最新的消息是他们突然宣布，要离开郑州回老家定居。按丽君的说法：

“以前一个人跟着你（亮亮）啥也不怕，现在有了童童（女儿），我就想过点安心的日子”。

可就在不久前，亮亮妈妈才刚带来家里自产的食物。所以这次离开，多半有外力作用，但具体什么情况，外界就不清楚了。

丽君和亮亮，大概是全网最有名的“烂尾楼夫妇”了。

他们是奋斗在郑州的90后，相识于大学，均出身农村，吃苦耐劳、勤恳本分。

2021年11月6日，两人凑够45万首付，贷款102万，每月房贷6293元，咬牙买下一套98平的融创的房子。

自此，贫贱夫妻的搬砖梦，终于安装上了房奴这款昂贵的马达。

买房后，几乎每周末，夫妻俩都会骑电动车去工地看看新房建造进度。那时候网友说，夫妻俩的眼睛里充满了光彩。

然而就像刚刚放进烤箱的火鸡，并不知晓高温正在快速的逼近。

8个月后，融创暴雷，楼盘停建了。

根据2022年5月发布的一份公告，截至当年4月，融创有4笔优先票据利息逾期未付，当月应付利息总计 1.05 亿美元。

这份公告，被视为“官宣暴雷”。

而恰在当时，丽君怀着的孩子即将诞生，经济环境恶化，她又被公司降薪。两人收入原本加起来9000多元，缴完房贷和1500元的房租，本就所剩无几，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丽君眼睛里的光彩，肉眼可见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黯淡、焦虑和无奈。

因为降工资，她躲在办公室哭，痛骂自己没用，拖累了老公。

丈夫亮亮的压力，也像一张拉满的弓，绷到了极限。唯一庆幸的，是小夫妻俩从来没有因此相互埋怨，都把苦水往肚子咽。

丽君说，“我经常半夜醒过来，可醒来后，发现他也没睡，还在看手机”。

他们的遭遇，通过短视频，被无数网友知晓。但是，融创的房子能按时交房吗？这对小夫妻，还能冲破时代的风浪，过上平静而安稳的生活吗？至今，没人能给他们确切的答案。

夫妻俩的命运，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掌控，无数的看客们也仅仅是看客。

从夫妻俩最近挨打、出走郑州来看，未来似乎又多了一层猜不透摸不着的天幕。

或许终究就像那歌里唱的：“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可是你的未来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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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遇上烂尾楼，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鲜见。

根据易居所《2023年全国烂尾楼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上半年，一二线城市的烂尾率约为5%，而三四线城市则约为4%。全国范围内，楼盘烂尾率约为3.85%。全国的烂尾楼面积总计约2.31亿平米，而如果按照每套房子100平方米计算，也就是有231万套烂尾楼。

而这背后，多是像丽君和亮亮夫妇这样的小家庭。

碰上烂尾楼，对于购房者来说，是不断膨胀的生活压力，以及人生希望的迅速磨灭。

可对公众而言，烂尾楼是物质的损害和浪费，也是对契约规则的漠视践踏，更是对这个社会原本最努力最顺从最乐观的奋斗者的嘲讽和侮辱，是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类社会基石性信仰的动摇。

最近几年，香港TVB于1999年播出的电视剧《创世纪》，在内地重新火起来。

这部剧中，原本老实、勤奋、一向遵纪守法，后来黑化的许文彪，抓着发小叶荣添衣服的怒吼，成了许多楼房预售制下房奴们的“嘴替”：

“我尝试安分守己，拼命干活！挣那么一点点钱！但是外面那些人，只是拿一点点钱出来，花一点点时间，把房价炒高不断地赚大钱！这叫作公平吗？……为什么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供一间房子呢？因为是那些有钱人在耍他们。”

楼房预售制，缘起于香港，也叫卖楼花。

1980年，位处深圳罗湖的东湖丽苑，成为内地最早的商品房，第一次采用预售制，200多套房子还在图纸上，就被香港人抢购一空。

当时一套房子约10万港元左右，比香港房价便宜得不止一点点。那会香港人月工资中位数大概3000美元左右，一名普通警察月薪可达2-3万港元。所以普通香港人干半年，就能在深圳买套房。

但颇为讽刺，从预售制引入内地之初，它就催生出令人瞠目的高房价。

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蜂拥至深圳投资楼市，深圳房价迅速升温，普通住宅房价冲到5000元/m²，罗湖百仕达花园、福田中银大厦逼近1万/m²，而人民南的汇展阁（酒店式公寓）更被炒至2万/m²。

而当时，内地人的月均工资只有66.91元，连这场炒楼游戏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楼花的本质，对地方政府而言，是预征税负，对开发商来说，是提前套现，而对炒房客来说，则是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但对普通的刚需族而言，则多是可悲的“接盘侠”结局。

所谓博傻游戏，也叫最大笨蛋理论、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

1919年8月，凯恩斯为了能专心做学术，免受金钱困扰，借了几千英镑做远期外汇投机，仅仅4个月，就净赚1万多英镑，相当于他讲课10年的收入。

之后，他彻底迷上了投机，炒股炒汇炒期货，什么赚钱炒什么，到1937年“金盆洗手”时，他已实现“人死了，钱没花了”的自由（1946年死亡）。

这段刺激的投机生涯，不仅充盈了凯恩斯的荷包，也刺激了他的大脑袋，让他造出了“博傻”这个词，其大意是投机从来投的不是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是赌有下一个笨蛋接盘。

所以这个世界，傻不可怕，怕的是做最后一个傻子。

博傻游戏，残酷的地方，还不在于赤裸裸地揭示了人类投机生意的本质，而在于它像一只不断游走的贪吃蛇，让所有人，哪怕是像凯恩斯这样的象牙塔学者，也不得不有意无意地卷入其中。

1720年，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在全民癫狂的投机游戏中，也参与了一场英国股票投机，不幸成了“最后一个傻子”，家财散尽、近乎破产，他因此感叹：

“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但人性的疯狂实在难以估测。”

以丽君和亮亮为例，这对小夫妻并无任何投机想法，甚至毫无投资概念，买楼只是为了满足居住刚需，仅仅是为了能在打工赚钱的大都市找一方立足之地。

他们根本不愿意，甚至就从未想过，卷入所谓的博傻游戏。可他们，最终还是做了这场残酷游戏的“最后一个傻子”——在房价最高点时入手了新房。

他们买房的2021年，狂飙突进的中国房地产，实际已颓势尽显。

在他们买房的前一年，即2020年，国家公布了房企“三道红线”和各项房地产融资政策，一场化债、去杠杆、去风险的运动正轰轰烈烈拉开序幕。当年有近500家大大小小的房企倒闭。

根据Wind数据，2020年房地产债券违约总金额高达281.7亿元，同比暴涨533%，违约主体大多是中型房企。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各地出现房价暴跌、腰斩的消息。

总之，那是一个房价从最高位往下坠落的动荡期，大的趋势非常明显，房子已经失去了投资价值。

此时出手的炒房客，以及购房的刚需族，大概率成为“最后一个傻子”。

比较讽刺的是，2021年，融创由于高速增长的销售额，依然在大举入手土地，让人感觉其经营状况依然坚挺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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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君和亮亮夫妻，正被融创的销售围殴之际，最新一期的胡润财富排行榜新鲜出炉，融创掌舵人孙宏斌，又一次登上富豪榜，他的财富相对去年缩水了38%，但依然以120亿元，位列第492位。

身处财富之巅的孙宏斌，不知道会不会有兴趣，去了解下那些买了融创烂尾楼的普通家庭的命运？

孙宏斌也是底层出身，1963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临猗县的贫困山村，家里的长子。但他很少聊自己的出身，自从十三四岁独立出来谋生后，几乎就没回过老家山西，他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山西商人”。

自事业成功后，他把家安在了美国长岛，他本人的国籍也是美国，他习惯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等英文报刊、各类英文原著。

他公司在中国，但媒体说他每年有半年都待在美国长岛的家中，即使在国内，也几乎天天住酒店，他的儿子毕业于波士顿学院，中学时曾经跟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格拉索的儿子一个学校，现在担任融创文化集团总裁、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

2004年，有记者问他“中国加息和媒体总统大选，你更关注哪一个？”他回答：“当然是总统大选，我是共和党的注册选民。”

刚年满15岁，孙宏斌就考上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来又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获工学硕士学位。

读完清华研究生，孙宏斌先在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了几年，发现更喜欢“看不到头”的生活。于是1988年，他应聘去了已经改制、没有编制、市场化的联想，并很快成为联想企业部主管，负责筹建、管理联想北京以外的分公司。

短短两年，年仅二十五六的孙宏斌，就已经成为呼风唤雨的“大红人”，为联想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2400万。

直到1990年，他被柳传志亲手送进监狱。

自1994年坐完牢出来后，他就没再打过工，后半辈子都是老板，而且是大老板。从成立房地产中介公司顺驰开始，后来被迫便宜卖掉这家公司，又把精力放在融创地产，一直到今天。

所以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对像丽君和亮亮这样的底层夫妻，产生任何了解的兴趣，更别说共情了。

事实上，在各类媒体报道中，他总是胸口抱拳、登着大眼睛，并说着各种让人觉得他特别厉害、特别能的话。

大多数时候，他只对追逐高税收、政绩的地方官员负责，只对借给他钱的投资公司、银行负责，只与能和他聊数十亿、几百亿的同行、老板称兄道弟。

他对普通的中国人、普通的消费者，甚至他自己的房产长啥样，都可能是无知而漠然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中国过去三十年间最知名最成功的地产商人之一，是媒体的宠儿，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是各类财经论坛的成功人士，是富豪榜的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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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6年，王石曾说过：

“顺驰与万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种黑马其实是一种破坏行业竞争规则的害群之马！”

在顺驰暴雷之前，很多媒体，把王石对孙宏斌和他领导的顺驰的评价，当做是对后来者居上的行业挑战者的嫉妒、不服或攻击之言。

多年以来，孙宏斌的“商业模式”，一直被认为是“现金-土地-现金”，或者更直接点是“现金-现金”。

总之，他的商业模式，跟产品跟房子无关，而仅仅是金钱游戏，或者说，产品本身只是他财务倒腾的工具。

我们都知道，做地产，跟做鞋子、汽车或任何产品，本质是一样的，前期投入资金，中间开工做好产品，然后再卖给消费者。

然而，地产业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因为它从地方政府手里拿地（前期投入），消费者又一般通过银行按揭贷款的形式购房（后期回款），而且买的还是预售房，所以就有了非常强的金融属性。

正因为如此，这个行业也就存在勾兑、空手套白狼、制造庞氏骗局的空隙。

孙宏斌这人非常坦诚，曾经公开表示，非常喜欢戴尔电脑的商业模式，所以他也被人成为“地产戴尔”，所谓戴尔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投入资金也能行，甚至负投入都行。

具体怎么操作呢？有兴趣的同学，不妨一起来了解下。

用“天价”从地方政府手里买地，是这个金钱游戏的第一步。

很多人不理解这点，因为“天价”对购买土地的公司而言，是要付出比竞争对手更高的成本，按理说，应该不利于土地购买方，这怎么会成为第一步呢？可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实“天价”买地，是有多重好处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能向政府争取到更为有利的付款方式。

对孙宏斌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地价，而是付款方式。

比如，别人出1亿买地，一次性付款，但顺驰说出2亿买地，只不过要求分3年三次付款，所以如果地方政府对卖地资金催收不着急，那卖2亿分三次收款显然更划算。但对顺驰来说，这就相当于争取了更多时间回笼资金。

另外，天价买地本身也是一次炒作，什么“世纪地王”的说辞，能有效地提升所购买土地的价值，毕竟市场总是相信“贵有贵的道理”。

比如2004年1月6日，孙宏斌以208万一亩的“天价”竞购了一块苏州的地，外界都说他疯了，但经他这么一抬价，这块地在当年4月21日拍卖时均价竟然涨到了375万一亩。

“天价”购地后，第二个策略，就是快。

国家有明文规定，开发商必须付清所有土地出让金，才能获得土地证，在工程进展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办理房屋预售证。

但通过“天价”买地这么一闹腾，地方往往都会做出让步，所以顺驰一般一年之内只会支付5-30%的地价，且能办齐所有手续，用3到8个月就可以开盘销售。

对比万科，做一个项目，从前期市场调研、策划、设计，往往需要花费2年多时间才能开盘。

实际上，在地产商不断炒作、地产热滚烫的那几年，房子还在纸上时就可以顺利卖掉。

所以开发商能迅速回笼资金，然后再快速地投入到下一个项目。

以北京领海项目为例，开盘时间为6个月零10天，苏州地块是7个月零20天，但这些项目的款项，顺驰却要3年才能全部付清。

这也是顺驰，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的秘密，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第三个策略，是利用规模优势，尽量消减前期投入。

比如，“天价”买入大量土地后，不仅争取到更多拖延还款的时间，实际也能快速扩张，拥有规模优势，这样，面对施工、设计、策划、广告和材料等单位时，也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比如，工程单位为争取顺驰的项目，一般要先垫出50%以上的款项，整个完工后，也未必能拿到50%的款项。有些施工单位，做下一个项目时，才能结算到上一个项目的款项。

原因就在于，顺驰通过快速拿地，短时间内拥有了令对手惧怕的规模优势，施工单位做的不是一个项目，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让步，争取到更多的项目。

至于其他诸如媒体炒作，依傍名企、著名境内外投资机构，从而获得更多贷款之类的策略，那都是小意思了。

总之这一整套策略打下来，还真就能实现了零投入、乃至负投入的“地产戴尔”模式。

当然，这个金钱游戏能这么玩起来，而且玩到行业头部，归结为孙宏斌个人的诡诈、贪婪，当然是不公平的，也过于轻巧，或许更宽厚点的说法，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

实际上，从90年代至今，地产界又何止一个孙宏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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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在重庆的一次地产大佬聚会中，孙宏斌公开叫板王石，宣称顺驰要超过万科，做中国地产No.1。

在2003年，销售额预计40亿的情况下，孙提出2004年销售额要过100亿。话音刚落，王石就给他泼了冷水：“睁着眼说瞎话，这是吹牛。”

这次叫板后，顺驰分别在当年9月、12月、来年1月，不惜以“地王”价格拿下石家庄、北京和苏州等地多块地，俘获“地产骇客”名号。

以2003年9月拿下的北京大兴黄村项目为例，顺驰以9.05亿元天价拿下，超过起低价2倍，超过对手2亿。

仅仅一年多时间，公司储备的土地就达到了1200万平方米，员工膨胀到8000人。

2003年，万科与顺驰，为争夺苏州金鸡湖东地块发生遭遇战。

万科为此准备了一年多，志在必得，规划方案经过多轮修改。但最终，顺驰却以惊人的27.3亿摘走了这块土地。

据说，万科的人为此抱头痛哭。

或许，他们也想不通，为什么认认真真做事的人，会输给一个玩财务游戏的“疯子”？

2004年，顺驰销售额127亿，超过77亿的万科，孙宏斌成功兑现了当初吹的牛逼。而2002年，顺驰的销售额才14亿。

他个人声望达至巅峰。媒体追捧他，说他生动地阐述了什么叫“偏执狂才能生存”。

但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多年后，顺驰的这套打法，作为一个失败案例，被吴晓波写入了他的《大败局》。

孙宏斌这套所谓的“商业模式”，有一个致命缺陷，抗风险能力非常差。

这就像高速飞行的飞机，前方没有障碍还行，可但凡有一只小鸟飞过，就可能机毁人亡。

首先，这套打法，可以让公司快速扩张，但净利润太低。

2003年-2004年，顺驰的净利润，只有3-4%，而万科一直高于15%，富力和中海高于30%。

其次，由于扩张太快，房子建造质量、团队招聘管理，都出现严重问题，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

一位离职的顺驰员工曾回忆，越到后期，腐败现象越严重，一个高速公路上的大型广告牌，提出广告投放成本为30万元，但顺驰却可能要花60万。

再有，迅速扩张的同时，欠债也在迅速膨胀。

截至2003年年底，顺驰预交地价70亿元，进入2004年第一季度，预付资金规模超过了100亿。资金缺口，长期维持在30亿元以上，基本是“十个瓶口，四五个盖子”状态。

当然，这一切的问题，只要房子能快速卖出去，就不会轻易暴露。

可偏偏在2005年，“国八条”、“七部委文件”出台。一路狂飙的顺驰，突然慢了下来，原本预估的2005年200亿销售额的计划没有出现，反而从2004年的100亿下降到了80亿。

速度是顺驰模式的生命线，所以一旦房子销售出现了问题，哪怕问题不大，也会起到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反应。

结果就是，顺驰的资金链很快出现了裂缝，而且难以弥补。

最终2007年，孙宏斌无奈地将公司低价卖给了路劲基建，正式宣告顺驰模式的失败。

一度被顺驰逼到墙角的王石说道：

“如果把握好节奏，顺驰能够成为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但两年过去了，它却要为盲目扩张造就的奇迹付出代价。”

但颇为讽刺的是，房地产业，从来就是一个渣男，今天阴天，转眼就可能晴天。

随着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为了刺激经济，宏观调控又突然放松，地价很快再次飞涨。

以2003年顺驰出资9.05亿拍下的北京大兴黄庄村600亩地块为例，当时招来一阵惊呼，被称为“世纪第一拍”，但2007年9月，即顺驰贱卖一个月后，相同区域的一块地，350亩卖了12亿，由金融街开发公司拍得。2009年，绿地从这拍得240亩，总价更是超过30亿。

孙宏斌后来说，“那时候硬挺一下也能过去”。

这也意味着，在新的政策刺激下，孙宏斌那套打法，又能行得通了。

所以后来包括孙宏斌本人掌控的融创，以及恒大、华夏幸福、碧桂园等等名企，都一个个继续在顺驰曾经走过的路子上狂奔：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

这种模式，为什么会吸引一个又一个的房地产玩家？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实际上，我们的土地财政、住房预售制，乃至各种非刚需的炒楼投机者，都可以说是这个游戏的“帮凶”，所以这套玩法一旦雪崩，没有一片雪花有资格说自己无辜。

冯仑曾在他的著作《野蛮生长》中，对此做过解释。他认为：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投资者，最初根本没有自有资本，于是他们就只能借高利贷来投资，而一旦借了高利贷，就必须让资本产生暴利，才能还本还利息，加上男人的冒险心理、环境的不确定，这就促使投资者铤而走险、越赌越大。

像孙宏斌、许家印这种人，本身没什么家底，他们想要参与房地产这场资本的饕餮盛宴，那就只能出奇招，可奇招一般也是歪招，从“天价”抢地开始，实际就相当于按下了“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这台云霄飞车的按钮，想停下来是很难的。

孙宏斌这套打法，也是特别挤竞争对手的，一旦他使用这套打发，其他公司如果不跟进，就会被挤死。所以孙宏斌最大问题，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会像孙猴子一样变幻出无数个他，直到整个地产行业孙宏斌化。

王石说他是行业的“害群之马”，核心原因在这。

直到2018年开启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让整个地产行业慢了下来，而口罩之后，随着经济低迷的延续，出生人口骤降，城市化速度放慢，就算宏观调控放松、刺激，似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如此，那些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顺驰型公司，才一个个倒闭、暴雷，同时催生出大量的烂尾楼。

整个地产业这场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因此也就到了出现“最后一个傻瓜”的明斯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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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最新的消息，是孙宏斌被媒体捧成了“化债模范生”。

根据公开的报道，融创通过发行新票据、债券及债换股等方式，相继完成了160亿元境内债务重组、102.25亿美元境外债务重组，为融创赢得了2-3年无刚性偿债压力的时间。

据说孙宏斌化债态度非常积极，不仅拿出自有的4.5美元资金，无息贷给公司，甚至在可能稀释个人股权占比的情况下，以平等条件，带头将借款转为强制可转债，与债权人同舟共济。

其实孙宏斌个人态度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今天的融创早已不是当年的顺驰，它拥有了1.38万亿元的未售土储货值，而且7成位于一二线城市。

这就决定了融创的化债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融创虽然也号称暴雷，但情况终究要比恒大要好一点。

——说起来这或许还要归功于2007年的那场大败局，当年顺驰卖掉后，孙宏斌就给融创定下了一条新的发展战略：“聚焦中心城市，走高端精品开发路线。”

在房地产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房价地价，会逐步收缩、集中到一二线城市，所以那些拿了大量非核心城市、县域地块的地产公司，会比融创更加难受。

从这点来看，孙宏斌还是值得称道的。他这人，虽然张狂，却也有知错就改的性格。

当然，除了融创自身雄厚的基础外，自2022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在“保交付、稳民生”的前提下，对各大房企提供资金和金融支持，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资金方面，央行配合推出两批共35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设立20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引导商业银行积极提供配套融资，有力推动各地项目复工建设。

得益于此，融创获得190亿元保交楼纾困基金。2022年，融创完成超18万户住宅交付，今年前10月交付20.5万户，年底前要保证全年30万套保交楼。

另外，天津政府也为融创成立了专班，指导纾困化险。化债阶段，融创获批发行新票，重新上市，获得当前地产行业最大的57亿美元的发行额度。

某种程度上，我们说今天的融创与当年顺驰不同，核心不同就在于，它的规模，已经大到从政府到购房者，乃至公众，都不希望看他倒下的程度，都和它同舟共济了。

这听起来有些讽刺，但就算被融创坑苦了的丽君和亮亮，也不希望融创倒下，而是在被它伤害的同时，还要对着这家房企喊：加油啊，融创。

对丽君和亮亮而言，最好的消息是他们买的房子，在政府、业主、金融机构，当然还有融创自身努力下，从今年年初开始复工，并于今年7月封顶了，接下来，就看2024年能否如期交付、顺利住进去了。

目前，融创虽然摊子很大，大到所有人都希望它活下去，但说实话，所谓化债、展期，不是真正的还债，只不过债权人赌融创的未来，同意延期追讨。

所以融创能否活下来，最终还要看后续的楼房销售，能否消解它据说7000亿的总负债。

可是，随着尤其是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化速度下降，房地产行业发展前景并不明朗。截至10月底，今年融创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757.8亿元，同比减少了50%。

所以融创虽然为应对眼前的债务，争取到了更为宽松的还债时间，但未来融创能否熬过漫长的冬夜，属实难料。

如果地产业持续低迷，融创成为“顺驰第二”，也不是没有可能。

很多经济学者、记者，很喜欢把孙宏斌当年顺驰的败局，以及融创今天的困境，都归结为孙的贪快贪多的性格，或者没有敬畏、不怕死的个性。

但这种归因实在过于粗糙了。

多年前，顺驰贱卖后，有记者问孙宏斌，你对什么还有敬畏感吗？

他回答：“我觉得就是基本规律，最常识的东西。”

这话说得没毛病，不尊重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枉顾房产居住属性这样的基本常识，或就是今天中国地产业陷入泥潭的根源。

就像厨子不看菜谱，做企业的不聚焦产品，都是违背常识的事。

可缺乏社会责任，对产品以及消费者陌生到近乎漠然，眼里只有金钱赌博游戏的人，却偏偏被推上业界大佬、名人富豪榜，被塑造成商业之神，与此相对，那些组成社会基石的底层奋斗者，却被一次次驱逐和欺辱，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最讽刺、最荒诞又最真实的时代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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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君，是个苦命孩子，她父母为了要男孩，一共生了四个娃，她是老二，长到7岁，还是黑户。7岁要上学了，不得不要上户口，于是她被父母送到姨母家，此后，她改口喊妈妈叫姨母，叫姨母为妈妈。

她从小就感觉自卑、不受重视，是亮亮的出现，让她获得了新生。亮亮作为“十三孝老公”，每次产检都陪着她，上下班风雨无阻地接送，家务也干得多。

而买房，他只写了丽君一个人的名字，他说：“你姐姐和妹妹都买了房，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家。”

只是时代的沙尘暴中，就连“我想有个家”这么朴素的愿望，竟然也成了一种奢望。还记得，他们买房后发布的第一条短视频动态，配文是：“从此万家灯火，终有一盏只为我而亮”。

图片来源：《线》，视觉中国

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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